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为涂鸦艺术家 Skid Robot 在洛杉矶街头创作的街头作品，2014 年 9 月上传至其 Instagram，躺着的是一位无家可归者。

9 月的一个晚上，57 岁的人类学教授 L. 直到晚上 10 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她给自己的吉娃娃喂了点碎鸡肉，把吸烟裤换成舒适的瑜伽裤，打开一张白色床单，接着调低了车靠背。

她在车里已经住了快半年了。即使同时在洛杉矶市的两所社区大学授课，她还是无法承担不断攀升的房租，最终在今年 7 月用尽了自己的积蓄。唯一的办法是向当地一所非营利机构寻求帮助，在韩国街一间教堂的篮球场上找到个安全的停车位。和她一起在这里暂居的共有 12 辆车、16 个人。

《彭博商业周刊》用 L. 的经历展示了美国西海岸城市所面临的困境：日益严重的无家可归者危机。尽管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协会（LAHSA）发布的数据看上去十分乐观——2018 年本市无家可归者数量首次下降，降幅达到 4%——但无家可归者总数仍然高达近 5.3 万人，比 2012 年高出 47%。首次无家可归者共有 9322 人，同比增加了 16%。而洛杉矶市的居住扶持政策所覆盖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却比 2011 年少了 5000 人。

这样的情况令人诧异。美国正逐渐走出大萧条，股市达到历史新高，失业率不断降低，但无家可归者人数却达到顶峰。尤其是在富裕的西海岸，至少 10 个城市近年来因这一问题宣布过紧急状态：在西雅图市，最大的雇主企业亚马逊今年 1 月股价飙升 68% 至 6750 亿美元，而同月某夜该市所统计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则同比增加了 15%。在苹果、Facebook 以及 Google 总部所处的加利福利亚州，去年 1 月无家可归者人数高达 13.4 万人，同比上升 16%。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露宿街头，占比为全美最高。

问题的成因很简单，解决起来却相当棘手：缓慢的薪资增长，以及飙升的房价。根据房地美（Freddie Mac，也称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的统计，2010 到 2016 年间，可供低收入者租赁的平价住房数量已下滑 62%。

尽管房价高企与无家可归之间不构成必然联系，但如果不进行干预，问题只会不断恶化。总部位于西雅图市的房地产信息查询网站 Zillow Group 有一项研究表明，去年洛杉矶房价每上升 5%，就会有 2000 个人失去住房；该市今年 9 月单间的平均租金达 2371 美元，比 2010 年上升 43%。麦肯锡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显示，住房成本飙升与西雅图市无家可归人口猛增之间的关联度高达 96%。

无家可归问题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获得美国政府的关注，当时的成因包括收入下降、社会福利被削减、平价住房减少。里根政府当时争辩说“流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布什政府随后提出了“住房优先”的模型，也就是首先帮助人们解决永久居住问题，其次才是毒品和精神疾病问题。2010 年，奥巴马政府又推进了这一政策，称要在五年内消除长期无家可归者和老年人无家可归问题。

然而住房成本的上涨速度之快打破了这些计划。《彭博商业周刊》认为，特朗普政府向那些领取房租代金券的人加收房租、并且要求他们必须找到工作的行为，让这些计划显得更加缥缈。租金补贴早已供不应求，代金券还越来越不好用了——根据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ue）今年的一项调研，超过四分之三的房东拒绝把房子租给享受租金补贴的租户。

当然，也有些城市的努力初见成效。全美人口第四大城市休斯敦自 2011 起已经把该市的无家可归人口削减了一半，这部分是靠提供更多住房，这也遏制了房租上涨。非盈利组织 Community Solutions 则与芝加哥、凤凰城等城市合作，提供有关无家可归者的实时监控数据信息，以便更好地协调资源。这种合作已经消除了加利福利亚 8 个社区的无家可归问题。

但要解决的困难还要多得多。首先是资金。麦肯锡估计西雅图市每年需要支出 4.1 亿美元才能实现居者有其屋。但比起无家可归问题每年可能带来的 11 亿美元损失（包括旅游业及企业流失、医疗问题、政策补助等），这其实已经算是个小数字了。“不作为要花更多钱”，西雅图大学教授 Sara Rankin 如此概括。

还有道德问题。过去近 30 年，全美无家可归及贫困问题法律中心（National Law Center on Homelessness & Poverty）的创始人兼执行总监 Maria Foscarinis 一直在做一件事：对全国及各州法律中那些将露宿街头界定为违法的法条进行抗辩。今年 7 月，根据 Foscarinis 等人针对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的两条法令提出的上诉，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终于宣布这类法条无效。

“如果居住没有‘有其屋’的选择，政府就不能将那些贫穷、无房可住、露宿街头的人界定为违法者。因为这种界定的前提是他们有选择。”法院如此写道。这项判决使得波特兰、伯克利等城市均改变了自己的政策。

即便政府愿意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作出努力，他们还会面临那些讨厌流浪者、害怕房价下跌的人的抗议。这些人常被定义为避邻主义者（Nimbyism，Not-in-my-backyard 的简称，直译为“自扫门前雪”）。洛杉矶市长 Eric Garcetti 曾提出要增加更多扶持性住房，部分居民也投票提出愿意缴纳更多税款募集 10 亿美元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但反对者多次上街抗议。今年 2 月，《洛杉矶时报》曾呼吁 Garcetti 市长强硬些，称其政治未来“取决于他如何对待这一巨大的城市危机”（Garcetti 计划 2020 年竞选美国总统），而他的发言人 Alex Comisar 也承诺将在 2019 年年中前开设 15 幢新的紧急住房，并在 2021 年前建成 10 万所新住房。

但这样的执政者不算多数。更多城市管理者为了平息部分选民的怒火，会倾向于短期解决手段，比如清理帐篷和街道。旧金山市市长 London Breed 就是这么干的，他还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一张手持扫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另一些城市则面临行政缺位：《西雅图时报》在跟踪一年 Puget Sound 区域的无家可归问题后直白地写道：没人在管事。

指望企业能予以支持也很难。亚马逊 CEO Jeff Bezos 最近拨出了 20 亿美元的慈善基金用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但几个月前，亚马逊刚刚对一项对大企业的税收上调政策提出强烈抗议，这项政策每年能够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募集 5000 亿美元。

还有些人会指责无家可归者是“自作自受”，但事实并非皆然。《彭博商业周刊》举出的例子是一位单身母亲、美国海军退休人员 Mindy Woods。2010 年她因疾病导致自身免疫力下降不得不从保险公司辞职，转为做保姆、照顾宠物、在青少年夏令营做领队。但传染性疾病的加重使得她和儿子不得不离开公寓，长达 8 个月时间在汽车旅馆居住。虽然随后找到一间临时公寓住了三年半，但 2015 年由于房东停止收取房租代金券，他们不得不再次搬离，并且再也找不到愿意接受代金券的房东。

“这不是吸毒问题，不是精神疾病问题，也不是好吃懒作。我们为了能有地方住已经尽了全力。”她对《彭博商业周刊》说。

大选之日西海岸部分城市选民的反应显示他们有意愿改变现状。波特兰市一项募集 6.5 亿美元建设平价住房的计划轻松获得了多数票。加利福利亚洲也通过了花 50 亿债券建设低收入者住房的决议。旧金山市选民对一项向企业增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的计划也表示支持。不过，在保证这些资金到位、计划得到实施之前，一切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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