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关于这个治愈率为零的疾病，很多人都“谈艾色变”，但是，在这座关押艾滋病罪犯的高墙中，有一群人一天24小时零距离面对HIV携带者，他们同样游走在生命边缘，却用满满的爱，与“艾”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心灵博弈”。

在山东，有一所特殊监狱，它是全省第一所关押艾滋病罪犯的监狱。在监狱主楼的三层，共关押着120多名艾滋病罪犯，同时被“关”在这儿的还有6名监狱人民警察。

这120多名罪犯，有的杀过人，有的抢过劫，有的行过凶，他们有的被判无期或者死缓。除了患有艾滋病，他们还具有攻击性，他们若想要你的命，不需要任何武器，只需要咬你一口、抓你一下。而作为监狱人民警察，常年与这些艾滋病罪犯朝夕共处，最长的共处了近十年，他们用一个个举动感化着这些艾滋病罪犯，让他们重新做人。

这是两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方携带HIV病毒，另一方却因为职责所在，一天24小时零距离面对HIV携带者，他们同样游走在生命边缘，却用爱在进行一场“心灵的博弈”。

一座不起眼的监狱

由医院改造，依山而建，犯人在里面无需劳动，只要在发病时接受治疗

崔斌（化名）是2007年第一批被调到新康监狱的艾滋病罪犯。这是他“二进宫”，这次因抢劫被判了12年。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12年的监狱生活刚刚开始，他就被确诊为HIV阳性患者。

见到崔斌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记者经过重重审核，在监狱人民警察的引领下，一连经过六道门卡，才走进这座位于医院内部的艾滋病监狱。

整座监狱依山而建，由医院病房改建而成，里面的所有罪犯，不需要劳动改造，只需要在病发时接受治疗。

如果不是高墙上的环形带电铁丝，还有门口一块不起眼的监狱牌匾，即使平日走到这里，也很难让人察觉出这是一座监狱。

走进监区的主楼，记者从虚掩的窗户缝里，看到一幅从未见过的画面：一名身着囚服的罪犯，正倚靠在床头上打吊瓶。此时，记者突然意识到，这里不仅是一座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狱，还是一个围困病毒携带者的密闭空间。空气里，似乎多了某些让人感觉不自在的东西。

艾滋病监区在主楼的3层。这里，整层楼几乎和平日里见过的医院一样，深深的走廊，两侧分别是十几个房间，走廊的一头是厕所和洗涮间，另一头是护士站。除了这些，当然还少不了监狱独有的两样设置，一个是监狱人民警察的值班室，另一个就是门锁重重的监区铁门。

崔斌和他的120多名“艾滋病狱友”就在这个铁门后面，用十年甚至一辈子，为他们所犯下的错误赎罪，同时还要遭受艾滋病病毒的折磨。

一个艾滋病“刺儿头”

想自杀不成便打架、绝食，最怕别人的歧视和异样的目光

初见崔斌，他那溜圆的眼珠和平整的光头，显得很精神，一打眼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名感染艾滋病已有十年的患者。不过，接近半小时面对面地采访对话，记者从一些细节里，还是捕捉到了崔斌与常人的不同：他眼珠泛红，红得有些吓人；他沙哑的嗓音下，气息显得有些乏力。他见人便微笑，与人说话便起身，和人聊天就让出凳子……这种礼貌有加的表现，绝对让人想象不到，他曾是一个凶悍有余的监狱“刺儿头”。

面对记者，崔斌讲起了自己的“改造史”。

他说，他本想着好好改造、好好表现，早一点出狱，但查出艾滋病后，他就不再抱幻想了，感觉每一天都那么长、那么慢，感觉自己不会活到出狱的那一天，即使活着出狱，也要整天忍受别人歧视的目光。再加上父母年龄大了，家庭条件又差，他对人生彻底没有了信心，只想着早一天死掉。

监狱内管理太严格，根本没有自杀的机会，自己又怕疼不敢一头撞死，崔斌就选择和其他犯人打架，或者和监区干警吵架，并且开始绝食，准备用这种不太痛苦的办法了结自己的生命。

“当时的我，在正常人眼里根本不是人，用恶魔来形容也不过分。”崔斌说，当时他每天都和别人打架、跟干警顶嘴吵架，甚至有时候还威胁干警说：你们不要管我，再管我，我就把艾滋病传染给你们……

艾滋病监区长樊明旗告诉记者，为了让崔斌吃饭，干警向食堂特别申请了饭菜，放在他的床头。一顿不吃，干警就安排两顿，两顿不吃，干警就安排三顿……就这样，随着饥饿感越来越强烈，崔斌终于开始偷偷地吃饭了。

“一开始，我不敢多吃，生怕让干警看出来，自己丢了面子。但后来慢慢觉得，干警一而再、再而三地照顾自己，再不吃饭就没人味了。”渐渐地，崔斌慢慢放弃了绝食自杀的念头，但对艾滋病的恐惧，还是没能让他彻底振作起来。“我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别人的歧视和异样的眼光。”

一位耐心的监区长

主动去尝艾滋病犯人的饭菜，悄悄去探望犯人的父母

樊明旗告诉记者，别人一个不起眼的歧视动作、一个细微的眼神，在崔斌他们眼中都能察觉得到。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一个举动却让崔斌大吃一惊。

有一次，崔斌拿着饭盆打饭回来，饭菜搁在一边还没吃，樊明旗便走了进来。崔斌抄起手、转过头，故意不搭理樊明旗，想让他难堪。这时，樊明旗说了一句：“今天这个菜有点淡”。这让崔斌很意外，因为这说明樊明旗亲口尝了他这名艾滋病犯人饭盆里的饭菜。“难道他不怕传染吗？这可是我每天都用的饭盆。”崔斌心里嘀咕着。

后来，崔斌的抵抗力一度下降，频繁发烧，在监区内连续输液。有一天，他正躺在床上输液，迷迷糊糊中感觉到一只手伸过来贴在他的额头上停留了一会，接着，耳边传来樊明旗的声音：“还烧不烧？温度好像降下来一点。”这个不起眼的动作，让病中的崔斌一下想到了父母。自从他得了艾滋病，除了老母亲敢碰触他外，平日里的亲戚朋友都开始疏远他，甚至说话的时候都要在隔着很远的地方，生怕崔斌的唾沫会飞过来传染到他们。

樊明旗的举动让崔斌坚硬的内心逐渐软了下来，直到一次病情加重，崔斌保外就医回家时得知了一件事，他的心终于被彻底融化了。

老母亲告诉他，在他到艾滋病监狱服刑不到半年的时候，新康监狱便派人带着钱、带着物品，替崔斌回家看望他的父母。对于这件事，监狱一直瞒着崔斌。

“我万万没有想到，监狱领导对我这个无恶不作的罪犯还这么关心。”说到这，崔斌的声音开始颤抖。他说，为了让他安心服刑，新康监狱还特别把他的父母接到监狱里，并为他们全家申请了一顿“亲情饭”。

“那顿饭，有鱼有肉，但我没脸吃，一直在哭。”看到父母已经老了，自己却还在监狱里，崔斌很懊悔。他说，如果两年后还没病死在监狱里，出狱回家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父母身边尽孝。

打那以后，崔斌觉得自己更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拿心温暖自己的监狱干警。从那以后，崔斌变了。“既然干警把我当人看，我不能不把自己当人看。哪怕艾滋病只让我活一天，我也得活出个人样来！”

在艾滋病监狱服刑已经10年了，崔斌和干警有了感情，监狱人民警察就像他的亲人一样。

一群“游走在生命边缘”的警察

在工作中不做任何防护，每次等待艾滋病查体结果就像等待判决

“这个群体，其实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别人的歧视。”樊明旗对记者说，这些犯人刚来的时候袭警，大部分也是因为怕监狱人民警察歧视他们而做出的自我保护动作。

“要知道，他们是艾滋病人，同时也是被判刑的罪犯，有的杀过人、抢过劫、行过凶。他们大多都具有攻击性，想要你的命，不需要任何武器，只需要咬你一口、抓你一下就可以。更有甚者，一些得了艾滋病并发症，如梅毒、尖锐湿疣的罪犯，只需要皮肤接触一下，就有可能传染给你。”樊明旗对记者说，和一般的罪犯搏斗，顶多会被打伤，但如果和艾滋病犯人搏斗，他们只需要用正在输液的针头扎你一下，就可能传染艾滋病，甚至要了你的命。

樊明旗告诉记者，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每一名在艾滋病监区工作的监狱人民警察，内心里都藏着这样一份恐惧，但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一旦表现出来，或者在交流过程中有任何疏远犯人的动作和表情，病犯就会察觉出来，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导致以前所有的付出都前功尽弃。

这座监狱从2007年开始关押艾滋病罪犯，樊明旗从2008年开始就在艾滋病监区工作，专门看管艾滋病犯。在艾滋病监区成立之初的时候，曾有人建议，监区在管理上要特别谨慎，比如在和艾滋病犯谈话时，中间要设置专门的隔离玻璃，通过电话进行沟通交流，进出监狱时，所有监狱人民警察必须穿戴防护服。然而，这个建议很快被否了。樊明旗说，这个办法虽然对警察来说是安全可靠的，但对于正在接受改造的艾滋病罪犯来说，无疑会让他们感到歧视，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更何谈融入到他们中去，与他们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了。

为了不让艾滋病罪犯感受到丝毫的歧视，这里的6名监狱人民警察选择不穿防护服、不带口罩，每天24小时和病犯在一起，有的甚至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

曾经有一名艾滋病罪犯入狱时，全身没有一块皮肤是好的，身上随时会有血迹渗出，外出查体时，干警们难免会碰到他流血的皮肤、粘上血迹。有一次，这名罪犯在查体时吐到了干警身上。为了不让犯人情绪波动，这名干警强忍着把犯人送到了医院，沿途几乎面不改色地照看着他。这名干警事后告诉樊明旗，“当时身上感觉有千百万只虫子来回爬。”虽然经过多轮排查，最终排除了被感染的可能，但等结果的煎熬，就让这名干警足足瘦了十几斤。

樊明旗告诉记者，艾滋病监区直接管理犯人的监狱人民警察每年都有一次特殊的查体，就是HIV阳性检测。大家每次在抽血的时候，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直到拿到检测报告结果，看到“阴性”两个字，就感觉又活了一把，这一年又安安全全地度过了，在拿到检测报告之前的这段时间，就好像是等待判决一样，心里的挣扎和纠结，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常年累月地坚守岗位。

采访结束时，樊明旗说，这是一份工作，总要有人来干。我不干，谁来干？我是一名党员，这份担当还是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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