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养俩孩子每年要花多少钱？”不同境况和经历的女性，有不同的答案。但不论贫富，鏖战职场的二孩妈妈们都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点——本以为多一个孩子，就只多一份辛苦，事实上整个家庭付出的心力和经济上的支出，“往往是一孩时代的N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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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清33岁了，心里始终有一块触碰不得的地方——职场晋升问题。她是北京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行政经理,一毕业就进入这家层级森严的公司。这里每升一级，都要经过至少四轮评议，且每位评议代表都拥有一票否决权。李文清曾有过一次调岗晋升机会，却恰好遇上怀二胎。

她和家人迎来了儿子，得偿所愿；却在评议会上失去了晋升机会，“心照不宣”。

而休完四个月产假复出工作后，这个二孩妈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些压力是有形的，比如随身携带的包里，比别人多了吸奶器、储奶袋还有冰块包的重量。还有些压力是无形的，比如重点项目从此和自己擦肩而过，此前经过努力争取到的安排CEO出行之类的重要任务，也似乎和自己没啥关系了。

倒是李文清每天的日程变得相当固定。她定了闹钟，四小时跑一次厕所，到格子间里泵奶。马桶盖放下来，就是现成的椅子，吸奶器、储奶袋放在高了一截的水箱上。厕所里阵阵难闻的味道和其他令人尴尬的突发状况暂且不提，李文清最担心的是，每次泵奶的时间大约需要半小时，这期间“要是遇上临时的工作任务可咋办啊”。有时候赶上开会，无法按时泵奶，忽然胸部一阵刺痛，接着热流涌出。即使事先在内衣里装上了溢乳垫，也是无济于事，她衬衫胸前往往有那么一块奶渍，显眼地宣示着“背奶妈妈”的身份。

这种尴尬，在C轮互联网企业高管郑玲这里，并不存在。她是两个女儿的单亲妈妈，也是外人眼中“真正的女强人”。留学归来后，在事业和孩子之间，郑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成全自我价值”。即使在产假里，她也一直坚持工作，每天回复各种邮件，或者与客户远程会谈。重返工作后，需要频繁出差，无论大女儿还是二女儿，郑玲都在她们不满四个月时便断了母乳。

准妈妈为即将出生孩子准备的衣服、奶瓶和餐具。

同样薪水不菲的毛颖，一度选择的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她曾是北京CBD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助理，怀上第一个宝宝时，身体反应太大，她主动离职，“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暂离职场”。结果后来又意外怀上二胎，她一晃就是八年。

相比之下，“职场妈妈”李文清的目标非常明确。大女儿出生后，夫妻俩用双方父母的储备金加上自己工作多年的存款，贷款在天通苑买了一套两居室。二孩政策放开后，公婆一心想要抱孙子，“为了延续香火”，李文清每到排卵期，就和丈夫研究清宫表“努力奋斗”，终于一举得子。

像她这样选择孕育第二个孩子的中国妈妈，大多是年龄在三十岁上下的80后、90后，也不乏四十多岁的70后，尽力赶上生育的末班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数，总量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有所上升，2017年的二孩出生数量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

“四年生俩娃”的李文清也是其中之一。公文包里的吸奶器，也跟随主人一起留下了印记。黄色的塑料外壳已然磨掉了一些颜色，白色的连接管因为频繁使用，开始透出灰扑扑的色泽。不管半夜在卧室，还是白天在公司卫生间，只要装上电池，它依然能“哼哧哼哧”地坚持工作。

“就像我这么坚强。”李文清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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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通苑往返公司的路途，对李文清是一大考验。高峰期艰难挤进地铁车厢，个子不高的李文清必须高高昂起头，左手拎着公文包，右手忙着把背奶袋护在胸前。每到一站，地铁门“呼”地打开，她往往会站立不稳，趔趄几步。

北京天通苑社区

工作如此奔波还坚持母乳喂养，这个“背奶妈妈”的考量，不仅仅出于孩子的营养状况，亦有经济因素。

事实上，她最近正遭遇工作上的麻烦。因为大环境变化，加上企业近年来在疯狂扩张战略下造成的经营困境，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瘦身运动”正在展开。月入税后一万有余的李文清，要么接受人员优化，拿一笔“N+1”的补偿金走人，要么服从最新调整规定，降薪30%。

无论哪一个选择，都关系到女儿的早教班学费，或者儿子的最新款学步车。丈夫在国企下属子公司做销售，由于产品开发落后于市场需求，收入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职场妈妈”李文清无法想象失去工作后的窘境。

养家糊口，也是毛颖认为自己如今需要承担的重任。作为国内顶尖大学文科院系曾经的第一名，为了两个孩子，她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年近四十，在家工作的创业妈妈毛颖却在中年这一段路上越走越苦。过去的八年里，怀孕、生娃、育儿，再次怀孕、生娃、育儿，日复一日，让她如同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丈夫事业遭遇瓶颈后，她的收入成为家中经济的主要来源。

这位一边哄娃睡觉一边在床上写PPT的全职主妇兼“个体户”创业者，人生从此被横向分为两半。一半光鲜亮丽，活在朋友圈里，EMBA班晚宴，阿玛尼礼服，价值上万的葡萄酒，还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另一半却如她所说的“一地鸡毛”，“二孩”养育带来的双重经济压力、个体创业者的中年危机，还有对未来的迷茫与焦虑。

她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的小微企业，主攻房地产方向的策划、营销和创意类服务，毛颖身兼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全职员工。项目繁忙时，她会去水木清华BBS找几个兼职的大学生帮忙。

有一回，她刚动完手术，第二天就在住院部病床上，硬撑着坐起来给客户赶PPT。她习惯了数年来每天加起来只睡四个小时，习惯了洗澡时总能从浴室的下水道里掏出成撮的头发。

这些还不是最辛苦的，颇有姿色的女人行走商场，尽管坚持依靠智慧吃饭，但总能遇上或多或少的“咸猪手”客户，把握好拿到单子与不被占便宜之间的界限，才是真正的“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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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况不同、经历不同，但二孩妈妈们最大的相同点，是如李文清所说，本以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辛苦，事实上二孩家庭付出的心力和经济上的支出，“往往是一孩时代的N倍”。

“在北京，养俩孩子每年要花多少钱？”李文清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

首先是住房。孩子小的时候，两个可以挤在一个卧室，一家人两居室就能解决问题。但当孩子长大了，特别是孩子性别不同时，三居室就成了刚需，也成了大多数北京人面前的一道大坎儿。即便在房价洼地南四环买一套三居室，“起码也得500万吧”。

其次是教育支出。对二孩家庭来说，教育上的花销是最大的压力来源，得按双份准备。除了操心幼儿园的学费，还得关心早教中心或者其他技能训练课程的价格，比如海淀的小学生暑期专长班的学费在1万至2万之间。

其他的必要支出，比如伙食费、水电费，学步车之类的玩具花费和一年几次的旅行开销。和很多北京的家长一样，李文清的观点是，养娃啥都能省，就是不能节省旅行开销，从小出去看看世界，有利于孩子的未来成长，“在学校也能和同学找到共同话题”。

为了在自己能力之内给孩子准备最好的教育，李文清常在负一楼的地下食堂吃15块钱的商务套餐。回到二十多层的办公室，偶尔她会泡上一杯速溶咖啡，对着落地窗外鳞次栉比的北京发一会儿呆。她更苦恼的是，虽然有婆婆帮忙带娃，但自己在繁琐的工作与更繁琐的育儿之间，始终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是在踏跷跷板，一头沉了，另一头就有翻船的危险”。

“千万想好了才生俩娃，搞不好会直接导致身体、精神、经济的全面崩塌。”毛颖笑着说。

二孩妈妈

名校毕业却把人生最黄金的年月用在了生儿育女上，毛颖也曾失落过，“最不想去的就是大学同学聚会”。都曾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如今却在推杯换盏中，被薪资、职位、资产等世俗标准进行了隐形的分层。年轻的面孔开始长出各色各样的横向肌肉纹，发际线变高了，腰粗了，就连走路声儿都带上了中年人的沉稳，男同学经过多年奋斗成了大公司的高管，女同学有的嫁入豪门，还有的通过创业实现了财富自由。

婚前的毛颖和很多刚毕业的女孩一样，会毫不手软地花几个月的薪水买一个昂贵的限量版大牌手袋。她收入不菲，二十多岁就开上了自己买的红色跑车。而眼下，一支香奈儿石榴色的口红，可以反反复复用上一年，若是干了，“用棉签沾点水，继续用”。出门谈生意用的战服，淘宝上花几百块钱就能搞定，“一件管三年”。至于手袋、手表，更不是日程表上的必需品了，以前的存货，“凑合着用”。她尽力把自己打造出一个相对体面的“女老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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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在朋友圈里，郑玲引用了波伏娃在经典著作《第二性》里的这段话。

毫无疑问，她是“二孩妈妈”里一个特别的存在。投行高管的前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高额的赡养费用，她自己多年来也有积蓄，丝毫不再存在衣食之忧。郑玲将八岁的大女儿和五岁的小女儿安置在加拿大温哥华，她退休的父母和雇的一位保姆负责照料。

“你不像一个妈妈。”父母不时会对独自在北京闯荡的女儿抛来这样的抱怨。亲友偶尔也会质疑。

“事实上，我不知道在工作和孩子之间，选择了工作，是否值得。”郑玲坦言，有时候，看着远程视频里的孩子们陌生的小脸蛋儿，她只能麻痹自己，“我当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滴水不漏的职业装束背后，少有人知道，开完唇枪舌剑的工作会议，她会疲惫地甩掉高跟鞋，在朝阳公园附近豪宅的浴缸里失声痛哭，“因为思念孩子”。

“为了孩子”，是在郑玲、毛颖和李文清口中，都频频出现的用语。毛颖笑称，八年生俩娃，对女人的身心都是一种“摧枯拉朽”的涅槃。白头发多了、鱼尾纹长出来了，“这还是表面的”，更可怕的是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38岁的身体，哺乳之后的乳房“下垂如软绵绵的沙袋，妊娠纹毫不留情地爬满松垮的腹部”。除了孩子的教育支出，二孩妈妈毛颖还有一笔较为庞大的私密支出——定时会去做医美疗程，比如注射肉毒杆菌去除眉间的“川”字纹，选择仪器按摩疗程减轻面部肌肉下垂，以及乳房等私密保养。

她曾设想过很多次，如果没有孩子或者只有一个孩子，想象中的自己肯定比现在要“成功太多”。但她又总结道，“也正是有了两个孩子，才让我每天打满了鸡血，冲锋陷阵，为母则刚。”

北京国贸办公楼聚集区

选择成为二孩妈妈，女人们都在以不同形式支付成为母亲的代价。“如果重来一次，我们是否会尝试另一种选择?”李文清曾有过疑惑。

33岁，对很多职场女性来说，已是通过奋力前行至少爬升到中层的年龄。然而，在李文清的职场日程上，却永远只有会议保障、整理纪要或者安排公司领导出行事务之类的基础而琐碎的工作。冬日的午间，阳光穿过雾霾，洒在铺满文件的办公桌上，电脑屏幕定格在OA系统里关于“优化、瘦身、裁员”相关通知的页面上，李文清的吸奶器在敞开的包里若隐若现。她决定，过两天让它“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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