人体冷冻，听起来像是只有在科幻片里才会出现的词语。

但对于桂军民来说，这是一个生命中最重要的词汇。

2017年，他的妻子展文莲成为中国本土首例冷冻人，现如今正以头朝下的姿态，被保存在山东济南银丰生命科学院低温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个不锈钢液氮罐中。

目前，全世界能够独立实施人体冷冻的机构只有4家，其中一个就是位于中国山东的银丰生命科学院。

在这里冷冻着10位中国人，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男孩只有13岁。

他们都在法律认定的死亡后接受了低温保存手术，“沉睡”于零下196℃的容器中。在这样温度下，一个细胞的新陈代谢将需要2400万年。

在-196℃的人们，生命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不算活着，但离死亡也还有距离。

桂军民今年53岁，四年前，他患有肺癌晚期的爱人展文莲被宣告临床死亡。

他与妻子的最后一面，是在山东银丰研究院，经过了55个小时程序降温后的展文莲，即将转移到液氮罐中进行长期冷冻。

只有10秒时间，隔着操作间的透明玻璃，桂军民只能看到妻子的头部。他本以为冷冻后人会变得如木乃伊一样干瘪，但展文莲的脸除了由于脱水而显得更小一点外，跟生前没有任何区别，“就像睡着了一样。”

桂军民当时心里长出了一口气：“我当时真想拍拍她的脑袋，起来吧，别睡啦！”。

这样的最后一面，让桂军民更加坚信，妻子还有机会被推出来，重新活过来。

2016年6月，展文莲发现颈部有个小疙瘩，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当年12月，她突发脑出血，检查得知肺癌发生脑转移。此后，她的身体开始不可逆转地迅速衰竭。

2月做完手术后，为了让展文莲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桂军民将她送入了临终关怀病房。在与病房主任的一次偶然交谈中，桂军民了解到了人体冷冻。

“我本以为人体冷冻十分遥远，是只有国外有的高科技，结果回去一查，才发现中国的人体冷冻中心离我家这么近，开半小时车就能到。”

中国首家人体冷冻中心：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
桂军民有些心动，他深知妻子一直都不赞成火化，“人假如到了那一天，角膜、器官都可以给别人用，一把火烧了多浪费。既然人要离开这个世界，总得留给别人点什么。“展文莲生病住院期间，还特地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咨询过捐献器官事宜。

最重要的是，妻子“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即使到了最后几天，早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的展文莲，依旧会乐观地把药片强放进嘴里，痛苦又坚决地嚼完咽下去。

这种劲头下，桂军民说不出放弃。

第二天，桂军民就动身去银丰生科院进行了实地考察。

紧接着，他开始在网上找资料，找专家咨询，尽自己所能地做功课，了解人体冷冻的原理、流程、价格......心里渐渐有了底。他开始和银丰的团队接触，详细了解了手术的操作流程、技术未来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风险等。

反复斟酌后，他决定试一试。桂军民做好了最坏打算——假如冷冻手术失败，就把还完好的器官都捐掉，然后火化，“大不了回到世俗的道路上”。

展文莲当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只能说单字。桂军民趴在她床前，没有直接提“冷冻”字眼，而是问她：“你这个病现在无法解决，给你换个办法，你先睡觉，好不好？”妻子点头。“可是要睡很长时间，等你醒过来之后病就可以治了。”妻子掉下了眼泪，去抓他的手，说出单字“好，好”，事情就此敲定。

展文莲住院期间的影像资料
亲朋好友劝他“遵循传统，入土为安”，就连最好的朋友也骂他：““人都这样了，你还折腾什么啊！”但桂军民一意孤行，任别人骂他痴傻，就是舍不下妻子。

两人是青梅竹马，初三就好上了。

当年的他是高中里的“体育明星”，特立独行，觉得考试太形式化干脆就交白卷考零分。展文莲则是个大大咧咧的热心肠女孩，会悄悄偷来家里的馍票塞给饿肚子的自己。

年轻时候的桂军民和展文莲那时候日日约了要一起上学，天刚蒙蒙亮，展文莲在前头骑着自行车，桂军民就在后面跟着跑。“八公里的路呢，要不是前面有喜欢的姑娘，哪儿有动力跑。”

一眨眼，就是30年。

工作、结婚、买房、生子、赡养父母......平凡的日子，一天天就过来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光阴把感情熬地越来越浓，却没想到“一起白头”竟然成了一句空话。

“面对自己最心爱的人，你就看着她一天一天衰亡下去。想尽一切办法，只有一个念头——我想留住她。”桂军民和银丰科学院签署了《生命延续计划知情同意书》。

2017年5月8日，展文莲陷入弥留之际，桂军民和儿子一起，亲手关掉了支持她生命系统的呼吸机。

凌晨4时1分，医生宣布展文莲呼吸和心跳停止，这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她已经离世。

病房外，来自银丰研究院的团队迅速响应，他们要在病人临床死亡4-6分钟内介入，此时脑部和其他器官的功能仍然存在。医生需要先通过外力维持机体生理功能，再减缓血液凝固，同时进行降温，让身体保持活性，维持在一个可以复苏的状态。

人体冷冻手术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灌流”，由于人体内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水分，水在低温下一旦结成冰晶，会刺破细胞膜，造成人体损伤。所以医生得用防冻剂将人体内血液置换出来，防冻剂会逐渐变成固体但不会结冰。

6个小时的灌流后，展文莲身体的温度达到了3.2度，身体代谢也大大减弱。最后，又经过数十小时的深度降温后，她身体的内外温度都稳定在了零下196度以下。

直到今天，她已经在-196℃中“活”了四年，身体状况一切良好。

这些年，桂军民也一直觉得妻子活着，他从不说妻子“死了”，只说“睡着了”。原本妻子坐的副驾驶，他至今不让任何人坐，展文莲的手机号码从没停过。

桂军民每次去看望妻子时，都会带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里有展文莲最爱的听的邓丽君的歌。周末，空荡荡的生科院里只有几个值班人员，他就静静站在玻璃窗外，望着装着妻子的那个金属罐。桂军民一般不说话，“话都在心里说”，他只会干一件事，就是用妻子的手机放歌。

妻子生前最爱那首《我只在乎你》，他有时也会跟唱：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和妻子一起听完那几首歌，桂军民就回家了。曾经相伴30年的两个人，在那短短几十分钟的“相聚”后，一个回归人间日常，一个静静待在零下196℃里。

在可以预见的日子里，他们将不复相见。

无论国内外的人体冷冻机构，都会在合约上明确写明“不承诺复苏”。

真的会有解冻的那一天吗？那时候的世界能治好癌症吗？再次醒来的人，是否还有从前的记忆？是否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她该如何面对崭新的世界？

这些问题，都没有准确的答案。

桂军民的解决方案是，自己也签署人体冷冻的协议。假如有一天科技真的能解冻冷冻人，他陪妻子一起去面对未知。

“她醒来一定很孤单，我去给她作伴。即使那时候的世界再陌生，至少我们还有这三十多年共同的记忆，我们还可以一起回忆回忆。”

为了让妻子“醒来后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桂军民每年都会记录下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如果有一天真的能一起复活，“她睡着的这些年月，我一点一点跟她补。”

他害怕妻子的相片晒褪色，便一张张翻拍后再配上文字保存起来。有关妻子的故事，能想起来的他都花时间写下来。桂军民知道冷冻也许会给大脑带来不可逆的记忆损伤，他也很清楚“她将来活过来，也许她还算我的妻子，但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讲，她是一个新的重生的人。”但是他还是在心底盼望着妻子能够记得一些这辈子的事，尤其是关于“她是谁”的事。

“她可以忘了我们，但不可以忘了她自己。”

妻子冷冻三个月后，桂军民接受了一次采访。在结尾，记者问他：

——“假如她醒过来，你觉得她还会再爱上你吗？”——“我觉得她还是会的。”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在展文莲之前，因胰腺癌去世的儿童文学作家杜虹，是中国首位选择冷冻身体的人。

2015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冷冻机构，61岁的杜虹在几个热爱科幻的北京青年志愿者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唯一一个能到中国进行手术的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

杜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是获得雨果奖的大热科幻小说《三体》的编审之一。一直都是个科幻爱好者的她，对《三体》中的很多情节完全相信。在得知自己患病后，杜虹跟女儿说，自己也想尝试《三体》中描写过的那个冷冻手术。

“妈妈说，50年后能否有效是未知数，但她不介意用自己的遗体做实验，新兴科技总要有人尝试。”为了实现杜虹的心愿，她的女儿女婿卖掉了在北京20多平的一套养老房，加上杜虹的一生积蓄，凑齐了手术所需的75万元，和阿尔科签了协定。

杜虹与女儿的合照

人体冷冻可以全身冷冻或者仅头部冷冻，前者的价格远远高于后者。杜虹一家凑出的75万人民币，只够冷冻头部。

这意味着杜虹能够留在这个世上的，只有一个大脑。

2015年5月30日，陷入弥留之际的杜虹对这些年来相依为命的女儿说：“我想抱抱你。”这是她的最后一句话。

杜虹的冷冻手术一波三折，由于医院不同意在现场进行冷冻，冷冻团队寻遍了北京，最终在一家殡仪馆里完成了灌流手术。

由于是当时的中国第一例，杜虹和女儿都同意了全程记录手术过程。两位志愿者，一个全景机位，一个特写机位，拍下了杜虹冷冻以及开颅的全过程。

美国阿尔科的专家，正在准备杜虹手术

随后，杜虹的遗体被放入干冰中带回美国，她的遗体经过人头分离，大脑被保留在-196℃的冷冻液氮罐中，身体则依据遗愿捐献给阿尔科进行冷冻研究。

在《三体》一书中，人类为了送一个探测器去获取三体世界的情报，举全人类之力，将癌症患者云天明的大脑送到太空。

在三体人面前如同虫子般弱小的人类，只能祈求三体人可以由于好奇截获这个大脑，并且让这个大脑复苏，然后云明天作为探测器的大脑可以正常工作，再向地球传回正确的情报。上述的每一项都是在赌博，但这已经是人类在坐以待毙之外，能做的唯一的事。

绝望中的希望，只能是一条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算冷冻后真的有复活的那天，醒来后只有一个大脑的杜虹又该如何面对世界？

这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61岁的杜虹却做了。倾尽全部家财，甘愿切割下自己头颅送入冷冻罐，只因相信《三体》中那样的世界一定会来临。

就是相信，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愿意留一个头在那里，哪怕等上百年千年。

母亲被冷冻保存后，杜虹的女儿去参加了一个科幻作家的论坛，见到了《三体》作者刘慈欣。刘慈欣对此这样评价：

“对杜虹女士敢于这样选择，我是充满敬意的。她能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以后，还能用自己的“身体”去向科学的未来探索，是一个很有想象力且充满勇气的人。”

目前为止，世界上冷冻人的数量已经接近500人，上千人签署了在死后捐献遗体进行人体冷冻的协议。

有人说，这是人类医学的曙光，永生的希望；有人说这是智商税，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商业葬礼；还有人说这是富人专享的科技游戏......

舆论从没有给这些冷冻者及其家人们一点点温柔。全世界最小的冷冻者——泰国一名因脑癌死亡的2岁女孩Einz在被冷冻后，她的家人遭受了重重抨击。在全国上下信奉佛教的泰国，人们纷纷指责Einz的父亲的选择是“禁锢了女儿的灵魂”。

冷冻着Einz身体的液氮罐上贴着她的照片
面对铺天盖地的言语攻击，这位父亲说：

“如果我做这些，仅仅是为了见到她，那我就太自私了。如果你想给自己的孩子希望，那就要给她活着的机会。

没有生命，就没有机会可言。”

Einz的家人带着书信和遗物到美国阿尔科探望她
人体冷冻，一项前路茫茫的技术，也许它的最大意义，就是让死亡从诀别变成了再见。但再见，再见，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重逢也许太难，只盼你活下去。

2014年11月，癌细胞在Einz全身扩散，家人意识到这可能真的是终点了。Einz 的父母用手机录下最后一段视频，他们拿着Einz最喜欢的白色裙子，唤着她的名字。当初他们给女儿取名为Einz，是因为发音和中文还有日语里的”爱“一样。

他们对着镜头说：

“我们到尽头了，Einz，是医学的尽头，人类的极限，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有一天你能醒来，可能几百年之后看到这个视频，你要知道爸爸妈妈爱你。”

有人说，人生实苦，何必永生。但“活下去“只不过是人类自然而然的欲望，对生的执念，从来不是一件耻辱的事。

那些活在-196℃中的人们，让我深信人间的爱和希望，可以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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