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巩展,美国戈拉德尼收养中心副总裁兼亚洲收养项目执行主任。戈拉德尼收养中心为美国最大儿童领养机构,有130年历史,长期与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登记合作。
吴巩展与来自中国等地的领养儿童们共度农历新年。
美国体育节目的中文解说员
我是20世纪80年代未从上海来美国,获得奖学金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由于机缘巧合,参与组建美国最大的体育电视网ESPN的中文服务部。
当时我们的ESPN中文部应该是最早把NBA球赛,以及各种运动职业赛事,包括冰球、垒球、棒球、高尔夫球、美式足球、英式橄榄球等介绍到中国市场的。ESPN总部在康州,离纽约差不多两个小时车程。10来个中国人,都是从上海、北京、西安等各地来的有留学生背景的人。中文服务部专门负责中文解说美国的体育节目,开始是做发生过的赛事,后来就做直播,尤其足球,碰到世界杯什么的,一定是直播的。我们在康州以中文解说,然后通过卫星提供给亚洲的客户。当时的市场主要是中国,我们的节目进入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的有线电视网络,作为他们自己的体育节目播出,很受欢迎。那时候中国的有线电视还刚刚起步。
中文部的创办,是由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的女儿蒋晓真领导的,当时部门的英文名称叫作ESPN Mandarin Service。后来蒋晓真在各项工作步入轨道后就走了,临走前向公司推荐我接班,于是我就成了中文部的主任。
我记得当时为了做好节目的翻译和解说,我把国内著名体育解说员宋世雄解说的NBA赛事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由于他对NBA的了解不够,解说非常肤浅,比如,一个好球究竟好在哪里,犯规犯的是哪条,球员的特点是什么等,该解释的没有解释清楚。由于他是由电台转行的,反正只要进了球,他高八度喊声“好球",然后就没了。毕竟当时很多观众对NBA不熟悉,也不懂其中的奥妙,需要解说员来解释一下。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体育解说一般都是两人担任。两个人的解说各有分工,一人掌控全场,另一人则介绍球队和球员的背景,球场历史,本赛季趣事等。我们中文部还以男中音解说,一改国内宋氏高八度,让国内观众耳目一新,反映很好。
我意外的体育播音生涯就是这么开始的。我们的节目先由ESPN免费提供给北京、上海、广州的电视台,他们在国内通过卫星收下来,然后再打包分送给国内的地方台,这些节目就这样进了千家万户。不过在国内播出的时候他们一般会用他们自己的标志将ESPN的公司标志遮盖掉。偶尔,国内的有线电视台也会重新解说,由此也逐渐培养了自己的解说员。总的来说,当时这些节目还是极大丰富了国内的体育节目市场。
那两三年,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有一次超级碗(Super Bowl)的直播,在凤凰城举行,ESPN邀请了北上广电视台的播音员来做现场直播。这是美式足球第一次直播回中国,那时候不要说国内的观众对美式足球的很多规则不懂,就连那天直播的解说员也是一知半解,但是那次现场直播本身已经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个人来说,那次比赛也让我第一次有机会感受到,原来一场体育赛事能够这么盛大。除去比赛本身,赛前、赛中和赛后都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啦啦队的精彩表演和球迷粉丝的场外较劲。当时匹兹堡钢人队和达拉斯小牛队争夺冠军。最引人注目的是匹兹堡钢人队的粉丝,他们身穿钢铁工人的制服一一黄色上装加蓝色工装裤,身挂一条白毛巾,边走边喊口号,排着队在场外走来走去,给自己的队伍壮声势。现场销售各种纪念品,还有跟球员的合影模板,各种有关美式足球的知识介绍,甚至有为儿童举办的培训班,真是“从娃娃抓起“,那个场面我永远忘不了。一场比赛的商业和娱乐性这么强,当时对我来说的确是很开眼界。
还有一次是天津举办乒乓球世界锦标赛,我们作为ESPN的员工去直播。由于脖子上挂了个记者牌子,身份也就不一样了,可以跑到赛场前面去看,也见到了不少当时著名的球员。在比赛之外的经历也很有意思,毕竟我出国以前也没有到天津好好玩过,所以比赛一结束,我就和同事花10美元,叫了一辆面的去吃狗不理包子。一路上跟出租车司机聊天,结果发现司机也是当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大家一聊起屯垦戍边的经历,就像熟悉的老朋友一样。到了下车的时候他竟连车费也不要,当然我还是执意给了他,毕竞当时国内的收入都还比较低。
有一件事也让我很震撼,就是没过两年,我们接待上海有线电视台的朋友,在1993年,他们看到ESPN的设备就觉得已经很陈旧了。那时,国内的电视台都已经购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当然,他们在“软件”,就是播音和解说方面当时还是有差距的。
后来ESPN把中文部迁去新加坡了。当时我们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解说员跟着去了新加坡,我选择留在纽约。中文部去了新加坡之后就变成由当地人管理,结果听说过了没几年大家就散掉了。很多人回到了中国,后来发展得也都不错。
偶然的机遇
大约是1993年底1994年初的时候,有一个上海民政局的代表团来纽约访问,由一个叫戈拉德尼收养中心(The Gladney Center for Adoption)的儿童领养机构安排接待。戈拉德尼的总部在德州,是美国最大的领养机构。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儿童的收养,所以民政局的代表团是来纽约和一些领养家庭见面。我是事后才知道这一切。
当时上海代表团随团的一位女翻译因为事先就已经准备辞职留学,所以到了纽约后,就离团出走了。代表团急需翻译帮忙。接待的家庭辗转托人找到哥大东亚研究所,我那时候虽然已经工作,但学校总还是有联系,就有人介绍我去帮忙临时做一下翻译,我也就没多想,反正就权当打一个学生工赚点外快,晚上吃顿饭,再赚个几十块钱也挺好。
我见到代表团那天晚上,他们要和纽约两三个准备领养的家庭见面,是戈拉德尼中心负责安排的。见了面,发现其中一个家庭是一对35岁左右的年轻夫妇,男的叫马克,后来我才知道马克的父亲是《时代》周刊的前总编辑,而他太太的祖母是惠特尼博物馆的主人,所以两口子都是出身名门。另外一个家庭是一对住在长岛的律师夫妇、家境也都很好。总之当时听了几个家庭的介绍,我感觉很新鲜,也有点惊讶。知道了有关中国儿童收养的这么多事情,也算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由于那位女翻译走了,戈拉德尼和中国国内的联络就变得很困难,于是前后几个月他们就继续找我帮忙。正好那个时候我们的ESPN中文部要迁往新加坡,我不想去,所以当戈拉德尼的人提出要我帮他们在纽约成立一个分部,主管中国收养事务,我也就阴差阳错地加入了他们的机构,没想到一做就是20几年。
难忘千百个领养家庭
加入戈拉德尼以后,一开始就我一个人。公司在中央公园西大道租了一个办公室,因为当时主要考虑到领养中国儿童的家庭多数都住在西边。有个著名的百老汇歌舞剧叫《西区故事》,讲的就是西区各族裔不同文化的冲突,而收养中国儿童最早恰恰也是住在曼哈顿上西城区的美国家庭开引先河的,所以我老想起那个百老汇剧。
那个时候是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儿童刚刚开始的年份。家长们都是口口相传,知道有人去中国领养了孩子,别的人就跟着去。那时候程序也很简单,当时,国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原因,许多孩子,尤其是女婴,经常被发现遗弃在福利机构的门口台阶上。曼哈顿一些好心人去中国时,就去福利机构打听收养儿童的事情,我也刚好赶在了那个时候加入戈拉德尼收养中心。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最多会有十几个人来我们办公室登记、申请领养,一年会有上百人。
我经手的第—个家庭,就是那次晚宴上见面的马克夫妇。他们第—次去中国很高兴,住在五星酒店里,孩子是上海的,领到孩子他们非常高兴。可没过两天,还在办手续的过程中,我就收到他们的紧急电话,说是民政局的官员要把孩子抱回去,他们很惊讶,也很慌张,因为好不容易见到孩子,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想不到没两天又要被要回去,他们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就通过电话找到了民政局的人,一问才知道,原来都是中国人爱面子惹的祸。
那个时候刚开始领养,所以国内民政系统的官员想的都是一定要把最好的孩子给人家。
可是那两天刚好孩子的体检报告出来,发现有乙肝阳性,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把有病的儿童让外国人收养,就临时决定把孩子要回来。马克夫妇当然不愿意了,孩子已经是我们的了,孩子生病了,我们给她治,难道谁自己有了孩子,发现孩子生病就要扔掉不成?马克夫妇不死心,他们就悄悄跟着福利院的人去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结果就看到福利院的人抱着那个孩子刚好也在医院里。后来经过一番交涉,最后又给孩子做了一次体检,结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的阳性变成阴性了,福利院的人说这下就可以收养了。我们到今天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误诊,因为马克夫妇回来之后给孩子体检,也没发现任何问题。
现在20多年过去了,那个福利院出来的小女孩已经读大学了,和妈妈一样也是读艺术史,孩子很健康,我到现在还经常见他们。马克两口子后来又去中国收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湖南的,现在都在读私立高中。
瘦瘦的领养母亲
这么多年,我经手了差不多一千多个领养的案子。每一对领养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他们的精神都很让人钦佩,我没法一一列举。我记得有一个妈妈住在长岛,人很精神,可是非常非常瘦,这么多年,我就是忘不了她那瘦瘦的样子。她和丈夫已经收养了6个小孩,主要是从韩国和美国国内收养的,结果这个妈妈还要继续收养两个中国孩子。其实家里只有她丈夫工作,他们已经有4个孩子,6口之家很不容易。但她坚持要继续收养,我就帮她安排。
过程我就不细说了、总之她去领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去肯尼迪机场接她,就看到一个瘦瘦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走出来。那个孩子严重营养不良,就像我们小时候课本上读到的,“三根筋挑着一个头”,瘦得让人心酸,孩子的头几乎都撑不起来。10年过去了,你再看那个孩子, 长得非常非常健壮,你无法想象她小时候会是那个样子,可妈妈还是那么瘦。她后来又来找我,说还要领养。第二个是个男孩,上海的,唇腭裂,结果她又把他养大了。后来她还要收养第三个中国孩子,这时候家里的其他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先前领养的韩国孩子,一个长大当了老师、一个男孩当兵去了。他们觉得妈妈这么多年已经很辛苦、不应该再领养了,所以一家人就闹意见。我和他们一家人在电话里谈,我也觉得他们不应该再承受这种压力了,结果父母坚持要领养,我也就只好尊重他们的意见,给他们安排。
特需儿童和伟大的父母们
如果说最初被领养的中国儿童都是健康儿童,在过去几年,福利院里的孩子基本都是有各种残障问题的,概率几乎是99%。那些坚持去领养的父母,完全出于爱心。现在纽约的收养家庭少了,中西部比较多,有的家庭专门收养患有“地中海贫血”的孩子。这些孩子血小板数量不足,需要经常输血,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那么多可敬的父母,我也不知道该说到哪里。记得“9?11”事件后,当天我们所有人都开着车往皇后区跑,经过皇后大桥,车辆自动并入一个车道,因为两边都是荷枪实弹的大兵。其实我们或许不知道,当时有很多人就准备载着家当离开纽约了。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批前往中国领养的家庭也没有因此改变他们的计划。他们焦急地等到机场开放,就勇敢地坐飞机去了中国。
其中有一对纽约上州的夫妇,到了国内,把孩子抱回来了,刚3个月大,很高兴,后来就没怎么联系。3年后我在一个酒会上遇到在投行工作的养父亲,他就有些抱歉地说,不好意思,过去几年都没有联系,因为后来发现孩子患有脑瘫,忙着照顾孩子,别的也就都顾不上了。孩子的妈妈已经把工作都辞了,专门在家照顾这个女孩。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说这个的时候那位父亲也没有抱怨,很平静,既然决定领养了,他们就认定这是自己的孩子,无论有什么病都得照顾。
还有一位单身妈妈,40岁左右,原先也在华尔街的投行工作,“9? 11”后去中国领养了一 个女儿。后来也发现孩子是脑瘫,下半身瘫痪,永远无法站立。这个妈妈本来工作上满腔热情,很有事业心,可是在发现女儿有病之后,她决定辞去在纽约的工作,带孩子回了威斯康 星老家,因为家里人都在那里,回去可以相互有个照应,方便照顾孩子。
有个得州奥斯汀的家庭,知道有个患病的中国女孩需要收养,她是脊椎骨膨胀,下半身是瘫痪的。那个女孩当时已经13岁半,中国收养法规定,凡是孩子满了14岁就不可以再收养了。结果那个奥斯汀的家庭知道了之后,了解到那个女孩已经13岁半,再过半年就不行了,于是就抓紧时间办手续,然后带着自己三四个月大的女儿跑去中国湖南,在那个女孩14岁生日之前的一个礼拜,把她给领回来了。这样的父母,我们没有语言可以形容他们。那个女孩坐着轮椅很活跃,也非常聪明。我们由衷地替她和她的父母感到高兴。
现在,这些特需儿童的领养,每天都还在继续。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加国头条 属于信息发布平台,加国头条 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