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所言苍梧、扶桑位于东方，高丘、椒丘则代表楚人宗庙所在，是以《离骚》主人公的思想与行动轨迹都指向本族发源，即楚人生来死归之所。对“生来”的回顾正是呼应“死归”，这或可视为“狐死首丘”的另一种表达。《九章·哀郢》亦有印证：“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又说：“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离骚》主人公所述内容，无论是自明身世还是反复求索的方向，皆与今所见墓葬发掘报告中楚人葬制的头向一致，据此不难将“反归”与“赴死”相联系。但这一种赴死并非简单的“绝望之死”，而是蕴有寄托。

《离骚》主人公反复表达了“时不我待”的急迫与无奈，如“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但“死”字又与此交杂反复出现，直接提及的有“九死”“溘死”“死直”等，间接表达如“体解”和借女媭之口所说“亡身”等。

最值得推敲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一句。《说文》以“老”“考”互训，又因“老”下有“七十曰老”，故此句释文多推测屈原年岁及《离骚》成文之年。上文“皇考”之“考”又解作“父”，朱希祖记章太炎曰：“古称父为考，今称父为老子。”然王逸《章句》释“考”又指向死亡：“父死曰考”。若结合“其将至”之“至”，则此处“老”或并有“伤时”“向死”双重含义（闽南方言称“死”为“老”“老去”），这也正是交相充盈于《离骚》中的两种情感。

△《说文解字》书影 资料图片

《离骚》主人公直言“岂余身之惮殃兮”。殃，《说文》释为“凶”，但由楚人生死观而言，“赴死”对楚人是生命状态的改变而非结束，死亡之后将反归先祖所在，以另一种状态继续存在。只因《离骚》主人公赴死是因“不周于今之人”，故表达死志的同时也流露出伤时情绪，遂显得在生死之间徘徊。

黄灵庚在《离骚：生与死的交响曲》（《中国诗歌研究》，2004年6月）将“女媭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定为虚写死亡之行，笔者认为这一段虚写又可根据主人公“赴死”程度不同而分作两层。其一由“女媭之婵媛兮”至“周流观乎上下”，是为生死徘徊；其二自“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顾而不行”，是为死亡决断。赴死而反归的路并非一次达到，无论是意志还是灵魂都体现出反复，故《抽思》有“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远游》有“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这种反复既是主人公的内心写照，也可看作是丧葬礼俗在文学作品中的抽象化体现。

据《仪礼·士丧礼》，士临终时须有一人招魂，呼唤游荡于空中的精气复归于骨肉，如是凡三次。楚地礼俗虽自成系统，但屈原的时代，楚文化与周文化已趋融合，作为楚国贵族，屈原的身上自然也同时具有周、楚两种文化的痕迹。“灵氛既告余以吉占”之前，主人公的灵魂做了三次离体尝试，但都离而未去。

△《仪礼》书影 资料图片

实写部分，主人公“乘骐骥以驰骋”，但止步于兰皋、椒丘，“延伫乎吾将反”，又特别点明“行迷之未远”。虚写死亡预演共有三次远行，次次递进、渐行渐远。第一次饮马咸池、揔辔扶桑，较之实写部分，起点更高，最后“令帝阍开关”，则已飞升上天，被拒后“结幽兰而延伫”。第二次朝济白水、夕归穷石，最后“望瑶台”“观于四极”，不仅飞升上天，且提及的高丘、穷石及青帝的“春宫”皆在东土，又与始祖相关。虽因“心犹豫而狐疑”再次返回，但描写较第一次远行更详。第三次远行之前先问卜于灵氛、巫咸，所卜一生一死：灵氛劝其远逝，巫咸劝其待时。楚人逢大事必问卜，屈原本身即是能够沟通人神的大巫师，故灵氛、巫咸所答或可看作是其内心的生死对话。最后决定听从灵氛之言“远逝”时，又特别指出这是“吉占”，再次证明主人公的赴死并非绝望的终结，而是有所寄托的另一种开始。

△洪兴祖《楚辞补注》 资料图片

最后一次“远逝”是正式迈向死亡的飞行。我们或仍可以从礼俗角度找出证据。“路不周以左转兮”，洪兴祖《补注》引五臣注称“君子尚左”。《仪礼·既夕礼》载：“复者朝服，左执领，右执要，招而左。”即招魂者招魂完毕需要左转，贾公彦疏曰：“必用左者，招魂所以求生，左阳，阳主生，故用左也。”这种招魂仪式死中蕴生，与楚人的死亡观正有相契合之处。

若将有关仪节与前文生死徘徊相对应，则往复再三的死亡预演最终归于“从彭咸而居”的死亡定局。生死主题贯穿于《离骚》之中，但《离骚》中的生死又并非完全对立的“非生即死”。在楚人独特的文化传统背景下，通过礼俗观照，或许能从《离骚》的“赴死”中体会出屈原向死而生、蕴生于死的理想寄托。

（作者分别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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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光明日报》2018年12月3日13版

本期主编：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图片：网络

统筹：刘剑

制作：陈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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