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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法律杂志》（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在2016年秋季刊（总第66卷第4期）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法律的未来”专题中收录了三篇论文，展现了四位学者的对机器学习等技术将革新法治的乐观预期。

Anthony J Casey、Anthony Niblett在该文中提出了“微指令”（micro-directives）的构想。

随着技术的普及，信息收集的成本极大降低，为智能算法的研发提供了数据基础。同时，技术提升了信息利用能力，算法可以基于特定的行为人和特定的情境，实时地预判行为结果，并提供最优的行动建议，即“微指令”。基于对以往海量数据的运算，微指令使行为规则的粒度细化至法律无可企及的程度。此外，行为人在行动之前即可获得合法性预期，无须在事后等待法官判决，并且，个体法官的判断往往比算法更具主观偏见。

当然，微指令的世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微指令只是提供一种建议和参考，行为人仍然自主决定其行为，违反微指令并不会招致任何不利后果。渐渐地，当微指令的置信度超过某个临界值，它或将升级为一种行为指令，行为人违背微指令将触发罚款等后果。最后，完善形态的微指令或将直接嵌入各种生活场景，成为前置的行为条件，人们在客观上将无法违反微指令。

微指令的设想也引发了相当的质疑。个人信息的收集一直饱受侵犯隐私的指责，智能技术也无法回避算法歧视、黑盒等问题，况且总是有人本能地怀疑和抵触技术这种非人之物。宏观来看，如果微指令大行其道，案件量将大幅减少，本质上，司法判断的权力和权威将向前转移至立法环节，从而架空现有的司法体系。此外，由于微指令可以细化至几乎所有场景，它或将蚕食法律之外的社会道德，取而代之。更可怕的是，如果人们全盘接受了微指令，则相当于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自主决定，人类将无异于执行指令的机器人。 

Benjamin Alarie在该文中提出了“法律奇点”（legal singularity）的构想。

随着可观察数据的积累和模式识别的优化，人们将最终迎来“法律奇点”。区别于“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的概念（一般是指，机器终将达到“智能爆炸”（intelligence explosion）的临界点，全面超越人类的理解和控制能力），“法律奇点”则是指法律体系达到如下描述的“完全”的状态。

1、完整、繁复的法律

通过对海量案件的分析，机器可以习得所有出现过的情形，从而将较为抽象的、保留空白的法律补全为十分精细、严密的体系。以税法中的典型纠纷“员工应当作为正式雇员（employee）还是独立承揽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来交税”为例，法官一直采用“全面关系测试”（total relationship test）的综合考量，但个体法官对可考量因素的认知各有不同，导致司法判断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习得了历来所有可考量因素的机器，则能做出更为全面、客观、统一、稳定的判断。

2、可即时查询的法律

随着法律信息系统的应用，人们可以随时查询、预测行为规则和行为后果，从而做出决策。事实上，当法律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也意味着其复杂性将超出人脑记忆、人力操作的范畴，从而使人们不得不依赖于机器的反馈。

3、稳定、均衡的法律

针对既定的社会治理目标，机器可以分析出制定怎样的法律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进一步而言，机器甚至可以定义出法律体系应当体现怎样的价值和目标。目前，公共政策的决策还只是基于相当有限的信息，以至于法律不断根据新的信息而变动调整。相比之下，如果机器可以收集和运用相当的信息，则可能实现客观事实与目标价值的收敛，达到一种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从而保障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可预期。

Albert H Yoon在该文中提出了关于后现代法律服务市场的设想。

长期以来，律所都采用小时计费（hourly billing）模式，基于律师的工作时间向客户收费。律所的小时费率一般较高，限制着普通大众对法律服务的消费。值得一提的是，法律服务属于“成本病”（cost disease）的患病行业之一，即该行业的生产力并不会逐渐提高，律师仍需精耕细作于每一项案件和咨询，这进一步恶化了当事人的处境，使法律服务更遥不可及。

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发了法律服务市场供需同时过剩的悖论。一方面，律所不得不紧缩开支，放弃庞大的律师池，转而按需聘请短期律师，导致律师过剩。另一方面，当事人减少了法律服务的预算，即使法律需求更为旺盛，但富人从昂贵的大所转向实惠的小所，中产阶级和穷人则更无力负担法律服务。

与此同时，新兴技术为传统的法律服务带来了转机。当前，法律数据库、文件审查、文书模板等既有技术已经在辅助律师的低阶工作。逐渐地，机器学习等技术将进一步实现对复杂场景的处理，使机器有能力进行从既有事实到法律适用的高阶推理。相较于律师个人的知识局限和精耕细作的工作模式，技术将大大提升法律服务的全面性（系统性）、透明性（可复现性）、可获得性（低成本）、和效率。

技术的普及将推动法律服务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赢。一方面，当事人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获得法律服务。另一方面，技术对律师而言是一种“智能增强”（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 IA），律师可以通过与技术的协作提高工作效率、拓展执业范围，增益其所不能。更宏观而言，技术可以打破大所对大案的垄断，提升小所甚至个体律师的行业竞争力，从而促进法律服务行业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