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当因为受伤或者其他原因索赔保险时，程序一般都会非常复杂，十分坎坷。

不但赔偿不会轻易到手，甚至有加拿大人还被政府秘密跟踪，最后还定了一个“骗保”的罪名，身体上遭受的痛苦还不能得到赔偿，心理上还被伤害。

多伦多女子艾丽西亚·米卡莱夫(Alicia Micallef)就是这样一位受害者。据CBC报道，她不仅被安省保险局派人秘密跟踪加偷拍，还被指控撒谎，结果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和保险局打官司，虽然最后被判无罪，但是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他们没有底线的，”米卡莱夫接受采访时表示。

事情是这样的：

2015年5月，米卡莱夫在上班时，头撞到储物柜，脑震荡了。

根据医疗记录，在医嘱的康复时间之前，安省工作场所安全及保险局（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 WSIB）就让她接着上班了。原因是保险局认为她的恢复时间太长了。

米卡莱夫(Alicia Micallef)

根据法庭记录，从15年10月开始，保险局就开始秘密跟踪并记录米卡莱夫的日常活动，虽然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又撒谎的行为。

法庭记录还显示，保险局希望避免支付评估她病情所需的昂贵医疗检查费用。

“这真是太可怕了。他们进了我的公寓。他们站在我的门外，偷听我对我的猫说什么，”米卡莱夫说。保险局不仅有完整的跟踪报告，甚至还有偷拍的视频。

保险局正在对米卡莱夫进行跟踪

公共和私人保险公司都表示，他们利用这种监控是来证明欺诈行为。但是来自工人维权机构“工人社区法律诊所”（Workers Community Legal Clinic）的律师约翰·麦金农（John McKinnon）说，这种行为更多的是用来恐吓受伤的人放弃他们的索赔，或者劝阻其他人根本不提出索赔。

“这种证据更具有轰动效应，当然会让受伤的人感到恐惧，”律师说道。

“所以，如果人们被吓得放弃索赔，这对保险公司或工人赔偿委员会来说是一种经济利益。”

据律师透露，这种监控通常持续几天，每天只记录几个小时，所以很少能全面了解伤者的情况，非常片面且主观。

据悉，私人保险公司必须遵守联邦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案的规定，包括在秘密录像之前获取欺诈的确凿证据，而不仅仅是怀疑。

而且加拿大关于伤害保险欺诈的统计数据其实特别少。过去5年中，只有来自卑诗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新不伦瑞克省报告了4个案例。

然而，就是根据这些片面的所谓“证据”，保险局指控米卡莱夫撒谎，并停止了对她的福利，甚至还要求她把之前收到的福利全还回去。同时，还指控她犯有两项“虚假索赔罪”。

被偷拍的视频记录了米卡莱夫的日常生活，包括听音乐会，坐在地铁上看书，以及在多伦多漫步。

米卡莱夫被保险局偷拍

她说：“我做的是是个人都会做的事情……我没有为一条腿骨折提出索赔，我提出的是脑损伤索赔，他们根本不打算帮我。”

根据保险局的指控，如果罪名成立，米卡莱夫要面临2.5万加元的罚款，甚至是监禁。幸运的是，2018年，安省法庭判她无罪。

法庭还批评安省保险局在明明拥有大量医生——包括一名神经学家——支持米卡莱夫受伤声明的文件的情况下，仍然下令进行秘密监视。

法官Mindy Avrich-Skapinker称这种监控是“对隐私的严重侵犯”，并谴责了WSIB的医生，因为他的医学观点完全基于监控视频，甚至没有和米卡莱夫见过面，更别所做系统检查了。

“一切都变了，”米卡莱夫直言自己被安省保险局已经搞得神经兮兮的了：“我现在总是会回头看。如果有人跟得太近，我会让他们先走....我还在门上加了一把锁，在我的公寓里尽量安静地坐着，不发出任何声音。”

米卡莱夫过去很开朗，现在变了。

保险局拒绝了CBC的采访，只是表示，“监视是最后的手段。”据悉，在保险局每年处理的25万份新申请中，2016年至2020年期间，只有“一小部分”—约占0.01%—被批准进行监控。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职业健康与安全法杰出研究主任凯瑟琳·利佩尔(Katherine Lippel)表示，秘密监视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

“他们觉得自己被当作罪犯对待，这对你的健康没有好处……他们通常是在没有任何欺诈证据之前这么做的，只是以防万一。”

“我认为这在社会和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麦金农律师说，这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原告甚至害怕进行医生建议的体育活动，“因为担心这些活动会被保险局误解、歪曲，并被用来对自己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