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良：在关键时刻，特朗普力图抛弃“疫情议题”，实施“跳岛战略”，直奔自身的优势竞选项，但民众已经觉醒。

近期国际社会最大的新闻并不是高加索两个小国之间的炮火轰鸣，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冠，以及他突然回到权力中心后，媒体曝光出防卫森严的白宫被新冠病毒攻破，特朗普身边一众高级幕僚以及一批军事将领感染的新闻。

如果是穷国、弱国遇到这样的“悲剧”，可以说是囿于客观经济条件无力预防病毒，然而哪怕是最穷的非洲国家也没有发生因为疫情而导致执政党政治精英群体性感染的事件。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迎来这样的局面，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可以说是一起典型的“政治丑闻”。

白宫以及共和党高层等政治精英感染的严重性是世界防疫史所罕见的。第一夫人梅拉妮娅、助手霍普?希克斯、白宫新闻发言人凯莉?麦肯内妮、白宫顾问史蒂芬?米勒、海岸防卫队官员查尔斯?雷上将、马克?米利将军、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娜?麦克丹尼尔、共和党参议员麦克?李、共和党参议员汤?提里斯等悉数未能幸免。

还未痊愈的特朗普依旧沉迷于“坏事变好事”的“辩证”逻辑，沉迷于自导自演的“胜利”中不能自拔。他整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企图利用他的患病经历，来证明他的总体对策，即保持国家运转、即使病例增加也在所不惜，是有道理的。特朗普在Twitter上写道：“尽管有疫苗，每年还是有很多人死于流感，有时甚至超过10万。我们要关闭我们的国家吗？不，我们已经学会与之共存，就像我们正在学会与COVID共存一样，在大多数人群中，其致死率要低得多！！！”从特朗普的话语中，可以使人明显感到其违背常识和常理，甚至不符合社会道德伦理。

通常，政治丑闻是被视为道德或法律上错误的行为或事件，会引起公众的愤怒。尽管美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总统如何进行疫情防控，但疫情在全美引发的混乱，激化联邦与州政府矛盾，激化族群矛盾、阶层矛盾，使得美国陷入认同危机，产生政党重组和治理困境。疫情产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打破了特朗普“让美国继续伟大”的神话泡沫，特朗普执政的道德基础在动摇，民众信任开始逆转。

按照政治学的逻辑，民众选举总统不仅要求其正确履行总统的职责，确保民众的福利水平以及国家安全，同时作为公众政治人物，总统被要求肩负特定的道德使命，这种道德不仅包含遵守法律、社会戒律，言行也须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以及基督教美德等，这些往往构成总统的执政权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曾经指出，总统之职主要是一股道德领导力。历史学家罗伯特?达列克（Robert Dallek）更是明白地点明“总统是这个国家的道德权威中心”。美国民众对总统的选择往往倾向于：白人精英，爱国主义，信仰基督教，强势并富有道德。特朗普上台改变了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总统的规范。而特朗普在应对疫情事务上显然缺乏信用和常识，“空喊口号”和“反智主义”使得美国成为全球疫情重灾区，国家恢复正常显得遥遥无期。特朗普自己更像一只埋在地上的鸵鸟，最终也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

特朗普应对疫情的失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反建制主义”目前已经走入死胡同。政治极化造成两党在各个领域的斗争，消耗资源，制造无数的政策泡沫，却无力阻止美国走向脆弱。疫情更像是一枚“毒刺”刺破了美国神话。疫情笼罩下，政府无力和核心精英团体的内讧使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在特朗普身上更多地表现出“实用主义”，在这种动机下，常识可以被歪曲，真相可以被视而不见，因为政治“胜选”才是其核心利益。特朗普时常表现出一副为美国命运而战的形象，有舍我其谁的气魄和“人设”，其政策在起初招揽了一批具有“民族主义”和“复兴美国”情怀的政治精英。然而疫情改变了一切。

特朗普在三年多的执政中，主要“政绩”包括初步提振了美国经济，界定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开启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发动贸易战和投资保护主义，清理奥巴马时期政治遗产，修建美墨边界墙，击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等。历史倾向于把“武功”作为评价总统领导能力的最重要的标志，但其实，特朗普却在“武功”方面难以与前任匹敌。战争往往并不是衡量总统伟大与否的唯一标准，承担保护国家和民众安全的使命更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而专权、无能力解决经济危机和未能保障公民生命权利，无疑是失败总统的表征。从目前的结果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及其处置已经超越了特朗普的个人认知和执政能力。在疫情多轮次的大爆发直到席卷白宫之际，特朗普始终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领导力，“白宫沦陷”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丑闻”，反映的是总统在某一些领域上的治理能力不足。

世界卫生组织于2016年发布的报告《传染病暴发期间伦理问题处理指南》（Guidance for Managing Ethical Issues in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指出，当传染病暴发时，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需要履行以下义务：确保国家公共卫生法律资源充足；在传染病爆发期间制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基础；各国应审查其公共卫生相关法律，以确保法律在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力来应对传染病的同时，还应向个人提供适当的人权保护。同时，世卫组织要求各国进行社会动员，利用社区力量，关注特别弱势群体的境遇；合理掌握稀缺资源的分配，实施紧密的公共卫生监测，在必要时实施限制行动自由的法令，引导民众正确对待恐惧和绝望，建立和保持社区以及民众的信任等。这可以说是一种国际规范，但特朗普完全不是这样做，美国更没有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应有的大国榜样和风范。

如果说各州的疫情特朗普可以推托说是州政府事务，联邦不便干预，那随着白宫、内阁以及军队高层疫情感染的进一步披露，特朗普越发难以解释如此恶性的事故中总统的“失职”。他更不可能将“口头胜利”当作真实的胜利，作为自身竞选资本。最终美国公众会意识到这是特朗普政府的无能，远不是特朗普一贯的“嬉皮笑脸”，不断用推特“修饰”就能让人忘却的悲剧，其本质是一起重大且可能需追责的“政治丑闻”。事实上，随着特朗普蛮横无理地以权力推动他自己的“防疫”思路，这种压制使得一些坚持科学真理的“事务型官员”以抗议和离职来抵制。比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官员里克?布莱特在10月6日宣布辞职，理由是特朗普政府忽视科学专业知识，推翻公共卫生指导意见，不尊重科学家，导致大量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或因此死亡，他无法继续为这样一个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政府工作。在疫情丑闻的外压下，特朗普政府的“技术型”官僚既要“自保”，又要忍受低效而缓慢的政府行政官僚作风，在对总统负责与对民众负责之间，特朗普的团队正出现“内部分裂”趋势。

随着美国社会变得更加世俗化，族裔更加多样化，大众媒体的分裂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导致其更加原子化，总统作为道德仲裁者的角色日益深化。而特朗普往往以“让美国更加伟大”作为其政治动员的口号。在大而空的口号下，诸如疫情等棘手的社会问题就没有得到良好解决。在应对全国性疫情上，特朗普与各州就资金和物资分配产生冲突，其推诿、懈怠、回避成为一种常态，疫情的消极后果直接拉低了其民调支持率。这使得特朗普深刻地感受到危机，而越惊慌越乱，越乱在处理疫情上越没有分寸，越不承认其“失败”。在关键时刻，特朗普力图抛弃“疫情议题”，实施“跳岛战略”，直奔自身的优势竞选项，然而美国民众已经觉醒。特朗普继续淡化自己的新冠感染和民众大规模死亡的消极影响，不实事求是，不勇于承担责任，这终将激起民众的反感。

美国公民对总统的期待很多，所以他们会选择用神圣的选票实现“优胜劣汰”，总统选举本身是一种政治更新机制，也是一种代议形式。目前形势开始向好拜登，毕竟美国民众期待的总统是一个高能的危机处理者，全国士气鼓舞者，议程设置者。他们期望总统在外交、经济和国内政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他们期待总统能够与普通民众沟通，倾听民众的苦难和无助，比普通的民众更聪明、坚强，更富有同情心和诚实的品质。然而特朗普及其领导的白宫因为被疫情“攻破”，“堡垒”沦陷，重要的国家政治象征也在疫情中没落，这一“丑闻”确让美国民众失望了。特朗普将很难跨越民众心中的“道德坎”，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政治人物很难在政治上站得住脚。

美国人怀念建国先贤的道德和政治品质，历史戏剧性地把优势让给了民主党及其候选人拜登。特朗普出院的次日即2020年10月6日，也是在葛底斯堡战役一个半世纪后，拜登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拜登提出美国正处于危险之中，重新号召美国民众团结，恢复国家信任，停止党争，共同应对疫情；号召美国民众正视病毒而非将其“政治化”，呼吁美国民众为国家的灵魂而战。在这一点上，拜登较好地把握好了美国民众对现状的失望，力求重新回归传统政治价值，号召政治精英团结，不空喊口号。这里，拜登依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建制主义”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政治精英意识形态。无论拜登在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和地点上的演讲能否成为历史性的“集结号”，毫无疑问，是特朗普的“抗疫失利”给了拜登最好的机遇和资本。

1863年的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及其附近地区的一场决定性战役，是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被认为是美国内战的转折点。雄心勃勃的拜登也想推动新的一轮决定美国命运的“战役”。

依然陶醉于“精神胜利法”和期许连任“使美国继续伟大”的特朗普，听到葛底斯堡湖畔边的新声音和民众心中的呼唤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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