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是一种古老的政治行为，从苏秦张仪游说诸国，到诸葛亮舌战群儒，人类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改变历史进程的案例，不在少数。到了现在，游说行为仍是西方国家政坛上司空见惯的现象

尤其在美国，每天都有大量的外国利益集团，想通过政治游说，来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

而在所有国家的游说团体中，有两个是最厉害的：

第一个，毫无悬念就是以色列的犹太集团，他们对美国的影响太深，不少大财阀都是犹太人，连特朗普的女婿都是。这就是他为什么可以眼都不眨一下就把耶路撒冷、戈兰高地、甚至约旦河西岸划给以色列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中国台湾省。台当局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到今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它非常善于撩拨美国人的政治神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美国乔治敦大学史学家唐耐心（Nancy B. Tucker）说的。

在美国，台湾游说集团是重要的院外游说集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游说集团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台海政策。

从最初的维持美台“同盟”关系，到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再到中美建交以来，支持台湾“公投入联”、阻挠国家统一等等，台湾游说集团的活动令人瞩目，其影响之大，除以色列外，无有出其右者。

可以说，台湾游说集团的影响力，是中美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那么台湾在美游说活动是如何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又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016年12月初，蔡英文与当时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破天荒通话，就是对台海稳定的一个严重挑衅。

当时，幕后牵线人是美国共和党大老杜尔，他当时担任台湾游说公司Alston & Bird的特别顾问。这通电话的价格是14万美元左右，在咱们看来这根本是“凯子外交”，但从台当局的角度来想，说实话，不贵。

你想啊，一个长期在国际舆论上边缘化的岛主，能亲耳聆听“自由世界领袖”的声音，仿佛是在与上帝交流，就是花14亿她也觉得值啊。

所以台湾当局在这方面特别下本，据美国华盛顿独立监督机构“敏感政治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年台湾在游说上花了约332万美元（约1亿新台币），超过大陆同期一倍以上。

其实，台湾对美国游说“历史悠久”，早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就致力于对美国国会的游说。1940年，宋美龄来到华盛顿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援助，为此还成立了专门公司，聘请有公关能力的美国人。

同时，“外交才子”——顾维钧，也就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在山东主权问题上据理力争的那位。他也是台湾当局游说美国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当年就是他向美国提出，缔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并在美国社会广泛宣传蒋介石的反共理念和活动，争取经济军事援助。

80年代国民党衰弱之后，台湾游说集团也经历了分化重组。

当时，一大批民间组织出现，同国民党的“官方”机构分庭抗礼，这一方面加剧了台湾游说集团的内部竞争，导致其整体影响力在20世纪 80年代后期出现短暂下降；另一方面，这也迫使游说集团不断拓展对国会游说的深度和广度，朝着专业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游 说集团重新焕发出“生机”，频频在中美之间制造摩擦，大量的对台军售行为，以及涉台法案的背后，都有这批人的影子。    

而在数目众多的台湾游说集团当中，“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和“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简称FAPA），是两个最典型的组织。

“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脱胎于国民党当局的“驻美使馆”。该组织对美国国会的游说活动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代。1972年，在蒋经国的授意下，台“驻美使馆”改组与美国国会沟通的部门，成立了专门的美国国会联络处。

然后征召了一批具有美国教育背景、深谙政治游戏规则的年轻“官员”，他们专职拓展同美国国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议员的联系。

中美正式建交前夕，国会制定并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就是他们的手笔。为了确保台美双方在断交后仍能维持军事领域的实质性交往，他们可没少动员美国国会中的“友台人士”。

而FAPA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不同，它是一家美籍台湾“本省人”游说组织，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与台商的捐赠，没有什么官方背景。

1982年，由20余名台独分子在洛杉矶成立，深绿人士蔡同荣出任第一任会长。其他的发起人绝大多数是台独组织成员，并且同民进党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及金钱往来。

“民主牌”是 FAPA 以及所有美国涉台利益集团惯用的游说理由，正是通过塑造与美国相同的意识形态认知，游说集团试图建立起与美国人共享的“谁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观念，将大陆塑造为一个有别于双方的“异类”，从而唤起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同情，并在相应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接受游说集团推销的理念。

虽然资金不如“官方”，但凭借意识形态，FAPA在游说美国的诸多议题上，获得了较大成功。这包括：

①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 1983 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案”

②美国参众两院于 1985 年通过“台湾民主修正案”；

③1995 年李登辉访美；

④1999 年美国国会内讨论“台湾安全加强法案”；

⑤2018 年 3 月 1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所谓的“台湾旅行法”。

但如果你以为台湾只有这两个游说团体，那你就错了。

所谓游说集团，并非单一的机构或某几个组织的简单集合，它是一系列为了台当局的利益，而有计划、有目的地以美国国会、行政部门、智库、媒体、工商界以及公众等为对象而进行游说的行为体的总称。

整个团体从其组织上看并无具体的章程和规则，而是一个适 应性、变化性较强的松散联盟，而且联盟内部既有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也有着不同细分的利益诉求。

如果从组织运作的“大木营”划分的话，台湾对美游说团体可分为来自台湾和美国两个方面的组成；如果从性质与功能来归 类的话，台湾游说团的构成可以大概地划分作“外交”、情报、民间团体、政党、公共公司等五大系统。

各大组成和系统间既有区隔，也有共通，并且每一个系统内部都包括有数量不等的各类机构和外围组织。毫不夸张地说，从事对美游说的台湾游说团体有数百之多。

台湾自己一直津津乐道的最成功游说，就是大名鼎鼎的卡西迪公司，策划李登辉1995年访美行程。

当时台湾研究院与该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高达 450 万美元的合同，由它在美国开展公关活动。这家公司的老板卡西迪，曾担任美国参议院“营养及人道需求委员会”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在民主党内部有着很深的人脉，其中就包括卡特总统的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

为使李登辉得以访美，卡西迪公司不仅大力树立台湾在美国社会中的正面形象，而且通 过同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会面、向记者吹风以及向州议会施加压力使其通过决 议，掀起了广泛的游说活动。

在克林顿政府决定是否给予李登辉签证的关键时刻，正是卡西迪公司巧妙地通过游说赢得了克林顿总统国内政治顾问的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务院的反对力量。

可以说，台湾对美国国会的游说活动是极其成功的，国会在处理大陆与台湾关系上，经常偏向于台湾一方，而且经常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一系列反华、维护台湾利益的议案。

为了获取哪怕一点点的国际曝光度，台当局都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展开工作。

在对美国国会议员做工作时，他们手段多样，不断增加外在诱因，力图使议员倾向台湾的意愿变成现实的行为。而国会议员在接受台湾方面的凊托，特别是直接请托后，除了接受贿赂有一些心理障碍外，内在的心理冲突并不十分严重。

第一、台湾问题与美国选民关系不大，无论做何表态，都不容易影响议员个人的政治资本，而且也不影响社会资源在选民中的分配。也就是说公正性问题并不严重。

第二、在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上议员还可以找到平衡点。美国的一些思想库和媒体将中国描写成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与台湾地区共同的威胁。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接受凊托的议员可以将倾向台湾与反对中国大陆崛起结合起来。

然后说一些耸人听闻、貌似有理的言论也可一举多得，即回报了台湾当局，又提高了自己的上镜率和知名度，同时还把自己扮演成美国利益忠实的代表者。

台湾通过关系联络、金钱贿赂、机构往来、竞选筹码的授予等行为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关系网。这个立体的请托网将直接游说与间接游说结合起来，把台面上的冠冕堂皇与私下的肮脏交易结合起来。

台湾当局在给予美国国会议员“好处”的同时，连说辞都提前替他们想好了，他们刻意将自己塑造成“民主社会的榜样”、美国的 “传统盟友”，同时利用潜在的美国公众对中美关系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心理，借所谓战略家的建议，扩大中国威胁论。

台湾当局在舆论环境上帮助美国国会议员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公开且大张旗鼓地倾向台湾和反对北京。这样一来，为台湾当局利益辩护的举动变成了维护民主价值、帮助盟友的正当行为，掩盖了以权谋私的交易行为。

2002年4月，在美国国会亲台势力的积极推动下，国会成立了专门负责处理中国台湾问题的新组织“台湾连线”。在发起之初，台湾连线共有41名议员加入， 而到了4月9日的成立之日，则增加到了 85 名，7 月23日则进一步增加至114人。

在2007年的第110届国会众议院中有157位议员加入，参议院中也有26位加入了台湾连线，相当于每10名国会议员中，就有3-4名台湾连线成员。

台湾连线作为国会中的非正式组织，其宗旨就是加强美台之间的政治、文化、战略关系，巩固 台湾的民主发展，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提高台湾 的国际能见度。

2007年美国众议院提出的呼吁行政部门解除对台湾选任高官访美的长期限制的 136 号共同决议案，其幕后推手就是台湾连线。虽然此提案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但使 “公投”引发的两岸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最近这两年，随着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台湾当局在美国国会的声量更大了，由于行政部门的精英层对华认知改变，过去掣肘的力量逐渐消失，美国国会更是毫无顾忌，一连通过了好几个涉台法案，一再挑拨中美关系。

那么，面对台湾游说集团对美国的强力游说行为，我们又该出台什么样的手段反制呢？我觉得有两点是我们必须做的：

首先，从对台工作的角度讲，我们必须要擅于识别，不同游说团体之间的利益区隔和矛盾，然后加以利用。比如各党派对统独立场的认知不同，执政党和在野党地位的不同，以及协调上的冲突等多种原因。

台湾游说团体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他们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换言之，利益不一致也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游说团体，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我所用，服务于两岸稳定的大局的。

以“颜色”划界，或以政党区分的思维方式，有时并不利于我们“反统促独”的工作，有时内部的抑制因素往往更具影响力。要想办法引导他们关注内部的对立，从而瓦解这个庞大的集团。

其次，对美国的角度上讲，必须在组织上进一步完善中国对美游说的机构。

对美游说这方面，其实我们的实力并不如台湾。目前我国对美游说除了大使馆与一些大型企业之外，较少有其他的组织或者群体加入到对美游说之中。

相较于台湾方面、以色列以及日木分别通过“台北驻美办 事处”，“美以委员会”以及“日木基金会”等组织来主导游说团体的做法，我方并未形成“集团作战”之势。

再加上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戒心日渐增强，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防堵中国对其决策的影响，而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力不断提升，美国财团也感受到了压力，过去美国商界大多愿意扮演中国对美的说客，但是现在这种意愿在持续减弱。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宽和丰富我国对美游说团体的构成。目前我们缺少像FAPA这样的组织去整合、动员、训练海外华人的力量，因此在未来，我们可以充分团结海外华人华侨，使其为我国利益发声、游说。

此外，可以发挥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政治身份上的灵活度，鼓励他们加入到对美游说之中。善于利用党派外交和民间外交多种形式，增加我国在美国的发声渠道和游说影响，多力合作。

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努力发展中国自己的实力，我们不能指望向台湾一样，靠着花钱游说来稳定中美关系。只有我们自己真的有足够力量，才能稳定中美关系，不然，花多少钱都没用。

台湾也不要得意的太早，美国人是靠不住的，一味的挟洋自重，坑的是自己，对大陆而言，双方实力悬殊，台湾就算花再多的钱游说美国，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一旦触犯《反分裂国家法》，神仙也救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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