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四年，中共在北京时间6月22日至23日，召开了极高规格的外事工作会议，习近平等七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及各领域凡是能和中国外事工作稍有关系的部门官员悉数出席。习近平在本次会议端出了他对中国外交的全盘谋划，系统阐述了他的外交思想。从目前掌握了解的会议信息看，一个和毛泽东拥有同样大国外交气魄、雄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领袖形象已经跃然而出。

两次会议大不同

熟悉中共政治规律的人应该知道，每隔数年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是观察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上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是2014年召开，彼时习近平虽已接掌中国最高权力，但外交理论和实践尚在探索和转变之中。今次习近平早已大权在握，进入他所定义的“新时代”，成为中共继毛泽东之后最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其思想理论体系被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和国家宪法。因此今次他提出外交思想所展现出来的格局、气魄、世界观大不同于4年前了。

至少在外交层面，习近平展现的气魄、抱负很像另一个毛泽东（图源：新华社）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4年前的指导思想依然延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至多加上“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时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也只是例行总结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党中央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

今次会议则不同，最高层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并将视为新时代外交工作的指导。中共十九大上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杨洁篪在总结会议时更是进一步指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由4年前缺乏本届领导层的外交思想到今次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甚至上升为毛泽东当年才有的政治规格——“习近平外交思想”，反映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聚变。

其次在外交目标上，4年前的主线是“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主题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今次主线变为“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相较于4年前多了“促进人类进步”。主题则在强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更着墨于国际层面，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两相对比，如果说4年前主要停留于中国本位，还是以守为主的话，今次则在强调中国本位的同时，尤其重视国际主义，已经转守为攻。

再者在具体外交政策上，4年前是“6个坚持”，包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必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必须坚持正确义利观；必须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这6个坚持其实还是中共建政后一以贯之的政策，并无特别之处。

今次则非常不同，习近平提出了“10个坚持”，其中两个是在以往基础上升级，即“坚持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剩下8个坚持是全新内容，包括：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相较以往，今次的“10个坚持”底气更足，涵盖面更广，更具有抱负和气魄。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从上文分析的两次外事工作会议对比，不难看出，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已经正式成型，他所展现出来的气魄、雄心、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已然是另一个毛泽东。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者，极富战略魄力和雄心，无论是他革命和执政生涯的大开大合、泰然自若、自成一体，还是他写下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敢教日月换新天”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不反映了这一特质。当年他是在中国一百多年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建立政权，对内百废待兴，对外强敌环伺，国际形势极其不利。但他依然能在如此情势下积极有为，既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实现外交独立自主，更展现出了强烈的国际主义抱负。

比如，他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将美苏定义为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视为第二世界，亚非拉等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划为第三世界。当时北京正是凭借这一理论统战了第三世界，不仅让中国在美苏争霸的裂隙里获得了可以呼吸的国际空间，还成为了第三世界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虽然贫弱，却经常性介入国际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援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殖民主义浪潮。

习近平与毛泽东一样，都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怀（图源：Reuters）

这一切无不凸显了毛泽东身上浓厚的国际主义情怀，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天下思维、大同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有的理想。当然，毛时代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亦有不少背离实际的地方，甚至一度受极左意识形态影响，推行过“支左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等错误举措。正因这样，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和国内发展上，对外政策回归实用主义，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如今，随着中国国力持续崛起，在毛时代集中凸显、邓时代让位于实用主义的国际主义抱负和政治气魄，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后，再度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强势回归。习近平更加注重积极有为，不单着力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特别是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中印边境对峙、半岛核问题等事情上敢于作为，而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提出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被称为习时代对外战略一号工程的“一带一路”。去年秋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他主张中国要“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借由这次会议成型端出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更是极具政治抱负，俨然是对世界“我来了”的正式宣示。

上述这一切，无不说明习近平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国际主义雄心和情怀，有着同样的气魄、抱负和理想。此外，他们还有相似的气质，都非常擅长辩证法，都受传统文化浸染，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凡此种种，愈来愈显示，进入新时代后的习近平，在外交领域的雄才大略与大开大合，更像是另一个毛泽东，中国在他执政后形成的“毛邓习”三分断代，正在向“毛习”的二分断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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