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阿特伍德已经很久了。这位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多产作家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1962 年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与批评散文，迄今已在全球35 个国家出版。小说《女仆的故事》《猫眼》与《别名格雷斯》曾获得加拿大的吉勒尔奖与意大利的雷米欧•蒙德罗奖；《盲刺客》曾获2000 年英国布克小说奖。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出生于1939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国际女权运动在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最早开始阅读的阿特伍德作品是《盲刺客》。这是一部结构复杂奇巧、故事里套故事的小说。小说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劳拉，小说一开始就在车祸中死去；另一个是她姐姐艾丽丝，生活在死者的阴影中，回忆着快被湮没的往事。有关《盲刺客》的故事是劳拉生前写的，描述了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一个富家小姐和一个在逃的穷小伙子的恋情。同时，这对恋人想象出了发生在另一个星球的故事。这个虚构的故事里充满了爱、牺牲和背叛。而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盲刺客》英文原版

 阅读阿特伍德的作品需要有一颗能体察同情女性的心。谈到女性作家大多会套用细腻温柔之类的形容词，却似乎很少会和强悍冷漠联系起来，然而阿特伍德展现的更多的是后者。在《使女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一个虚构的反乌托邦政权中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

《使女的故事》海报，网络图

在阿特伍德的故事中，悲剧不单属于女性，而是属于两性。政权在将男女关系置于极其不对等地位的同时，也扼杀了爱情的可能性。而在各种条件的催化下，对女性的物化找到了最原始的用途：移动子宫。

《使女的故事》美剧海报，使女们被摆放成子宫的形状，更直接地表达了主题。

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这样写道：“我宁愿把这当作一个纯粹由我讲述的故事。我需要这么想。我必须这么想。只有能够把这些故事仅仅当作是故事的人才能看更多的希望。 倘若这是一个由我讲述的故事，我就能随意控制它的结局，那样，就会有个结局，故事的结局。真实生活将尾随其后。我可以在中断的地方重新拾起接续。”

《使女的故事》剧照

在阿特伍德的这本书里，她呈现出一种无奈的悲观：这种悲观源自于无从反抗，或许反抗过，但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屈服。而在她的新作《女巫的子孙》中，反抗成为了可能——尽管它是非暴力的，但足以证明阿特伍德所坚信的虚构的力量。

《女巫的子孙》英文原版

《女巫的子孙》改写自莎士比亚经典《暴风雨》，故事讲述菲利克斯正在筹谋一场足以震撼整个戏剧界的大事——有史以来最华丽、最颠覆、最魔幻的《暴风雨》。在爱妻和小女儿相继离世后的独居日子里，这是唯一一件他还有动力去做的事。但合伙人的背叛却将他打入谷底，无法再继续从事戏剧编导事业。菲利克斯阴差阳错之间来到监狱中指导由犯人组成的戏剧团，并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戏剧展开了自己向背叛者的报复。

现年80岁的阿特伍德

阿特伍德笔下这些充满创伤的人物和空间都具有浓重的非自然叙事特点。这些作品中有太多的眼泪积累在身体里面澎湃汹涌，太多的伤痛放任着它在堤内横冲直撞。嚎叫被压抑在梦中，最后变成支离破碎的呻吟。这些极端反模仿和陌生化的人物半只脚跨越历史，半只脚又跨越现实。他们的话语如同沉重的叹息，揭露了那些在不断被剥夺与失去的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与报复行动。阿特伍德的小说往往将这种矛盾的身份属性通过各种嘲讽、失败和绝望表达到极致。

然而，她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以暗示的希望作为结局——不但如此，结尾的希望常常都是透过夫妻团圆、寻回亲情、回归家庭等的方式表达。历史悲剧不再是严肃的、神秘的和难以表述的，而是个人化的、碎片化的和通俗化的。流亡和创伤最终获得了安然存放在自我意识中的可行性。在我们这个时代，能与阿特伍德这样的作家相遇实在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