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期间，香港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 GEOVIEN SO/SOPA, VIA GETTY IMAGES

受北京支持的香港跛脚鸭领导人林郑月娥很生气，因为圣诞节遭到“自私的暴徒”的破坏。从事可持续发展工作、参加了民主抗议活动的琼·尚（Joan Shang，音）不这么认为。“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我们就处在这场战争的核心，”她说起香港这场持续近七个月的运动。这样的斗争不会为了圣诞老人而暂停。

我发现，曾经奉行一切务实、不问政治只求财的香港，如今已经分崩离析。一位顾问认为香港现在成了“一个颠覆中国中央政府的基地”，他告诉我，自己已经安排家人留在纽约，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十几岁的女儿呼吸“有毒的空气”。他指的不是催泪瓦斯，而是有毒的分裂。

从合作组织会议到晚餐上的谈话，到处都弥漫着“黄丝”抗议者阵营与“蓝丝”北京阵营之间的紧张气氛。双方几乎不存在对话。这场黄蓝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是香港的法治与中国的“法治”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社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益强化的监控国家专制之间的斗争。

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威胁着习近平的威权计划。 PHILIP FONG/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对抗不会很快结束。如果说21世纪的进程就取决于这场冲突的结果，那是夸大其词，但却也并非异想天开。“这是一场无限战争，”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告诉我。

“习近平说‘祖国’，只让我觉得无聊，”琼·尚喝着咖啡说。“我和那个国家没有关系。我们香港不是一个专制社会。从心理上讲，中国无法理解年轻人可以为了民主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为了钱。”

新获得的财富和快速发展是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粘合剂。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习近平上任后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废除任期限制、扩大技术专制，人们确信，他决心通过专制来延续这种凝聚力。团结和分裂的时代总会交替出现，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习近平希望结束这种交替。

他这种坚定的自信却导致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国会两党共同对一项法案的压倒性支持——就是上个月通过的那项法案，授权对在香港侵犯人权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特朗普总统不情愿签署它，但毕竟还是签了。

中国非常愤怒。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威胁着习近平的威权计划。中国的周边地区显得很紧张。下月就要举行大选的台湾注意到了香港的麻烦。在“一国两制”的幻想基础上实现统一？不了，谢谢。

中国有自己的红线，而香港正在逼近它们。然而这座城市是特殊的；它代表着美元和氧气。香港为大陆企业巨头提供让“红色资本”进出的方式。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也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入口。它甚至提供可信的法庭和法官。因此，中国可能会选择伺机而动。

在香港上演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会是一场可怕的赌博，或许只有发生武装叛乱或直接推动独立才会引发这样的后果。中国大陆准军事部队逐步渗入日益残暴的香港警察，这显然是另一种选择。但这并不是解决方案。北京面临的困境是，“一国两制”这个只有在创造性的含糊中才能起作用的方法，已经没用了。

这一模式是1997年英国将主权移交给中国的前提，按计划将持续到2047年，现在已经进行到其公认寿命的将近一半。它的内在矛盾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中国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在走向自由也就罢了，但如今习近平的统治更加专制，在中国新疆地区估计有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在拘禁营里接受奥威尔式的再教育。

“问题在于，‘一国两制’半个世纪不变的想法开始让人觉得像是枷锁，”香港律师、调解人特雷莎·马(Teresa Ma)告诉我。“我们的社会进步了，但我们的政府却反应迟钝。”

香港的不稳定有很多根源：不平等加剧、房价高企、年轻人的前景越来越渺茫、犹豫不决的治理、随着中国崛起产生的被边缘化感觉。如今，香港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2.7%，1997年，这个数字是18.4%。30年前，毗邻的深圳只是一座小市镇；如今它已成为一个熠熠生辉的高科技中心。

自由对抗镇压并不是抗议的全部。许多不满情绪在时有暴力发生的抗议中找到了发泄口。但这种对抗的确是故事的本质。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麻木冷漠，才是促使香港人在6月奋起反抗的原因。她的政府提出的引渡法案意味着香港的终结。这个城市比任何人都清楚法治和独立司法是其繁荣的基础。允许罪犯被送往一党专政、法治缺失的中国大陆，意味着这一基础不复存在。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Benny Tai)告诉我：“法治的精神是香港人的血脉。”

林郑月娥11月接受传媒采访。 MARKO DJURICA/REUTERS

这就是数百万人涌入街头的原因。逃犯条例被撤回，但为时已晚。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冒出来的精灵叫做自由。根据路透社获取的录音，林郑月娥承认该条例“非常不明智”。她说她的生活“已经天翻地覆”。她什么也做不了。但她不能辞职。习近平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因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导致领导人下台的先例。

抗议者有五项诉求，包括对警察暴行的独立调查和对数千名被捕者的赦免。但最棘手的是坚持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也就是说，给香港真正的民主。1997年的《基本法》呼吁“普选”作为“最终目标”，但要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并且“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

也就是我说的创造性的含糊，也叫做无懈可击的废话。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仿佛出自一名苏联官僚之口，很快就成了一纸空谈。林郑月娥是由亲北京派主宰的1200人选举委员会选出的。效果真不错！

23岁的黄之锋直接说：“根本问题是在北京来看普选和独立差不多。”

香港立法委员、曾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认为根本问题并不在此，而在抗议者的极端诉求。她告诉我，中国同意“香港实行更民主的政府形式”，但“不是一个独立政体可有的民主”。抗议活动已经演变为“企图推翻政府并让香港脱离中国的严重行动”。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独立。这场很大程度上没有领导的抗议是通过社交媒体协调组织的，从商场里的快闪示威到大规模游行，都是沮丧的民众对习近平向凶恶专制的转向和林郑月娥的屈从的愤怒反应。香港的文化变了。曾经是坚决务实，如今是坚决以价值观驱动。大陆有一天可能也会如此。千禧一代重视价值观。

上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民主倡导者占据了87%的席位，这说明了香港民意所在。在这座商业驱动的城市，抗议活动的干扰正导致越来越多的不耐烦和恼怒，但这远不是主要的情绪。明年9月的立法选举可能会加固泛民倾向。

法学副教授戴耀廷不知道该不该给我他的名片，因为他在2014年政治抗议中的角色，香港大学正在试图免去他的教职，并且可能很快就要成功了。在被判公众妨扰罪后，他在监狱服刑几个月。现在已获保释。

平安夜，香港的抗议者们。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们为自身权利的战斗不会结束，”他告诉我。“中国的崛起是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这是香港正在抵抗的。”对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面影响，这座城市是世界觉醒的先锋，其中又混合着焦虑和沮丧。

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外交政策成就，就是在贸易上向习近平施加压力并保持沟通开放的同时，支持香港的抗议活动。美国的施压已经使特朗普在香港受到欢迎，这种压力绝不能松懈。

说过习近平“不是独裁者”的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说过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的乔·拜登(Joe Biden)应该再看看。在我看来，在不动用人民解放军进入这座城市制造一场人间惨剧的前提下，“一国两制”僵局的唯一出路是香港普选。

罗杰·科恩(Roger Cohen)自2009年起担任时报专栏作者，他的文章每周三和周六发表。科恩在1990年代加入时报，曾担任驻外记者和国际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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