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安泽于2017年夏天抵达曼哈顿的一个晚宴时，已经有15人到场。晚宴赞助商是一个俱乐部，目的旨在实现美国问题解决者“大胆，冒险的想法”。

据晚宴嘉宾扎克·格劳曼回忆，晚间讨论的主题是未来的工作计划。那年，杨安泽辞去了Venture for America的CEO职务。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它将青年企业家派往需要经济振兴的城市。

当时格劳曼是一名31岁的财富管理人，他在一家杨安泽担任顾问的非营利组织工作。“我以为杨安泽会喋喋不休地说些无意义的话。但他没有。“格劳曼说，”相反，他谈到了自动化如何取代美国数百万工人，使国家陷入社会危机。”

格劳曼

“他的话犹如一枚炸弹扔向了正在沉睡的美国人。”格劳曼回忆道。“我认为，他投掷了一枚‘自动化炸弹’。让人们质疑为什么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并且抨击特朗普的数据和他的政治愿景。”

当杨宣布他将竞选美国总统时，格劳曼难以置信。 “我当时想：~q~在美国？美国总统’？”杨斩钉截铁地回应说是。“我当时就想，好吧。很酷，我会帮忙。算我一个，”格劳曼回忆道。

后来格劳曼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全身心地成为杨的竞选经理。他们和两名工作人员在杨母亲的曼哈顿中城一所公寓里，为这项竞选活动奠定了基石。此前，这个团队没有人在政治领域工作过。

2017年11月，杨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总统竞选。

2018年4月，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普通人的战争》。杨经常说，“我们处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和经济转变的第阶段。“

他认为，在选举上摇摆不定的州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这才促使特朗普担任总统。

为了在智能机器入侵中生存下来，杨认为，美国需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为刺激这项改革，政府将每月拨款给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1000美元的补助。这是他唯一的武器：自用红利。

现在，杨定期举办千人集会，他的支持者们挥舞着“MATH”的标语，来支持自称为“数字和数据”的候选人 ——那个想要让美国更加努力的人。

“我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国情咨文中使用PowerPoint的总统，”杨5月初在西雅图宣布。

杨完成的另外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将自己，一个声名鹊起，没有政治经验的企业家送进民主党总统辩论台上。

在寻求1美元捐款的病毒式营销活动之后，杨在即将到来的初步辩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在截止日期前两个月已经累积了65,000名个人捐赠者。随后他用自己的gif卡通形象来庆祝。

CNN在4月份为杨举办了一场市政厅活动。5月底，RealClearPolitics的投票平均值显示杨只有1％的选票，但是他领先于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纽约）0.4%的支持率，与明尼苏达州参议员Amy Klobuchar的1.8％的支持率和前内阁秘书JuliánCastro的1.2％支持率相比，落后也不多。

保守派专栏作家马修瓦尔特将杨安泽称为“千禧一代的罗斯佩罗。”

“这是对德克萨斯商人特立独行的民粹主义思想的重新启动。杨也是一个即兴创作的局外人，有着无处不在的竞选活动。但他也是当代美国许多碰撞力量的产物，任何人无法与之相比。

他的粉丝，自称是“杨帮”。他的工作人员为他创造了播客，打下群众基地。

如今，杨有关基本收入的观点在未来思想的圈子中很受欢迎。

杨的竞选活动属于20年，10年甚至5年前不存在的美国流行话语模式：他是互联网时代每个人思想的体现。

杨极获胜的可能性极小，但他的候选资格或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在4月洛杉矶的一次集会前，杨花了一点时间考虑他创造的奇观。根据结果统计，累计有三千多人前来观看曾经默默无闻的杨的竞选。而现在他正准备在电视直播中与Joe Biden等人进行辩论。

“我们这里有很多当地的新闻站，”杨观察道，“而且我必须对待在家里的人说，别急着调整表盘。”

他指着他的观众。 “这是真的。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小时候我以为每个爸爸都有一个博士学位，因为我爸爸有”，在曼哈顿-他的竞选团队总部的一次采访中，杨安泽这样跟我说道。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杨安泽的父亲在通用电气和IBM工作期间曾经拿到过超过50项个人专利。

童年时期，杨安泽因为过于腼腆而长期受着同龄人的欺负，他告诉我，“我是我们年纪唯一的亚洲人，所以同学们都欺负我。因此我想跳一级脱离他们，却发现我比班上的任何一个同学都要瘦小和矮。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让我当着全班的面站在讲台做一些动作，我的眼泪哗的流了下来。”杨安泽回忆道，“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哭泣了”。

在《普通人的战争》这本书中，杨安泽写道，“我从未忘记过童年的痛苦，被怀疑和恐惧反复啮咬着，深刻到甚至带来生理上的疼痛。这种感觉是胃的深处感到的剧烈恶心”。他细数着这校园里遭到的因为种族，长相和身体所带来的奚落，他始终记得被同龄人嘲笑过的爱情和性经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和底层人民之间的联系是我引以为豪的事情，”杨安泽写道。

被篮球运动员和爱玩龙与地下城的小孩欺负的困扰一直伴随着他长大。真正危险的不是一把锋利的刀，而是钝刀。他和大他两岁的哥哥关系很亲近，当他哥哥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杨安泽决定去上寄宿学校。听了夏令营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建议-令他母亲感到高兴的是-他选择了新罕布什尔州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一所学费直逼很多大学的寄宿学校。

这那里他很孤独，却发现自己很擅长辩论。1992年，他曾作为国家辩论队的一员，代表美国去伦敦参加比赛。谈论到接下来的总统辩论时，他有时会把这段经历拿出来，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道。

杨安泽毕业于布朗大学，随后是哥伦比亚法学院，在那之后他在纽约做过五个月不怎么开心的企业律师。他曾就职于两个创业公司，但最终都终结在了互联网泡沫面前，这些经历在他看来都是失败的。但是他很享受在初创公司曼哈顿GMAT担任董事长的职位，而后这家公司在2009年被Kaplan收购。也就是在那里，杨安泽成为了他口中的百万富翁。他并不具体透露是几百万，“我的净资产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很多”，他形容自己的财政状况“相当不错”，这通常是人们对于非亿万富翁的百分之一人群的描述。

2011年，杨安泽创办了他的非盈利机构美国创业，据他介绍这家带来了上千个就业机会。他指的是人口统计学上的大多数人，比如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在美国创业的第六年，杨安泽遇到了最近四位总统中的三位、参议员、州长、科技巨头、亿万富翁以及参加“智库会议”的人士。他开始确信，没有人在解决他所认为的工作危机-在生产和零售行业，中等技能的工作正在逐渐没落，科技也将威胁呼叫中心和卡车的驾驶。人工智能将会替代会记，行政和一些医学诊断行业等涉及到重复作业的高技能工作；杨安泽未完成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更快地通过放射拍片找出人脑中的肿瘤，而且比医生要更精准。

杨安泽的结论是，劳动力正在迅速地走向衰亡，但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足够重视。“我曾经，以及现在，都百分之百地确定没有一个人在试图做任何事情去拯救这些问题”，杨安泽告诉我，“所以，想象一下，有了这种确定性之后，用商业的语言来说。只有两条路可以解决，第一，总得有人站出来处理它。第二，我来处理它。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没有人会去解决它。”

杨安泽的妻子艾芙兰已经记不清她的丈夫第一次说到要竞选总统时的样子。“我觉得我必须不把它认真看待”，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她说。后来“他辞职的时候”她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艾芙兰遇见杨安泽的时候，她正在美妆行业做一名市场部经理。“他看起来是这么的真诚和聪明”，艾芙兰回忆道，“我感觉他就像是把他的内心都写在他那清新的袖子上。我开他的玩笑，他看起来似乎不太会说笑。他一直在努力跟我一起说笑，我很爱他的这一面”。之后在2011年，他们结婚了。

今天，杨安泽住在一个租来的曼哈顿中城两居室里（他们的儿子，分别是3岁和6岁，虽在架子床上）。他们经常去哈德孙山谷里面度过周末。艾芙兰，作为一个全职太太，对于她丈夫想要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这件事比较冷淡。“当他成为一个肩负使命的男人时，他会变得充满活力和激情，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她说，“然而事实是，我并不知道他到底能走多远。但是我相信他想要实现的目标”。她听起来若有所思，但又像是在描述自己的丈夫一些古怪的爱好或者是周末去打排球一样简单，“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支持他”，艾芙兰决定。

杨安泽并没有为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投票，他本来应该投给桑德斯的，他告诉我，“当纽约初选开始的时候，选举已经差不多决定了。这更像是一场抗议投票”。大选的时候他投给了希拉里，就像他认识的每一位共和党人那样，他也觉得希拉里会获胜。“如果特朗普没有获胜，我将不会来竞选总统”，他时常这么说。杨安泽一家人看完大选之后回到自己的公寓。““一想到贾维茨中心所有那些真正悲伤的人，他就想死，”伊夫林回忆说。杨安泽家离特朗普大厦只有三站地铁的距离，从家里就可以看到会议中心。

当杨安泽竞选美国投资的时候，偶然的一天，一个人告诉他，“说真的，你应该去竞选政府机关的职位”，艾芙兰回忆道，“我们真的会笑到翻白眼，让杨安泽去从政这个想法真的太荒唐了”。我问为什么，“我是说，你跟他聊过天的，对吧？”她说，在脑海里迅速寻找词汇，“他非常尊重事实，而且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偶尔会发竞选团队里面找出来的笑话给妻子；艾芙兰不使用社交网站。她怀疑他们的很多朋友并不知道杨安泽是总统候选人（她真的不使用Facebook）很多时候，她会回避这个话题，“只要你提到，我的丈夫在竞选总统，就是在终结对话。”

刚刚变成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杨安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用了一个顾问，对“全民基本收入”与“繁荣红利”等重新命名进行重点测试。2018年2月。纽约时报出版了他们的第一篇关于杨安泽的文章时，文章是出现在商业板块里的。杨安泽在全民基本收入之外提出了一些想法，比如将纳税日定为全国性假日，但他的政纲大部分仍未成形。在关于社会问题的议题上，杨安泽告诉纽约时报他是自由主义者，“我相信的就是你大概觉得我相信的”。

当时，竞选团队的策略是参加每一次会议，接受每一次采访。杨安泽出现在很多文章中和电视节目里。他和美籍华裔的YouTube网红一起吃牛肉面汤。但直到2019年，杨来进入到数字媒体的宠儿——播客，他才迈出了一大步。具体来说，就是对那些想让自己最喜欢的主持人或有趣的嘉宾来主持长达一小时的内心独白的观众进行一对一的长篇大论式的采访。正如亚当•斯特恩伯格(Adam Sternbergh)最近在《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上指出的那样，这种播客既是数字媒体的产物，也是对数字媒体的一种反应，是对人际关系的悲剧性渴望的结果，也是“我们与屏幕的契约互动带来的一片绿洲”。

知识分子山姆·哈里斯在他的博客上为杨安泽做了第一个推广，哈里斯把杨安泽介绍给了乔·罗根(Joe Rogan)。罗根是一位喜剧演员，涉猎综合格斗，是电视节目《恐惧因素》(Fear Factor)一开始的主持人。罗根的播客《乔罗根的经历》(The Joe Rogan Experience)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播客之一，也是SiriusXM的主打节目。(就是那个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吸食大麻导致特斯拉(Tesla)股价暴跌的电视节目)。罗根采访了杨安泽两个小时，聊天内容几乎完全集中在候选人的政治观点上。在YouTube上，这段视频已经被观看了近300万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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