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蔺县永乐镇麻柳村红军渡口遗址

古蔺县大村镇今貌。1935年3月16～17日，红一方面军从茅台镇三渡赤水，第三次进入古蔺县境。

蒋介石得知红军在遵义战役中取得巨大胜利的消息后，十分震恐，极为恼怒。大骂王家烈是饭桶，电斥吴奇伟无能，决心亲自披挂上阵，指挥西南地区军事，在黔北与红军决一雌雄。

3月2日，蒋介石飞赴西南重镇重庆，亲自“督师”。3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出了第一道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他的第一招就是把西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抓到手，剥夺川黔滇军阀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做到大权独揽。紧接着便进行反革命的军事部署：命川军郭勋祺部和残余的黔军进攻遵义东北；命中央军周浑元部进遵义西南，并由中央军吴奇伟部策应；还在乌江沿岸布置了重兵，防止红军南渡。在对红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后，仍旧采取碉堡围困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方法，南守北攻，妄图把中央红军消灭于遵义、鸭溪地区。

毛泽东洞悉蒋介石这一企图，便将计就计，故意令红军在遵义地区徘徊，诱使敌人出动，以便在运动中再歼敌主力一部分，彻底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3月10日，张闻天召集了20余人的中央会议，讨论红军的攻击目标。会上大家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则力排众议，不主张打，他坚定地说：“进攻打鼓新场之敌是啃硬骨头，损失大，不应该，我们在运动中去消灭敌军”。由于意见分歧，张闻天使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结果多数人仍主张打，少数服从多数，于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反复思忖，夜不成眠，总觉得这一仗弊多利少，很不值得，又无绝对把握，因而总是放心不下。于是在半夜又披衣起床，踱到周恩来的住处，向他说明这一仗的利害得失，是否把命令晚些发出，使大家能再考虑一下，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接着他又来到朱德的住处说明原委，朱老总也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当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处躺下时，已经是天将拂晓了。由于这三位主要领导人统一了认识，第二天一早立刻开会讨论时，毛泽东就说服了大家，并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当时战场形势的分析和据此提出不打新场的建议是正确的。因为红军要打新场，同时还会遭到川军和中央军从侧背的袭击，使红军转移增加困难，战斗付出的代价大，且无取胜的把握。这一事例，也说明毛泽东模范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方面服从多数人所作出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不盲目附和，而是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力陈己见，说服大家改变了错误的决定。这种精神的确令人感佩。

为了打乱蒋介石的部署，粉碎敌军的围攻，攻击目标应选在哪里？打鼓新场已不适宜，经慎重考虑，红军决定选择鲁班场作为进攻目标。

鲁班场是仁怀县南面的一个只有100 多户人家的小镇。离赤水河边的茅台渡口仅仅20公里。由于这里离赤水河边的茅台渡口很近，加之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是个军事要地。敌中央军周浑元部在这里驻有8个团的重兵。红军为了给敌军以重创，夺取赤水河上渡河点，以脱出重围，寻求新的机动，决定消灭鲁班场之敌。3月15日晨，红军分兵几路发动对鲁班场的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毙伤俘敌军1000余人。给敌军以重创后，于3月16日撤出战斗。

鲁班场之战，目标不在于夺取这个小镇，而在于扫清通往茅台渡口的障碍。为此，红军对鲁班场之敌实施东西北三面包围，空出南面给敌军一条退路。这样既可对被围之敌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又可使守备之敌，龟缩在镇里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使主力红军能顺利地进占茅台渡口，准备第三次进入川南，以摆脱红军在黔北将被围困的局面。这样，红军在3月16日撤出鲁班场战斗后，于当日即占领茅台镇。

茅台，位于赤水河东岸，当时还只是一个仅有几百户人家三四千居民的又脏又乱的小镇，居民们拥挤不堪地住在赤水河畔高高的陡岸上，那些由灰泥或泥和树枝混合结构的茅屋，仅有少量的红瓦木屋夹杂其间，街道狭窄而泥泞，是一个典型的边陲小镇。但这个镇子的知名度在旧中国很高，因为这里出产的茅台酒以其香醇可口而享誉海内外。它的对岸则是四川有名的郎酒产地，看来这一带均属于酒乡。当时这里有3家较大的酒厂和许多家庭酿酒作坊，战士们一到达茅台镇外，就闻到了扑鼻的酒香。红军到达镇上后，那里的国民党守军和土豪早已望风而逃，于是红军便没收了土豪的财物、粮食，还有那满坛满罐的茅台酒，把它们分给当地的贫苦老百姓，并留了一点给部队。当战士们品尝到这香醇清冽的茅台美酒后，无不啧啧称赞，有的战士还把酒用壶装起来，作为行军疲劳时舒筋活血之用。对于资本家的大酒厂和一些私人酿酒作坊，红军采取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任何人擅自进去取酒享用。红军铁的纪律，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在与蒋介石几经较量后，审时度势，深谋远虑，逐渐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即运用“示形”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以争取主动，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在一次行军休息时，他在一棵大树下，召集红军指挥员，对着摊开的一幅军用地图，用红笔划出箭头，具体地说明其战略意图：从茅台三渡赤水，进行全军佯动，把敌军引向川南，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四渡赤水，折返黔北，南渡乌江，插入贵阳东南部，以调出滇军，然后，乘势折而向西，在昆明附近又折而向北，直指金沙江，来个大迂回，以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尔后，红军在川黔滇地区的军事行动，正是按毛泽东的这一谋略运筹的。

3月16日，红军工兵连架好了浮桥，开始进行三渡赤水的准备。毛泽东和朱德亲自到浮桥上进行视察。毛泽东看到这座坚固的浮桥后十分满意，用赞赏的口吻对朱德说：“好，我们的工兵连真有办法，我们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朱德紧接着说：“成立工兵连时我就讲了工兵很重要，1000年前就有工兵了，他们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这个任务是很光荣也很艰巨的。”

浮桥搭好后，毛泽东率领红军部队从桥上浩浩荡荡地过河，从3月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全部过完。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进入四川，踏上了川南的土地。红军三渡赤水是一次全军的佯动，一切行动完全公开，即使遇到敌人的侦察机，他们也毫不隐蔽，故意让敌军知道。红军西渡赤水之后，进入川南古蔺境内，便分兵一部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西进，公开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以迷惑敌人，大部队则在附近山沟森林中隐蔽集结，待机行动。西进的红军部队在向古蔺县城进军途中，路过镇龙山时，与驻守的川军发生遭遇战，打得他们措手不及，狼狈逃窜，误认为遇到了红军主力。这些情报汇集到一起，造成了蒋介石的错误判断，他认定红军必然西进川南，由此北渡长江无疑。于是急令中央军和川黔滇军火速向川南地区进发，以合力“进剿”，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川南地区。因而在他3月20日发给各部队的电令中，还盲目乐观地作了这样的估计：“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于是，各路敌军在蒋介石的严令下，纷纷向川南地区云集。

（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为1995年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与四川》

编审｜范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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