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世界杯开战，中国企业成了最大的金主，赞助额排在各国榜首，风头一时无两。尤其是近日传来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盲人足球世界杯上，中国盲人足球队力克劲旅俄罗斯获得季军……这样一来，对中国国足来说，世界杯就更像是“世界悲”！

除了十六年前，日韩世界杯小组赛上的昙花一现，中国男足在征战世界杯的道路上，投入了那么多，努力了这么久，为什么总是功败垂成、一塌糊涂？面对中国足球每况愈下的孱弱表现，人们不禁再次质疑——问题到底在哪里？中国足坛的腐败该不该来“背锅”呢？

有一种腐败 唯独体育界有

实际上，中国足坛的腐败，已是旧闻。不过，仍有说“足坛腐败”的新闻冒出。最新的报道，来自《西班牙信使报》，这家西班牙最受欢迎的日报，采访了目前在中国恒大足校任教的几位西班牙教练。中国媒体援引该报道说，教练梅里诺（Manu Merino）认为，腐败是导致中国足球发展不佳的一个原因。足校技术分析师费雷拉（Javi Ferreras）也透露，“中国足球组织很混乱，在竞争和选拔中会发生腐败，有家长会为了孩子给教练额外的钱。同时，也有很多机构会向家长要钱。”路透社也认为，“腐败和球员素质，仍然是中国足球谋求发展的严重障碍。”《检察日报》最新报道称，“在中国足球商业化背景下，官员裁判深陷腐败漩涡。”

这些报道没有新的实证，只是某些局内人的说法或者媒体的评价，反映出来的却是媒体和公众对中国足球的不信任，而这一切的根源，主要还是来自九年前掀起的那场席卷了中国足坛的“反赌扫黑”风暴。

这是一起让全国人民都错愕不已的腐败窝案，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和审理，2012年，中国足球前“掌门人”、受贿的“金哨”、踢假球的“国脚”、俱乐部“大佬”纷纷落马，一时震惊中外体坛，对中国足球的伤害也一直延续到今。

据《方圆》杂志2017年的报道，被誉为体坛“反黑斗士”的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曾犀利指出：“有一种腐败，唯独体育界有，别的领域没有，就是竞赛。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政府行为。” 陈培德的这句话，准确地解释了当年足坛“大面积溃烂”背后的原因，这类腐败窝案具有系统性、组织性，集体性的特征，其危害之大，冲击了整个行业的根基。

法晚看法新闻据新华社当年报道梳理统计，这场风暴共有9位足协官员、5位裁判、19位球员，3位教练，23位俱乐部工作人员等获刑，16家俱乐部涉案受罚。新华社评论说，这个“几乎涉及足球圈各个层面的群体案件既令人憎恨，又让人痛心。”

足协掌门：权利寻租搭桥牵线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建强……查阅各家纸媒当年对案件的报道，都会在标题上看到这些昔日曾呼风唤雨、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曾是中国足坛的最高管理者，也是中国足坛潜规则的制造者。他们往往利用职务之便，将现金、手表、名牌箱包等收入囊中，为请托人和单位在安排裁判员“关照”或操纵比赛，并在球员培训管理、裁判员任职、承办组织商业比赛、俱乐部升降级等方面谋取利益。这些足协管理者们在足坛腐败案中，扮演了行贿受贿、收取回扣、牵线搭桥的角色。

央视当年对涉案官员采访时，谢亚龙说，“我不是所有人的钱都收，觉得关系比较好一些的会收，主要是把它看成一种‘人情’来处理了。他们更多考虑到通过我的职位，在以后得到关照。送的钱有几万，也有几十万的”。南勇则说，“开始并不是想收，或者说拿了心安理得也并不是这样，但是没有把握好。” 这两名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足管中心原主任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四大黑哨：金钱交易操控比赛

足协官员之下，广受公众关注的还有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的“四大黑哨”案。他们曾有“金哨”或“银哨”的美誉，在裁判界的威望也相当高，此后却戴上“黑哨”的帽子，分别被判处3年6个月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终身禁足。

知名度最高的是前中国足球“金哨”陆俊。1991年，年仅32岁的他就成为国际级足球裁判员。据《检察日报》的报道，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金哨”，当打假球、请求关照等请托裹挟着金钱袭来时，他内心职业操守的堤坝却轰然垮塌。

陆俊在被刑拘后说，“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根据新华社披露的案情，1999年至2003年间，陆俊先后6次收受相关足球俱乐部给予的财物，共人民币71万元。1999年末，参与操控比赛，收受贿赂10万元。

最后一次在央视镜头前露面时，陆俊悔恨地说：“我的同行，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和同样的罪行。”

四大球星：踢球放水赛后分钱

在当年获刑的职业球员名单中，有前国脚祁宏、申思、江津和李明，他们曾在米卢的指挥下代表中国足球杀入韩日世界杯，也是中国队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出线世界杯。当年打进3球的祁宏，更是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最大功臣。米卢曾经评价：“祁宏是中国最聪明的球员，”可谓前途无量。

当年这四名叱咤足坛的球星，却在2003年甲A最后一战中“落马”，据公诉人称，当时中间人王勇接到时任泰达老总张义峰请托，便找到申思说有800万酬劳，让申思找人帮忙放水。申思于是就找到了江津、祁宏和李明，三人均心领神会，当即表示“踢踢看”。赛后，四名球员所在的上海国际队1：2负于天津泰达队。四名球员则平分了天津队提供的800万元。

沈阳中院最终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申思有期徒刑6年，祁宏、江津、李明三人有期徒刑5年6个月。昔日的英雄，成为了阶下囚。

入狱的四名球员，现在都已出狱。据前著名足球记者李响对出狱后的江津和祁宏的专访，目前，江津和同为前球员的哥哥江洪，在搞青少年足球培训基地，祁宏则在上海培训少年足球运动员，他们依然喜欢足球，仍有足球梦想。不过，因为那一纸终身的足球禁令，他们都不能抛头露面，只能藏身幕后，不可能出现在少年队的比赛现场，更不能坐在替补席指挥比赛。“既然不能在台前，我就做些幕后的事吧。” 祁宏这样说。

当然，足球腐败的链条中，少不了足球俱乐部的背后操控。据当年的媒体报道，最擅长“做球”担任过多家足球俱乐部管理人的王珀，被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10万元；杜允琪、刘红伟利用担任青岛海利丰足球俱乐部总裁、领队的职务便利，帮助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赢得球赛，收受财物人民币30万元……这些俱乐部负责人在背后运作，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上演了一系列的足坛怪象。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对此发了一篇当时影响颇大的文章，题为《职业化改革20多年，拿什么拯救“瘪了的足球”？》，文章评论说，“职业化改革20多年来，中国足球不仅成绩上不去，还成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的温床。形形色色的足球乱象，如镜子一般折射着社会之殇。

如今，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足坛反腐风暴已经远去，当年获刑的裁判和球员们已经出狱，开始了新的人生；身陷囹圄的足协官员们，也已经或者将在明年重获自由。

但是这场从上至下、从里到外的腐败和溃烂，让中国球迷至今对中国足球信任不起来，各种有“猫腻”的声音在媒体上不绝于耳。刮骨疗毒后的中国足球，并没有真正地脱胎换骨，一切只能用更长的时间去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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