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它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意义大同小异，都属于不相干的“外国”。

可是，在新加坡20元纸币上，却印着一个中国人。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拥有中国国籍、将后半生都奉献给中国的中国人。

他就是，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的著名南洋企业家陈嘉庚。说起陈嘉庚，你也许听说过他的大名，知道他的慈善和助学事迹，但是恐怕不了解他的坦荡胸怀和远见卓识。

陈嘉庚生于1874年，是福建泉州（今厦门集美区）人。他父亲陈杞柏早年跟着兄长下南洋，在米店当伙计。后来，头脑伶俐的他，干脆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了一家“顺安”米店，几年下来收获颇丰。

长袖善舞的陈杞柏还经营地产、种植业和工业。1900年鼎盛时，名下资产达40万，办理硕莪厂，开辟黄梨园数百顷，创办黄梨厂以制成品外销欧美各国。1900年是陈杞柏实业的顶峰，其各业各产等资产共40余万元叻币。

1891年，中日甲午战争迁徙，17岁的陈嘉庚到马来亚，跟随父亲学习经商。三年后回乡晚婚，读了一年高中，22岁再赴马来亚，替父亲管理米店。这近20年的家乡生活，成为陈嘉庚一生的精神寄托；那个屡遭外欺的祖国，成为陈嘉庚念念不忘的牵挂。

青少年时期陈嘉庚

可惜，没过几年，父亲的米店便开始走下坡路。1904年，米店不但歇业，而且欠了别人20万元，留给30岁的陈嘉庚一个烂摊子。

按理说，当时新加坡法律规定，儿子不必替父亲还债，但是从小注重仁义信誉的陈嘉庚，不想让别人戳脊梁骨，苦干四年略有积累后，千方百计找到债主，替父亲了却心愿。

青年时期陈嘉庚

当时，有人笑话他傻，但是陈嘉庚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 “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

陈嘉庚借助生产菠萝罐头东山再起后，又果断进军橡胶产业。由于其重信用、口碑好，生意日益兴隆，经过短短十多年发展，陈嘉庚便成为马来亚最富有的华商之一。

善于经营、成为巨富的人到处有，但是拥有家国情怀并付诸实践的巨富，却并不少见。

经商致富的陈嘉庚，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更没有忘记那个孱弱的祖国需要他一臂之力。

1911年以前，当他还是一个小富商时，就时刻关注国内政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他不但提供资金，而且研读三民主义后，依然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海外革命党的重要一员。

陈嘉庚

陈嘉庚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始终引以为憾。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因此，尚在父亲店里帮忙时，就曾在家乡创办学塾。

辛亥革命以后，陈嘉庚觉得教育问题更加迫切。从1913年开始，他不断派人回乡创办教育机构，开设幼儿园、小学、中学、专门学校、科学馆、图书馆和医院等。1918年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和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至今仍是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上的一座丰碑。

厦门大学群贤楼前的陈嘉庚铜像

南洋华侨中学

在其所在的南洋，陈嘉庚同样不惜血本，投入巨资改善教育。他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成为当时新加坡地区最高学府。后来，又陆续创办了南侨师范学校、水产航海学校、南侨女子中学校、光华学校、爱同学校等学校。

其实，陈嘉庚虽然拥有千万资产，但是并非最富有的华人。比他更有钱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愿意拿出钱来，不计回报地提高华人教育的，陈嘉庚先生应该排在第一位。

陈嘉庚号召华侨支持祖国抗日

即使1930年代，由于经济大危机和外来竞争，陈嘉庚实业出现大滑坡，资产严重缩水，他都没有退缩，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教育。

更可贵的是，陈嘉庚还有更大的胸怀。他内心里时刻牵挂的，是整个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他身在海外，又是一个商人，无法直接出力，就将希望寄托于国内一个又一个革命领袖。

孙中山逝世后，陈嘉庚痛感国家分裂，又寄希望于新领袖蒋介石。可惜，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很快便失去了革命精神，让人看不到希望。

苦闷几年后，他终于发现新的生机。1940年中，66岁的陈嘉庚亲自率领慰劳团回中国访问，参观延安，重庆等地。他从延安看到了一种朝气蓬勃的力量，一种拯救民众于水火的能量。陈嘉庚的心开始转向，期望的对象不再是国民党。

国共内战期间，陈嘉庚正式摊牌，亮明了政治立场。他反对美国援助将及时，批评蒋介石搞政治独裁，声援民主党派制止内战。

1949年，当内战形势明朗、国家重圆时，陈嘉庚再也耐不住内心的热望。当年5月，他应邀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陈嘉庚回到祖国后，深深地被党的作风震撼了。他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如此焕然一新，如此充满生机。

他的侄子陈共存曾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延安精神真是令人感动，真的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一个人讲自私。那真是不可想象的，你没看到过你是想象不出来的，我是看到过的。”

陈嘉庚感受到一种自内而生的激励和冲动，他决定长留祖国，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改造中来。

对于陈嘉庚来说，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决定。他的事业和实业都在南洋，而此时的南洋各地政府恐惧共产主义扩张，对与之交往密切的人防范有加，更不用说直接参与新中国政府了。

因此，回归新中国的陈嘉庚，在南洋各地政府眼中，将从一个实业家变成“通共分子”，他为之奋斗的商业王国，也将会遭受意想不到的冲击。

但是，陈嘉庚没有退却。为了能为这个新生的祖国尽一份力，他连命都不在乎，还在乎那些资产吗？

那一年，陈嘉庚已经71岁。

回到国内陈嘉庚，作为海外华侨的代表，备受新政府重视。先是让他参与政治协商会议，又安排他进入全国人大常委，每月发着高工资，出入可坐小汽车。按他的政治身份和年龄，舒舒服服地安享晚年，接受全国人的敬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新加坡筹赈会

但是，陈嘉庚既不贪图享受，也不愿意闭上大脑，停止思考。他不坐小汽车，不穿好衣服，不吃好饭菜，仍然保持着长期养成的节俭持家传统。更重要的是，他仍然在努力地独立思考。

陈嘉庚久在南洋，见识过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较常人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见识。他回到国内以后，内心倍感欣慰的同时，也有很多疑惑，甚至不解。

他既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也不赞成把北方邻国当作“太上皇”。当看到东北大街上到处都挂着画像时，他感到很不舒服。当他听闻外蒙古获承认后，更是怒不可遏，接连写了十几篇文章，表达自己的异议。当然，在那个中苏友好的年代，没有一家报纸于发表这样的论文。

没有报纸发表他的看法，他就向集美师生宣讲，并在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雕刻地图时，坚持将外蒙古包括在中国地图之内，下刻文字说明外蒙问题的由来。即使高层施压，他也是仅同意删除文字，而仍然保留了地图。

对于被奉为圭臬的苏联经济建设模式，以及新政府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陈嘉庚同样直言不讳，多次阐述自己的不同见解。整风运动期间，他曾冒着被划为“右派”的风险，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评官僚主义作风。

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这是多么的难得；对于一位本可以享受特权的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是多么的可敬。

陈嘉庚晚年

由于时代的原因，陈嘉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言，大都没有获得接纳和践行，但是随后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他的大多数建言不但勇气可嘉，而且充满了前瞻性的睿智，是海外华侨留下的一笔宝贵思想财产。

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曾说，他伯父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他一切的出发点都以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衡。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按照这标准，上自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凡是合者，他都支持；凡是不合者，他都反对；不管你地位多高，权势多大；也不管亲情多深，私谊多厚；一律同等对待。

天地之间，人来人往，能像陈嘉庚先生保持这种理念并躬身践行的，恐怕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