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的人物原型:是商人还是英雄

随着《我不是药神》热映,主人公原型陆勇的故事再度进入公共视野。作为慢粒白血病人的他,先为自救、后为救人而推广印度仿制药。

本文图片均来自《智族GQ》 摄影/罗洋

不过今天我们要讲陆勇的另一个故事:在推广某印仿药七年之后,陆勇转而推广另外一种“药”,印度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他曾为Imacy在中国的推广会站台、在媒体上宣传、并牵线Cyno公司与云南药企合作办厂。

去年3月,《智族GQ》编辑与陆勇同赴印度。经实地采访发现,Cyno公司有以下疑点:

1,药厂售药不要求出示处方,价格是同类产品的1/4。

2,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

3,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Imacy,中央药监局查不到,90%的Imacy通过邮寄方式销往中日。

4,截止结稿时(2017年5月初),生产许可不合规且过期。且经中科院检测发现,Imacy的有效成分远小于原研药。专家介绍,这种药因其药性不稳定,对慢粒患者长期治疗是“有危害的”。

陆勇拥有高知名度,只推荐Imacy, 令其几乎等同于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许多患者因此并不清楚,印度许多大药厂都生产格列卫仿制药,价格在七八百元。患者完全可以有其他安全、有效、便宜的选择。

是“英雄”还是“商人”?如今陆勇因《我不是药神》大火,但这个中国版“药神”的背后,究竟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一起来看《智族GQ》杂志去年6月的长篇报道:

仿制救命药

2017年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现名《我不是药神》)剧组。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他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艾滋病、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药企Cyno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后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药。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Natco公司生产的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Veenat后,陆勇把推荐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Cyno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它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他创立的QQ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Cyno。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Cyno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Cyno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 Jain),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

“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Cyno所产Imacy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白天最多爬升至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

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如日本。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Veenat。”Veenat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着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陆勇摩挲着Veenat的盒子。Veenat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Imacy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Natco的药。”尤努斯说。我问他是否知道Cyno公司。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Cyno的任何药品。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Imacy)。“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准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一盒Cyno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Imacy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Natco生产的Veenat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Veenat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来存在的。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比电影更复杂的故事

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34岁时,陆勇收到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陆勇说。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提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卖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最后抓我过去,要起诉我,最后倒过来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Cyno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Cyno生产的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也没有。“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Cyno的药。但Cyno初进中国市场时,与Natco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Cyno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Cyno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过宣传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Cyno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drugsupdate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Natco之外,还有7家,包括Sun、Lupin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Natco相仿。陆勇说,只推荐Cyno的原因很简单,“因为Cyno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说自己看过Cyno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Natco的人,唯一确定的,是Natco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Cytecare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以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Cyno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Cyno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了搜索了一下,说Cyno的地址应该在Preet Vihar。

Cyno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Preet Vihar附近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和Cyno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成为了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Natco的老板和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Natco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顺利渠道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这个信息。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Cyno公司生产的药,而Cyno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陆勇又说,这是Cyno的商业模式与Natco不同。“Natco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话很烦。”

Cyno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Cyno公司生产的Imacy

4月5日,我在Preet Vihar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Gukka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四十度的天气中,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Cyno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Natc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Veenat。

2010年起,Cyno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Cyno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有数千家药企,桑杰说,Cyno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Cyno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Natco公司的Veenat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Cyno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提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QQ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Cyno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Cyno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新闻,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45度的高温。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Cyno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Cyno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Cyno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位它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往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Cyno方面提供的。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 2015年时还查证过Cyno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Cyno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Cyno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Cyno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做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

“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Cyno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schedule C,C (1),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桑杰另一家药企Gukka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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