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警与艾滋病犯:他们若想要你命不需要武器

今天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关于这个治愈率为零的疾病,很多人都“谈艾色变”,但是,在这座关押艾滋病罪犯的高墙中,有一群人一天24小时零距离面对HIV携带者,他们同样游走在生命边缘,却用满满的爱,与“艾”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心灵博弈”。

在山东,有一所特殊监狱,它是全省第一所关押艾滋病罪犯的监狱。在监狱主楼的三层,共关押着120多名艾滋病罪犯,同时被“关”在这儿的还有6名监狱人民警察。

这120多名罪犯,有的杀过人,有的抢过劫,有的行过凶,他们有的被判无期或者死缓。除了患有艾滋病,他们还具有攻击性,他们若想要你的命,不需要任何武器,只需要咬你一口、抓你一下。而作为监狱人民警察,常年与这些艾滋病罪犯朝夕共处,最长的共处了近十年,他们用一个个举动感化着这些艾滋病罪犯,让他们重新做人。

这是两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方携带HIV病毒,另一方却因为职责所在,一天24小时零距离面对HIV携带者,他们同样游走在生命边缘,却用爱在进行一场“心灵的博弈”。

一座不起眼的监狱

由医院改造,依山而建,犯人在里面无需劳动,只要在发病时接受治疗

崔斌(化名)是2007年第一批被调到新康监狱的艾滋病罪犯。这是他“二进宫”,这次因抢劫被判了12年。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12年的监狱生活刚刚开始,他就被确诊为HIV阳性患者。

见到崔斌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记者经过重重审核,在监狱人民警察的引领下,一连经过六道门卡,才走进这座位于医院内部的艾滋病监狱。

整座监狱依山而建,由医院病房改建而成,里面的所有罪犯,不需要劳动改造,只需要在病发时接受治疗。

如果不是高墙上的环形带电铁丝,还有门口一块不起眼的监狱牌匾,即使平日走到这里,也很难让人察觉出这是一座监狱。

走进监区的主楼,记者从虚掩的窗户缝里,看到一幅从未见过的画面:一名身着囚服的罪犯,正倚靠在床头上打吊瓶。此时,记者突然意识到,这里不仅是一座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狱,还是一个围困病毒携带者的密闭空间。空气里,似乎多了某些让人感觉不自在的东西。

艾滋病监区在主楼的3层。这里,整层楼几乎和平日里见过的医院一样,深深的走廊,两侧分别是十几个房间,走廊的一头是厕所和洗涮间,另一头是护士站。除了这些,当然还少不了监狱独有的两样设置,一个是监狱人民警察的值班室,另一个就是门锁重重的监区铁门。

崔斌和他的120多名“艾滋病狱友”就在这个铁门后面,用十年甚至一辈子,为他们所犯下的错误赎罪,同时还要遭受艾滋病病毒的折磨。

一个艾滋病“刺儿头”

想自杀不成便打架、绝食,最怕别人的歧视和异样的目光

初见崔斌,他那溜圆的眼珠和平整的光头,显得很精神,一打眼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名感染艾滋病已有十年的患者。不过,接近半小时面对面地采访对话,记者从一些细节里,还是捕捉到了崔斌与常人的不同:他眼珠泛红,红得有些吓人;他沙哑的嗓音下,气息显得有些乏力。他见人便微笑,与人说话便起身,和人聊天就让出凳子……这种礼貌有加的表现,绝对让人想象不到,他曾是一个凶悍有余的监狱“刺儿头”。

面对记者,崔斌讲起了自己的“改造史”。

他说,他本想着好好改造、好好表现,早一点出狱,但查出艾滋病后,他就不再抱幻想了,感觉每一天都那么长、那么慢,感觉自己不会活到出狱的那一天,即使活着出狱,也要整天忍受别人歧视的目光。再加上父母年龄大了,家庭条件又差,他对人生彻底没有了信心,只想着早一天死掉。

监狱内管理太严格,根本没有自杀的机会,自己又怕疼不敢一头撞死,崔斌就选择和其他犯人打架,或者和监区干警吵架,并且开始绝食,准备用这种不太痛苦的办法了结自己的生命。

“当时的我,在正常人眼里根本不是人,用恶魔来形容也不过分。”崔斌说,当时他每天都和别人打架、跟干警顶嘴吵架,甚至有时候还威胁干警说:你们不要管我,再管我,我就把艾滋病传染给你们……

艾滋病监区长樊明旗告诉记者,为了让崔斌吃饭,干警向食堂特别申请了饭菜,放在他的床头。一顿不吃,干警就安排两顿,两顿不吃,干警就安排三顿……就这样,随着饥饿感越来越强烈,崔斌终于开始偷偷地吃饭了。

“一开始,我不敢多吃,生怕让干警看出来,自己丢了面子。但后来慢慢觉得,干警一而再、再而三地照顾自己,再不吃饭就没人味了。”渐渐地,崔斌慢慢放弃了绝食自杀的念头,但对艾滋病的恐惧,还是没能让他彻底振作起来。“我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别人的歧视和异样的眼光。”

一位耐心的监区长

主动去尝艾滋病犯人的饭菜,悄悄去探望犯人的父母

樊明旗告诉记者,别人一个不起眼的歧视动作、一个细微的眼神,在崔斌他们眼中都能察觉得到。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一个举动却让崔斌大吃一惊。

有一次,崔斌拿着饭盆打饭回来,饭菜搁在一边还没吃,樊明旗便走了进来。崔斌抄起手、转过头,故意不搭理樊明旗,想让他难堪。这时,樊明旗说了一句:“今天这个菜有点淡”。这让崔斌很意外,因为这说明樊明旗亲口尝了他这名艾滋病犯人饭盆里的饭菜。“难道他不怕传染吗?这可是我每天都用的饭盆。”崔斌心里嘀咕着。

后来,崔斌的抵抗力一度下降,频繁发烧,在监区内连续输液。有一天,他正躺在床上输液,迷迷糊糊中感觉到一只手伸过来贴在他的额头上停留了一会,接着,耳边传来樊明旗的声音:“还烧不烧?温度好像降下来一点。”这个不起眼的动作,让病中的崔斌一下想到了父母。自从他得了艾滋病,除了老母亲敢碰触他外,平日里的亲戚朋友都开始疏远他,甚至说话的时候都要在隔着很远的地方,生怕崔斌的唾沫会飞过来传染到他们。

樊明旗的举动让崔斌坚硬的内心逐渐软了下来,直到一次病情加重,崔斌保外就医回家时得知了一件事,他的心终于被彻底融化了。

老母亲告诉他,在他到艾滋病监狱服刑不到半年的时候,新康监狱便派人带着钱、带着物品,替崔斌回家看望他的父母。对于这件事,监狱一直瞒着崔斌。

“我万万没有想到,监狱领导对我这个无恶不作的罪犯还这么关心。”说到这,崔斌的声音开始颤抖。他说,为了让他安心服刑,新康监狱还特别把他的父母接到监狱里,并为他们全家申请了一顿“亲情饭”。

“那顿饭,有鱼有肉,但我没脸吃,一直在哭。”看到父母已经老了,自己却还在监狱里,崔斌很懊悔。他说,如果两年后还没病死在监狱里,出狱回家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父母身边尽孝。

打那以后,崔斌觉得自己更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拿心温暖自己的监狱干警。从那以后,崔斌变了。“既然干警把我当人看,我不能不把自己当人看。哪怕艾滋病只让我活一天,我也得活出个人样来!”

在艾滋病监狱服刑已经10年了,崔斌和干警有了感情,监狱人民警察就像他的亲人一样。

一群“游走在生命边缘”的警察

在工作中不做任何防护,每次等待艾滋病查体结果就像等待判决

“这个群体,其实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别人的歧视。”樊明旗对记者说,这些犯人刚来的时候袭警,大部分也是因为怕监狱人民警察歧视他们而做出的自我保护动作。

“要知道,他们是艾滋病人,同时也是被判刑的罪犯,有的杀过人、抢过劫、行过凶。他们大多都具有攻击性,想要你的命,不需要任何武器,只需要咬你一口、抓你一下就可以。更有甚者,一些得了艾滋病并发症,如梅毒、尖锐湿疣的罪犯,只需要皮肤接触一下,就有可能传染给你。”樊明旗对记者说,和一般的罪犯搏斗,顶多会被打伤,但如果和艾滋病犯人搏斗,他们只需要用正在输液的针头扎你一下,就可能传染艾滋病,甚至要了你的命。

樊明旗告诉记者,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每一名在艾滋病监区工作的监狱人民警察,内心里都藏着这样一份恐惧,但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一旦表现出来,或者在交流过程中有任何疏远犯人的动作和表情,病犯就会察觉出来,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导致以前所有的付出都前功尽弃。

这座监狱从2007年开始关押艾滋病罪犯,樊明旗从2008年开始就在艾滋病监区工作,专门看管艾滋病犯。在艾滋病监区成立之初的时候,曾有人建议,监区在管理上要特别谨慎,比如在和艾滋病犯谈话时,中间要设置专门的隔离玻璃,通过电话进行沟通交流,进出监狱时,所有监狱人民警察必须穿戴防护服。然而,这个建议很快被否了。樊明旗说,这个办法虽然对警察来说是安全可靠的,但对于正在接受改造的艾滋病罪犯来说,无疑会让他们感到歧视,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更何谈融入到他们中去,与他们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了。

为了不让艾滋病罪犯感受到丝毫的歧视,这里的6名监狱人民警察选择不穿防护服、不带口罩,每天24小时和病犯在一起,有的甚至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

曾经有一名艾滋病罪犯入狱时,全身没有一块皮肤是好的,身上随时会有血迹渗出,外出查体时,干警们难免会碰到他流血的皮肤、粘上血迹。有一次,这名罪犯在查体时吐到了干警身上。为了不让犯人情绪波动,这名干警强忍着把犯人送到了医院,沿途几乎面不改色地照看着他。这名干警事后告诉樊明旗,“当时身上感觉有千百万只虫子来回爬。”虽然经过多轮排查,最终排除了被感染的可能,但等结果的煎熬,就让这名干警足足瘦了十几斤。

樊明旗告诉记者,艾滋病监区直接管理犯人的监狱人民警察每年都有一次特殊的查体,就是HIV阳性检测。大家每次在抽血的时候,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直到拿到检测报告结果,看到“阴性”两个字,就感觉又活了一把,这一年又安安全全地度过了,在拿到检测报告之前的这段时间,就好像是等待判决一样,心里的挣扎和纠结,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常年累月地坚守岗位。

采访结束时,樊明旗说,这是一份工作,总要有人来干。我不干,谁来干?我是一名党员,这份担当还是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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