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今年夏天，北京最新的城市保护运动像一台挥舞着落锤的破碎机，扫荡了雍和宫大街一路上五彩缤纷的商店，这条绿树成荫的道路位于这个城市的两个地标之间：孔庙和雍和宫。

工人们挥舞着撬棍、风钻以及市政府的拆除令，将红灯笼和西藏经幡装饰的砖檐和木柱拆毁。然后他们将那些曾经是门或窗的地方用砖围堵并掩盖起来。

十年前，袁红距离雍和宫不远的一条被称为“胡同”的独特小巷里开了一家美发店，近日的一个早上，她在店里发现工人们正在拆她的玻璃店面。

“等一会儿我把脸洗了行不行？”她说她恳求工人们。“我说你慢点行不行？”

他们不能，也不会。即使她继续为客人理发、洗发、染色和吹干时，工人们还在门口一块一块地堆积砖头，直到她被关在里面。到了快入夜的时候，已经只剩下一个新的窗口。

雍和宫大街重建的建筑物前面的纪念品商店，右图是建筑工人和当地人在街道的一个围栏之外。

当上个月第一个脚手架被搭在雍和宫时，这些建筑物已经恢复到接近他们原始的设计模样，或多或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然而，代价却是至少十几家商店的关闭，它们曾经向大街上总是熙熙攘攘的游客出售香火、珠宝、绘画、雕塑和其他宗教用品。

几十年来，北京当局似乎倾向于拆除这座城市的历史街区，抹去整条由一排排平房形成的胡同。而现在，他们说，他们正试图恢复剩下的东西。

在去年春天的一次讲话中，北京市市长陈吉宁表示，目标是“精心打磨每个历史文化街区”。

然而，保护主义者对这项工作却抱以矛盾的态度。

许多人对旧街区的改善表示欢迎，并指出官员们还对公共厕所进行了改造，由于多数胡同老宅至今仍没有室内的管道系统，这些厕所是许多居民的主要卫生设施。

2017年，工人们在修缮东四地区传统胡同的一个屋顶。

还有人说新工作有很多流于表面。在很多地方，工人们只是在外墙上贴上薄薄的灰色瓷砖，而不是真正使用砖头。这可能会重现胡同民宅和寺庙的历史外观，但无法真正恢复它们。

雍和宫的修复工作是全市“砌砖”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运动现已进入第二年。众多杂货店、咖啡馆、酒吧、理发店和其他在中国投身资本主义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商铺被关停。

这是中国，恢复工作是在政府命令下进行的——独立规划者和保护主义者参与度很低，此事的详细情况也没有被公开讨论。

如今在这片受影响的区域生活和工作几乎是体验一种几乎不变的混乱和不确定状态，伴随着团团尘土和成堆的碎片。

通告贴在建筑物上没过几天，大批工人就来了。雍和宫地区的一名主管在一份区划图上标出一些建筑，说这项工作将“一步步”穿过市中心。

紫禁城以北的其他胡同也贴出了告示，包括鼓楼和交道口这两条街，那里也是店铺和餐馆混杂在一起，居民和游客熙熙攘攘。

“没有商量的余地，”发型师袁红说。

城市官员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但工人们向居民和店主出示了书面命令，明确表示当局要将老胡同里违法的搭建或扩建拆除。

这包括胡同里灰砖墙上开出的许多门道和入口，这些墙传统上是用来遮蔽朝向内部的庭院用的，还有在原本单层的建筑上加盖的第二层。

这些街区的基本轮廓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开创元朝的蒙古人奠定了北京棋盘式的街道布局，它们与紫禁城或主要寺庙一样，都是该城独有的景观特征。

在去年秋天的讲话中，北京市长特别提到了二环里的社区，二环路沿着中世纪城墙修建。这些围墙屹立了五个多世纪，直到1965年在毛泽东时代另一项令人唏嘘不已的城市改造项目中拆除。

9月，参观者在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的一个展览上，右图是博物馆展出的一个胡同四合院大门模型。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在经济因素和缺乏分区导致混乱甚至危险的情况下，北京市正在努力让社区变得有序起来。

“这有助于分清界限，”他在四合书院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位于传统四合院内的文化中心。“否则北京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城市，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对于像袁红这样的店主、她的顾客和附近的居民来说，它的影响已经瓦解了城市生活的肌理。

“其实这个地儿是真正的北京，”在离袁红的理发店不远的地方，73岁的李宗高坐在他家外面的椅子上说。他看着工人们砌起一堵新墙，把三间店铺的门帘给封住，直到10月，这些店铺还都是这片社区的一部分。

他表达了对城市关心的感激，但也对失去了这些小商店感到遗憾，包括他常去买烟的那家店。

北京最近重建的方家胡同公共区域的居民。

“这不跟一出门就能买来得方便？”他问道。

在他居住以及袁红工作的那条胡同，有许多店铺被关：一个五金店、一家粥铺/饺子馆、一个卖室内盆栽的店、一个开朗的年轻女子开的果蔬店，还有一个小摊的老板脸色阴沉，不过卖得煎饼不错——那是一种类似可丽饼的早餐主食。

“你说居民怎么好生活啊？”袁红问道。

一直跟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合作的学者卢晓玫(Rosie Levine)，最近完成了一篇关于整治“开墙打洞”运动的论文。她说，真正的整治目标其实就是关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