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用辛辛苦苦赚的1000块钱，在网上给自己买了一双耐克运动鞋，但是发现是假货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受？

我想你应该会很气愤，而这些让你气愤的假名牌运动鞋或许来自于一个著名的假鞋制造地——福建莆田。

谈到福建莆田，许多人映入脑海的也许会是“莆田系”、“医院”这样的关键词，但这座神秘又神奇的城市的能耐远远不止于此。“在莆田，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鞋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

从2007年美国纽约查获30万双莆田产的假耐克鞋事件，再到2017年因为以海淘的名义把假鞋卖给消费者而被曝光，都让这盛产假鞋的莆田背上了“假鞋之都”的骂名。

莆田是那么的低调，却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大陆乃至世界的鞋业。为什么莆田会背负上“假鞋之都”的骂名？他们真的不生产假鞋以外的鞋子吗？

被选中的莆田

今天全世界的制鞋中心在哪里？你能够想到中国大陆，能够想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再或者是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但在三四十年前，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可能都没听过阿迪达斯、耐克。你也许不知道，当时全球制鞋业的中心，其实是台湾地区。

要想理解福建莆田何以成为“假鞋之都”，台湾都是绕不过的一个地方。

台湾制鞋业起步并不早（1960年代中期），但台湾鞋业靠着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优势高歌猛进，鞋类出口金额自1974年就一直增长，连续15年从没停过，在1988年更是创下高达将近37亿美元的出口额纪录，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鞋类外销供应地[1]。

然而，老大的位置都没坐稳，如日中天的台湾鞋业就开始迅速跌下神坛。

正如现在中国大陆面临着贸易战的困扰，当时火热的台湾鞋业也遭受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围堵。1977年开始，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陆续向台湾制鞋业开刀，以实行进口配额管制来限制台湾的鞋产品出口量[2]。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十分耳熟，大陆读者更熟悉的情节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调查显示，1980年台湾的平均工资为1.11美元/小时，1985年提高至1.7美元/小时，年增长率为12％，明显高出制鞋业竞争对手韩国、中国大陆和巴西[2]。

跨国公司迫不得已，将台湾的制鞋代工厂外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

与台湾隔海相望的老邻居福建，依靠着离台湾距离相近和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台湾制鞋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当时，福建省内主要有三个地方接受了台湾鞋业的转移，它们就是莆田、晋江和福州。

台湾的鞋品牌锐步，将工厂迁入了福建莆田开始大量生产鞋制品；1983年，耐克这类西方鞋类大牌也都纷纷进驻莆田，开工厂招工人。

福建莆田成为制鞋业转移的目的地，不完全是阴差阳错。在莆田被选中前，莆田已经是福建省制鞋业的中心。1986年，莆田鞋革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1亿元，占到了全省的70%以上[3]。

当然，这些都比不上莆田后来取得的成就。仅仅过了十年，莆田的鞋业总产值就涨至42.9亿元。这是莆田制鞋业最风光的时代[4]。

跌落神坛的莆田

可历史总是相似的。随后，福建莆田再次复制了台湾地区制鞋业的命运：从如日中天到跌落神坛。

当时，莆田大部分制鞋企业遵循着出口海外为主的代工生产经营模式，即国外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方给你多少订单，你就得按照订单量进行加工，即便你有能力也不能生产更多的鞋。因此，鞋产量始终被品牌方严格限制，莆田的鞋厂和工人们只能分到很少的加工费。

根据国际消费者联盟的调查，一双鞋的成本部门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生产工厂、品牌商、零售商和增值税。其中工厂的毛利仅占2％，人工费用更是只有0.4％[5]。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商场花100欧元（约750元人民币）给自己买了一双正品耐克运动鞋，作为代工耐克运动鞋的莆田鞋厂只能赚2欧元，工人更是只能赚0.4欧元。

随着福建的经济发展，土地、原材料和工资不断变贵，耐克等品牌商又一次发现，就连在莆田制鞋，也变得不再划算。

我们来看下鞋品牌商最关心的工资。以最低工资为例，用当时的汇率换算，2001年越南的最低工资为约164元人民币/月[6]。然而，莆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380元人民币/月，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丧失竞争力[15]。

台湾贵了，就转到莆田；莆田贵了，那就转到更便宜的地方——东南亚。

莆田鞋厂的单子变得越来越少。但是，鞋厂需要赚钱，制鞋工人更是得吃饭，所以问题来了：混吃等死肯定是不可能的，于是莆田的制鞋厂，就靠着之前代工名牌鞋时所积累的技术，开始走上了制假之路。

莆田制鞋业内人士回忆，90年代开始，一些想仿制假鞋的厂家，通过贿赂在国际品牌代工鞋厂上班的员工，千方百计将其鞋样和设计图弄到手[7]。

正所谓，“先假带后假，大家一起共同制假”，在这些最早期卖假鞋的人赚了钱之后，很快他们的故事在莆田流传。

如果你看现在莆田制鞋业的老板们，你能够注意到他们的人生轨迹大多是这样的：普遍年龄在40-50岁之间，大多数都在青年时期进入台资制鞋企业干活。从最基本的生产现场开始积累技术经验，凭借努力升迁至生产线的班长、组长、课长乃至厂长等高层管理岗位[8]。

出来单干之后，老板们就把积累的制鞋技术带了出来。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后来莆田“高仿鞋”的口碑来源。

温州质检院曾对莆田鞋和专柜正品鞋，从耐磨、耐折、材质等方面进行对比测试，发现莆田鞋的跟专柜正品鞋相比在质量上基本没有差距，按照制鞋标准都属于优等品[9]。以假乱真，是许多人对莆田仿制鞋的最高“褒奖”。

难以转型的莆田

不过假的毕竟是假的。

2007年9月，美国纽约市警方从布鲁克林的两处仓库查获约30万双假耐克，并调查结果称这批假鞋很可能来自莆田附近[10]。

三年后，2010年8月《纽约时报》记者对莆田进行暗访并对莆田的假鞋产业进行了深度报道，这让“闷声发大财”的莆田假鞋产业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10]。

莆田当地的政府不是没想过“管管”这个问题。自2014年到现在，莆田至少组织过3次大型打假活动，小型打假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很难连根拔起[11]。

莆田假鞋像烧不尽的野火，一次次扑灭，又一次次烧回来。那到底为什么无法根绝莆田的假鞋产业呢？

莆田假鞋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社会网络，即“同乡同业”，它是指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和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控制[12]。

比如，全中国经营打印店的老板很多都是湖南新化人。根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湖南新化籍打字复印业占据全国市场额的50％，二手复印机、打印机经营维修的份额更是占到全国市场的65％[13]。

同样道理，莆田人也是“同乡同业”的典型代表。莆田人做生意特别喜欢抱团，红木、农贸、木材、医疗和黄金等生意上都能见到莆田人抱团的身影。所以，受到莆田深入骨髓的宗族观念下，在莆田做生意若有人抛下宗族成员单干，一定会遭人嫌弃[14]。

我们可以从莆田孙村的“打金”业，看出莆田医疗、红木乃至制鞋业的共同特征。这种“打金”业依赖于地方社会网络，所有生产材料都可以在当地一站式采购。关系圈里的人会不断交流信息，比如黄金价格的起落、哪种款式滞销等等。如果你没时间照看店面，可以找人帮忙；如果你资金暂时不能周转，还可以赊账[16]。

这种同乡或同族之间的相互提携，也就是在莆田假鞋从萌芽，茁壮成长为一棵大树的根源。强大的宗族力量所推动的假鞋产业，并不是通过一两次打假行动所能解除的。

而且，在这种宗族体系下，莆田人是否能得到尊重，取决于为家族，做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钱。而你这个钱是哪来的，是不是卖假鞋赚的钱，相对于家族的利益而言，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在莆田这么一个宗族观念浓厚的地方，制假鞋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只要能帮上这个网络里的人，甚至能带着大家一起赚钱，反而你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对于一个莆田老板来说，赚钱确实重要。但比赚钱更重要的，可能是功成名就后盖房子展示自己的实力，可能是每年春节提着跑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