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经七十八岁的汪康夫，都认不出自己五十四年前教过的学生了。那时，孩子们还在上小学，十来岁的年纪，女生都还没发育成熟，男生们也是矮矮的个头。现在，学生们都变了样，和他一样步入了暮年，白发、皱纹、慢性病代替了曾经的青涩懵懂。

今年78岁的汪康夫(刘思洁摄)

从2016年开始，汪康夫为当年的“强奸女学生”案申诉的消息在媒体上曝光，他陆续跟随着记者见了一些当年的学生，也有学生主动找上门来。

现在已经70岁左右的学生们，总是能一眼认出老师，他还是如年轻时一样消瘦，额头和眼角的皱纹没能掩盖住他和青年时一样的端正眉眼和清高气质。他还是不苟言笑，说起话来不急不燥，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儒雅。

在法院保存的案卷材料中，记述着这样的骇人故事：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琴水小学，有十二名小学女同学，被班主任 “强奸”和“猥亵”。小学教师汪康夫，因此被判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5年。而作为“受害者”的女学生们，最初都不知道汪老师因为她们被判了刑。

这些“施害者”和“受害人”，度过了不一样的五十四年。女学生们大都度过了普通顺遂的大半生，而汪老师在释放后后娶妻生子，为了摘掉自己头顶上“强奸犯”的帽子，一直在各级法院、检察院间奔波申诉，快到耄耋之年也未能洗清自己的冤屈。

2020年，曾经的班长李利元和班上的同学李新恩，辗转走访了那些曾经被公安认定为被“强奸”或“猥亵”的女同学，鼓励她们站出来说出当年的真相——“都是没有的事”，“那些材料是在其他老师的威胁下写的”，“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啊”……目前，他们已经收集到八位女同学的证明材料。

在汪康夫坚持不懈的申诉后，今年5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复查。而在7月29日，又以原卷无法调取为由，做出了中止审查的决定。

汪老师的洗冤之路又陷入困境，他不明白的是，他委托的律师2005年就曾调取过卷宗，至今他手头还有复印卷，为何检察院却无法调取?他害怕这一“中止”，对他而言变成“终止”，毕竟他已到人生末年。而那些当年的“受害者”，如今出来作证的学生们，则希望尽快给老师一个清白。

汪康夫家所在村子(刘思洁摄)

五十多年后“受害”学生为老师作证

按当年的指控，被汪康夫“强奸”的女生有两人，“猥亵”的多达十人，她们都是汪康夫班上的小学女生。如今，除了其中一位女生在十多年前去世，另外十一名女学生都已经儿孙绕膝，过着平常的老年生活。

每天下午两点，康国劳都会准时出门，偶尔她会用塑料袋提一大袋青枣，带给牌友们吃。和她一起搓麻将的，还有住在离她家不远地方的老同学李桂贞。她们都已经退休，孙子外孙也过了需要她们带的年纪。

刘美娇这些年腿脚不再好使了，在记者探访前的一天，因为没能站稳，她摔了一跤，现在她腿脚不太灵便，长期坐在椅子上。当年她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虽然头发已经全部花白，但从大眼睛、高鼻梁还能窥见她年轻时的美貌。

有的女同学现在已经离开了当地，跟着儿女生活，有的女同学还需要照顾自己患有老年痴呆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母亲。

当李利元找到这些多年未见的女同学时，不甚唏嘘，岁月已经不可避免地在她们的身上刻下了印记。

虽然大多数同学都在县城和附近乡镇居住，但这些年来，他们联系并不多。偶尔街头遇见，也只是打个招呼。同学们之间，从来不会聊起他们小学班主任汪康夫的事情。即便是康国劳和李桂贞天天在牌桌上见面，她们聊的多是麻将、儿孙，还有琐碎的日常。

这个小学的班主任，已经消失在她们的生活中太久了。女生们最初不知道汪老师因为“强奸和猥亵”她们而坐了牢。过了些年，有人收到了老师的来信，有人接到司法机关来人的调查询问，有的甚至是到了2016年看到有媒体报道，才得知当年发生了大事情。

本以为汪老师真犯了强奸罪的李利元，也是在2016年才知道老师原来是被冤枉的。他在心里一直挂念着为老师平冤的事，2019年在李家祠堂祭祖时，遇到了小学同班同学李新恩，他对李新恩讲起了汪老师的遭遇，交谈过后，他们想要帮助老师一把。

于是在2020年年初和5月份，他们陆续联系上当年被认定为“受害者”的女学生们，听她们讲述当年事情的具体经过。女同学们也亲笔写下了当年被老师们叫去问话的真实情况，以及对于老师人品的担保。在这些情况说明和证明信后面，女同学们署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有人还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身份证号码，甚至按上了手印。

时间不等人，这十二名女生中已有人去世，留下这些白纸黑字，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助她们的老师平反。到现在，他们已经收集了八份证明材料，由李新恩保管着，准备在合适的时机交给司法机关。

时代洪流下的“犯罪分子”

事情要追溯到1966年5月16日，汪康夫被抓。这一年是汪康夫教书的第七年。在那个特殊的年岁，每到休息日，学校都会组织集中学习，以及开展教育批判和检举揭发。

汪康夫是莲花县邻近的永新县(属于吉安市)人，他做人低调，也与人为善，不会主动揭发和批判自己的同事，因此也没有什么老师会来批判他。不去招惹是非，是因为汪康夫明白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

工作中，汪康夫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为人处世，也处处小心翼翼，就怕被人抓到什么把柄。但是，工作组入驻了学校，后来他被抓走。

一份由琴水小学社教工作组撰写的《关于琴水小学教师汪康夫猥亵、诱奸女学生调查报告》中，记录着工作组所调查出的汪康夫的两大罪状，除了强奸和猥亵，还有其他问题。

在汪康夫看来，自己被“选中”，也许与自己的出身有关。也有女同学猜测，可能因为是汪老师教学成绩出色，在学校里遭人嫉妒，才遭此祸端。

对于汪老师突然在学校消失，班长李利元记得，当时有老师来通知他，汪老师被调走了。但小道消息开始传播，李利元听到了汪老师因为“强奸”班上的女同学被抓去坐牢的说法。

李利元平时和班上一些成绩好、外向活泼的女生交好，得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同学和老师身上后，再看到那些女生时，这个小男生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觉得她们不像往常那样美好了。”

女同学贺莲玉记得，她当时感受到了周围同学目光的变化，因为年纪小，也不太懂那些眼神的含义，只是困惑于，“他们怎么那样看我?”

小学生被胁迫写下检举材料

汪老师从学校消失之后，班上的女同学被轮流叫去谈话。五十多年过去了，大多数女生都难以回忆出当时谈话的完整过程。

记者联系采访了十位女生，其中有一人说，不记得当时有人来找她谈话写材料，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和这件事扯上关系的。有人表示，当年有人找她谈话，她应该是强硬拒绝了。也有一人，觉得记者的来访是对他们现在生活的一种打扰，不愿意多说。

而更多的人表示，那时年纪小，什么都不懂，是在老师的威胁和诱导下，写下了自己都不太明白是些什么意思的话。综合多位女生的记忆碎片，大致可以拼凑出当时的大致过程。

当时由学校两位女老师曹静安和贺恩莲负责和女生们谈话，女生们被单独叫到办公室。老师一脸严厉，让她们交代和汪康夫老师的问题。女同学们不知道该交代什么，有的女同学在老师的桌子上看到了其他同学写的纸条，都是一样的内容，也照着抄了一份，才被放走。

有的女同学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老师就说：“我来教你，按照我说的你写。”有人被威胁不交代问题就无法升学，有人连续三天都被叫去办公室，写不出材料不许回家。

女同学李莲新记得，当时曹静安老师一脸严肃地问：“汪康夫是不是对你怎样怎样了?”她站得直直的，一遍遍回答，“没有”，“没有”。可是在曹静安威胁不交代就别想回家吃饭之后，她害怕起来。

也有女同学在被逼迫下写完材料后，碰到了班上的其他女生，就互相安慰，等公安局来了说实话就行了。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句交谈后，女生们再也没有互相讨论过这件事。

女同学贺莲玉记得自己被迫写下那些材料后，心里不太好受，总觉得做错了事情。她找到了曹静安老师，想要纠正自己写下的内容，只得到“你去找公安说吧”的回复。

但是女学生们没有等到公安来找她们进一步调查，也没有人带她们去医院检查身体。她们很快就毕业了，有人上了初中，有人辍学了。有的忙着劳动挣工分，有的当红小兵。她们不知道自己“交代”的材料，后来成为老师犯罪的证据。

虽然汪康夫始终未承认有强奸或猥亵女学生的行为，他还是被判刑10年，在鄱阳湖农场接受改造。

和“受害”女生们的记忆相去甚远，法院保存的卷宗里的三份材料，琴水小学社教工作组撰写的《关于琴水小学教师汪康夫猥亵、诱奸女学生调查报告》，以及当年负责找女学生们谈话的教师曹静安和贺恩莲所写的材料，记录着汪康夫对女生们实施犯罪行为的“详细细节”。

材料里的汪康夫，和他在生活和工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完全是两个人，他借着给学生看病、补课，教学生游泳等各种机会，对班上的女学生实施猥亵和强奸。

当时听说汪老师强奸女学生的事后，李利元甚至对人性产生了怀疑，原来表面上正派的人，私下会做出这样龌龊的事情。

最初认定被强奸的是十二名女学生，后来认定被强奸的受害人变成了两名，其他的只是猥亵。

莲花县人民法院在1966年9月7日做出的 “关于强奸少女犯汪康夫的案情报告”显示，后来的复查中，曹静安承认在找女同学谈话的过程中有追逼和引诱现象，由自己写好检举稿子交给女学生抄。

而1980年莲花县人民法院在对案件复查时，贺恩莲也承认，“我记得学生当时没有写过检举材料，只叫我和曹老师写过检举材料。”

艰难的申诉之路

对于十年的改造生涯，如今的汪康夫不愿过多去回忆，只是轻描淡写几句带过。那期间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肾结石，而比身体苦痛更甚的是精神上的屈辱，“强奸犯”的帽子，就这样扣在了他的头上。

1976年，改造结束后的第二年，汪康夫的父亲去世。1977年，他成了家，妻子是和他一样家庭成分不好的邻村人。因为书教得好，村里小学找他去做代课老师。

汪康夫和妻子在家门口做饭(刘思洁摄)

有了家庭和工作，生活似乎可以步入正轨了，一切都在向前看。可是在另一个人生侧面上，一切都是停滞的，停在“强奸犯”这个罪名上。

1978年，汪康夫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让他振奋的消息，国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了。感受到了政策的变化，他也开始了为自己申冤的道路。

汪康夫的申诉之路伴随着中国法制体系的建设和进步过程。1978年，县里有了律师事务所的前身法律顾问处，他花了五十元钱为自己请了一个律师。

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汪康夫努力学习各种法律知识，熟读法律条文，还买了本名为《怎样打官司》的书。直到现在，他还能清楚地背出这部法律中和他翻案最直接相关的条文。

他觉得自己早把案子研究透了，但申诉过程并不顺利，持续四十多年无果。漫长的申诉之路煎熬着他，让人绝望。他一封封手写申诉状，递交到各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均石沉大海。最初律师去调阅他的卷宗材料，吓了一跳，怎么厚厚一沓，翻开才发现，有很多都是汪康夫自己写的申诉材料。

他最初向一审法院莲花县人民法院申诉，1978年，该院对汪康夫的案子进行了复查，后来曾做出过这样的认定：该案材料不全，如被奸人未有证实材料。但后来又以“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由驳回了申诉。随后他向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1987年，申诉仍旧被驳回。

那时，汪康夫一边在村小教书，一边为自己的案子到处奔波。闲暇时间，就往法院跑。最初到县里申诉，可以坐车一天来回。等到需要去市里申诉时，因为路途遥远，需要在那里过夜，每次他就花五元钱找一个最便宜的小旅馆。

学校的工作，他还是认真对待，他没有跟同事说起过自己的冤屈，身边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在为申诉奔波的事情。

在他申诉的前十年，也有一些公安局和法院的工作人员找到不同的女同学家中去了解当年的情况，女学生们都如实讲述了当年的情况。莲花县人民法院在1980年进行复查时，也询问了原来判案的法官，这位法官也承认，当时就发现了与学生谈话的老师存在诱逼方式，没有对认定被强奸的两名女生进行检查等问题。但是申诉之路仍旧异常艰难。

到了1999年，汪康夫迎来了一丝希望。在坚持给江西省高院寄出多份申诉状后，该院通过信访转办函把案子转交给了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院在转办函中写到，认定汪康夫强奸没有事实根据，没有被害人的控告、笔录、陈述。

汪康夫这些年给各单位寄申诉信留下的凭证(刘思洁摄)

那时他觉得萍乡市中级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待他的态度还不错，他的冤情终于要昭雪了。但到了2000年，萍乡市中院驳回了申诉。

汪康夫继续申诉，2004年，萍乡中院又将案子转给了吉安中院。吉安中院又让汪康夫向省高院申诉。而省高院一直未回复。那时给省高院寄去材料，会被退回，而去一趟南昌不容易，汪康夫就坚持打电话，电话那头总是传来“知道了”、“知道了”的回答，随后就是匆匆挂断电话的嘟嘟声。

2016年，澎湃新闻报道了汪康夫的案子。记者在采访贺恩莲时，她承认自己当年找过女同学谈话，汪康夫也没有强奸过女学生。媒体的报道引起了舆论关注，但是平反之路还是遥遥无期。

戴着“强奸犯”帽子的人生

1979年，汪康夫改造结束后的第四年，他给当年“检举”自己的一些女学生写信，讲述自己的遭遇，并且向学生们询问当年的情况。收到的几封回信，都叙述了当年被威胁和诱导写下材料的情况。

汪康夫把女生们的回信交给法院，却变成了他串通被害人的证据。1987年吉安中院给汪康夫的驳回申诉告知书上写着：你出狱后，一面申诉否定犯罪事实，一面对当时参与办案人员和被害女生一一去信，鸣冤叫屈，要求他们出面为之否认，有些被害人在你多次纠缠下，写信否认原检举。

在此之后，汪康夫再也没有跟这些“受害”女生们联系过，他怕再被认定为串供。直到2016年，有记者来采访，汪康夫跟着记者一起，才见到了几个当年被他“强奸”或“猥亵”的受害者。

汪康夫不怪这些女学生，他明白当年她们既年少无知，又身不由己。而当年判案的草率和后来纠正错案的艰难，才让他真正感到心寒和绝望。

但同时，汪康夫又是坚韧的，他爱把自己比作不倒翁，觉得无论经历什么自己都不会倒下。但是这个寄托着自己精神和人格追求的物品，也透露出他对于人情世故的失望，“不倒翁倒下是有人推，但是站起来却没有人扶。”

他在申诉不断受挫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工作上的兢兢业业。虽然只是代课老师，但他被推荐代表学校参加示范课比赛，并取得了优异的名次。每个月只有30块钱工资，但是他说，“我认真工作不是要对得起这30元钱，而是要对得起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不过，他不敢再跟学生们走得近了。

他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低调，不去争抢什么东西。因为教学成绩出色，县教育局曾想要调他到县城里的小学做代课老师，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顶着“强奸犯”这个帽子，如果表现冒尖，可能被针对，连最后的一点同情也会丧失掉。

汪康夫曾经有过两次由代课老师转为民办教师的机会。第一次，包括他在内有五位代课老师参加考试，通过即可转为民办教师，但因为有人作弊，所有人都被取消了资格。第二次有考试机会，但学校校长没通知他。

汪康夫自己也说不清，没能成为民办教师是否跟他的身份案底有关。当然，他更不敢奢望能有机会转为公办老师了。代课老师的工作，他一直干到2013年。

虽然身边人表面上都待他和善，记者走在村里，随意拉住一个村民，问他们对汪康夫的评价，都会说他是一个书教得好的好人。也有人感叹他教了一辈子的书，现在却没有一分钱的退休工资。但实际上，歧视还是生长在人们的心头，汪康夫明白，在一些冲突爆发时，他是“强奸犯”这个点就会被人揪出来。

当初他家建房子时，因为修后门和水管的事和后排的邻居起了争执。在争吵中，这个本来还是他同事的邻居说，“你想想你自己的身份。”最后，汪康夫妥协了。

1980年代，是汪康夫过得最艰苦的一段时光，家里四个孩子，负担重，工资收入又低。他不得不琢磨一些副业维持生计，养黄鳝，孵小鸡，卖菜，都干过。

但他仍旧觉得自己亏欠了孩子，因为家里穷，大女儿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四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女儿读了大学，学费生活费还是三个哥哥姐姐打工凑的。

因为是代课老师，离岗后汪康夫没有任何退休工资。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他的语气总是波澜不惊，即便是表达不满和愤懑，也似乎不带什么情绪。“我不应该落到这个地步，我无愧于社会，无愧于我的学生。”说到这里时，他稍稍提高了音量。

平常在家，他也总是沉默的，不大说话。妻子已经耳背了，和她交流需要放大音量。提起这些年艰苦的日子，她满脸笑意，说嫁给汪康夫是缘分，这些年的生活很幸福。

如今家里还有个十四岁的外孙和他们一起住。孩子从小跟着汪康夫长大，他觉得爷爷人很好，待人温和，还很能干，会辅导他语文。

今年5月份，收到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复查案子的告知书，汪康夫觉得希望又来了，话也变得多了起来，似乎这些年的等待和煎熬要有个好结果了。但是等到后来，却是失望，不知道“中止”复查后，再开启是什么时候。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中止审查通知(刘思洁摄)

他热爱文学、写作，年轻的时候，他还有期望，准备等自己的冤屈洗清后，写一本回忆录，写写自己前几十年，作为卷入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的故事。

现如今，汪康夫已经78岁了，他形容自己是“黄土已经盖到鼻子”的人了。他只希望自己不要戴着“强奸犯”的帽子入土，他不想让自己的子孙被人说有一个“强奸犯”的祖宗。

而对于那些愿意站出来为老师作证的学生们来说，历经人世沧桑后，也更加明白说真话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