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到现在，中美贸易战似乎一路在升级，双方几乎无人知晓这场贸易战如何打下去，又如何收场。更麻烦的是人们对特朗普到底要干什么还是不清楚。主流媒体还是侧重于特朗普的人格、言语和风格，分析和报道尽管具有很大的娱乐性，但缺失深一层的思考。其实，从行为层面看，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特朗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从总统选举开始到现在，特朗普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一些事情上成功了，一些事情上受挫了。但不管怎么说，特朗普算是一个行动派，和之前的美国总统很不一样。这主要是政治人物和商人之间的区分，政治人物注重的是语言，而商人看重的是实效。美国的政治建制派迄今为止还不能适应特朗普，但美国普通社会（尤其是白人）、商界和军界的看法则不相同，这些群体对特朗普更有比较高的认同度。

中国各方对特朗普及其政府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美国建制派的影响。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认知受制于几个因素。例如，美国的建制派控制着大众传媒，对特朗普基本上没有任何正面的看法，特朗普和媒体之间的敌视从来没有中断过。又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接触最多的就是政治建制派和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商界，对特朗普本人及其背后的力量的了解甚少。这些都妨碍着人们对贸易战的理解。

如何理解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这里首先要假定美国是自私理性的。在美国人的思维里，“自私”便是“理性”的前提，“自私”就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是世界上的霸权，其最大利益便是维持其霸权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这就是这些年中美两国都在持续关切和讨论的“修昔底德陷阱”。

实际上，当中国在思考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美国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较之中国，这一陷阱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原因很简单，美国是守成大国，而中国则被视为是挑战者。较之中国人，美国人更相信这一陷阱的存在和可能性。

中美精英阶层认知不同

就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精英阶层并没有任何共识。比较冷静的人看到了两国之间的距离，而一些人则是对中国本身没有任何的自信。与此相反，美国的精英阶层几乎对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形成了很高的共识度。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美国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在中国问题上几乎结成了“统一战线”的原因。

人们不难发现，尽管建制派对特朗普的各种政策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唯独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们都是高度支持的，有些甚至认为还不够强硬。

那么，就美国来说，如何免于来自中国的挑战而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呢？这里主要涉及到政治、军事和经济几个领域的对华政策。在政治上，美国的一贯政策就是人们从80年代以来一直所说的“和平演变”。对于中国，美国不可能像对待小国家那样，直接干预中国的政治，同时也没有像对待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历史“机遇”，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内部的变化。

80年代改革开放一开始，美国对中国就有高度的期望，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会演变成西方式民主。正是这种高度期望，美国和西方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作出了最剧烈的反应。

之后，邓小平的“南巡”化解了这场过早来临的中西方对峙大危机。中国通过自身的大规模、大幅度的经济开放、与世界接轨等方式让西方看到了另一种期待。克林顿似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相信经济变化之后，政治一定会发生变化，这个认知促成了美国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特朗普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把经济和政治一起来考量的，因此尽管贸易问题早已经出现，但他们并不想把贸易问题“独立”出来加以解决。这背后就是一个政治考量，即想用贸易关联来改变中国的政治。

军事方面又是如何呢？美国军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不难理解，任何军队都需要一个“敌人”，尤其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支没有“假想敌”的军队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军方概念中的“敌人”。

这里的因素也很多。第一，军方是既得利益。美国的军工集团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第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随着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也成为必然。第三，美国误读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具有防卫性质，并没有像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本身）那样的对外军事扩张。

但近来美国把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和“一带一路”解读成为中国的“新帝国主义”、“新扩张主义”等，则是用其自身的经验来解读中国，或者把其自己的经验强加在中国之上罢了。

不过，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心，主要不是中国会对其本土构成多大的威胁，而是担心中国会对其海外影响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构成挑战。此外，美国认为中国会对其盟友构成威胁。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小规模的冲突存在着可能性，例如在台湾或者南中国海，但因为两国都是核大国，两国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并没有任何可能性。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政治内部演变的期望没有实现，用经济影响政治的方式也落空了。不仅如此，中国在“学会了”作为手段的西方市场经济之后，并没有演变成为西方那样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成为了西方眼中的“国家资本主义”。

再者，用军事手段来改变中国也没有任何可能性。怎么办？这导致了美国各方面对中美关系的全面评估，评估的结果就是去年底把中国界定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尽管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但俄罗斯并不是昔日的苏联，充其量只是美国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主要表现在乌克兰、中东、干预美国的选举等等领域。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很麻烦，但并不会对美国构成致命的威胁。

因此，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中国了。就连基辛格博士传说要把其从前“联中抗苏”的手段应用到中国，即“联俄抗中”。有关这方面的新闻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曾经流传过，现在又流传起来，其背景并不难理解。

特朗普将目标转向经济领域

而在美国众多的对华思维中，特朗普的思维更具现实主义性质。在政治上，特朗普放弃了从前的做法，意识到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因此，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人权、价值观、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被置于一边。

在军事上，特朗普也放弃了从前的方法。尽管美国对小国家仍然会继续使用其军事强权，但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不可被美国征服的大国，军事强权已经不可能。在这样的认知下，特朗普转向了经济领域。

换句话说，特朗普放弃了从前的基于强权之上的国际秩序，也放弃了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国际秩序，而想建立一个基于利益之上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间赤裸裸的经济竞争。

在这种思维主导下，特朗普找到了美国的优势。尽管特朗普的口号是“美国优先”，但其对外政策使用的最重要原则是“美国第一”。的确，美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包括市场、技术、创新能力、美元等等。这些因素使得美国处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顶端，即经济霸权。

较之其他任何因素，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这些经济因素实际上更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其他国家和美国“关联”在一起，也使得特朗普能够大肆地进行恐吓政治。在特朗普看来，“我是第一，你依赖我，需要我；我可以恐吓你，因为你不能没有我”。其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都是同一个思路。也正因为这些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关联，他们都不敢和美国进行直接对抗。

对中国更是如此，贸易战以来，特朗普一再加码就说明了这个逻辑。对特朗普来说，“美国第一”只是实现其“美国优先”的一个有效手段。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其对中国的判断也并没有错。作为商人，特朗普清楚地感觉到中国大市场对美国所能构成的压力。中国对美国本身的优势既不在军事上，也不在政治上，而在经济领域。如上所说，即使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对一些国家会产生影响，但对美国本身并无多大的影响。而经济领域则不同了。

一旦中国成为一个类似美国那样的庞大消费市场，那么就会自然地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而这样一个经济圈会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也不难理解，这场贸易战的实质就是“技术冷战”，借此美国至少可以拖慢甚至终止中国的经济发展。

如果把这个问题置于近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内容中，那么对美国来说，把中国引向“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中国不会有实力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不管特朗普的意图如何，贸易战不可避免要对整个世界贸易体制构成巨大的伤害和破坏，这是确定的。美国其实是这个体制的主要创造者和维持者，长期以来也从这个体制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美国的问题出在内部，主要表现在从这个体系获得的利益不能在内部进行合理公平的分配，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

再者，美国也看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从这个体制获益，而美国所获利益不如从前了，因此就想改变。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种行为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新的体制是怎么样的呢？它又如何建立呢？

尽管美国可以领导西方（欧洲和日本）进行体制重建，但这不仅仅是体制重建的问题，而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可以预见，且不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即是在西方内部，体制重建也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从国际秩序变化层面来看，很多方面的发展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美关系的变化就是国际秩序层面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的变化。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之一，只是以特朗普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没有特朗普，也必然会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行，未来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国际秩序。未来的国际秩序会以怎样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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