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先生在他的《最彻底的觉醒者林牧先生》一文中评价说：邓小平选择了改革开放，但是仅仅搞经济改革和发展，继续维护共产党的政治利益和统治，所有的纠正失误和改革开放都是为延续共产党一党执政，并以此为政治底线和政策取舍原则。一些当年年轻的共产党人与邓小平不同；他们希望共产党彻底纠正失误，永远不搞政治迫害；他们的原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因此，他们希望改革开放是全面的改革开放包括政治改革开放。整个80年代，他们在共产党的体制中艰苦地与左派和邓派相持和斗争，付出沉重的心灵代价。1989年的镇压使得他们认识到，在共产党的体制中根本不可能有他们希望的彻底纠正失误和全面改革开放，政治镇压还会再现。此刻他们放弃了幻想，与共产党体制决裂。林牧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在这些觉醒者中，林牧先生又是最彻底的一位。说他彻底，是因为他不仅离开了中共，而且直接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他对中共的觉悟不仅仅是幻灭，更是重新树立理想的过程……

1986年2月，在海南岛考察，赵紫阳与田纪云，胡启立，谷牧讨论洋浦港平面规划方案。

读过林牧先生晚年在海外发表的几篇对中共政权的揭露文章，对王丹先生的评论十分认同。但仔细研读了林牧《我所知道的习仲勋》一文，首先的感觉就是“硬伤”。太多。比如如下一段：

1986 年 9 月 18 日，正当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北京高等学校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提出要民主，要自由，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垂帘听政的诉求。……这时，×××和彭真、杨尚昆、王震、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把学潮的发生归罪于胡耀邦，秘密议定，要把胡耀邦拉下马来，只有陈云主张 “让耀邦干完这一届，让他在十三大自然落选，给人一种正常的组织气氛。”

首先，“八六学潮”的发生时间是当年年底，不是9月18日。其次，当时无论是北京还是外地，均没有大学生喊出“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的口号，因为当时的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属于在位领导人。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邓小平连中央委员都不再连任，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出任中央军委主席，这才有了“垂帘听政”之说。

再次，一九八六年没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牧先生说的具体月日应该是指胡耀邦在位期间的那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间是1985年9月18日 至23日是，当时中共党内大的政治环境仍还处于“邓、胡蜜月期”，和“八六学潮”根本不是一个时间段。

再再次，林牧先生文中“只有陈云主张 ‘让耀邦干完这一届，让他在十三大自然落选，给人一种正常的组织气氛’”就更经不起推敲了。中共党内选举实行了差额选举之后才可能有“落选”之说，而十三上首次实行的差额选举是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和胡启立力推才令邓小平下决心“试行”的，对此陈云当时的态度非常“保留”，所以陈云在胡耀邦还在位时绝无可能说出让胡耀邦“自然落选”的话----因为大前提不存在。

笔者十分理解林牧先生对习仲勋的敬仰之情，外界也自然会因为林牧先生的“西北干部”出身而相信他为习仲勋“作传”的内容应当会真实，但仅仅根据林牧先生文章中一再把一九八三年之后的习仲勋说成是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常务书记”，就足以证明他林牧先生的文章内容不但不可能是习仲勋本人提供，也不可能是当时在习仲勋身边工作或者当时所有在中共北京当局工作的人士，因为习仲勋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时间很短，具体说来就是胡耀邦接替了华国锋党主席职务至1982年十二大召开改称总书记的那段时间。十二大之后的习仲勋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直被保留到前面提到的一九八五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而十二大之后的中央书记处主持工作的常务书记是胡启立，习仲勋事实上已经大权旁落。

李锐先生的相关文章中根据与胡耀邦当面谈话的内容整理的，更何况李锐先生当时还是陈云指定的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所以李锐先生文章中的相关内容无疑应该是评价和研究胡耀邦和习仲勋、胡启立之间关系的最可靠依据。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恢复成 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等11人为书记书记，没有习仲勋。邓小平当时的讲话中说，书记处的职权是管全局的，党、政、军、民、学、工、农、 商、学、兵都得管。叶剑英说：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中央书记处是培养锻炼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将来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先在书记处工作一段时间，就比较容易驾轻就熟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胡耀邦负责书记处全盘工作。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决定向将要召开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向六中全 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 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 名义……从那以后，胡耀邦由先前 只主持中央书记处全盘工作，到既要主持中央书记处全盘工作，又要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 委会的工作。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人协助他处理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28 日，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加中央书记 处工作。

1981年6月27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华国锋下台，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增补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在胡乔木给胡耀邦、邓小平的信中批示：退耀邦同志，可以考虑，如仲勋留，仍由胡启立同志任常务书记。胡乔木的信中说，胡启立找他谈话，谈到中央书记处和办公厅日常工作十分繁重，他又很生疏，认为仲勋同志对他帮助很大。建议仲勋仍留中央书记处一段时间。

邓小平在十二大召开前夜才有此批示，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考虑配备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原先没有考虑习仲勋继续担任中央书 记处常务书记，而是安排习仲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启立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的安排就是让他 担任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 中央办公厅主任。

也就是说，习仲勋实际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即1981年3月至1982年9月。此后就是在胡启立领导下工作了。一九八五年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原因就是等不到十三大召开就是再搞一次“干部年轻化”，比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年长的习仲勋自然不能继续留在叶剑英所说的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中央书记处内了。

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上产生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委员一样是按姓氏笔划排名的。所以当时公布的书记处成员名单排列上看不出什么端倪。从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之后，也就是习仲勋退出书记处之后，书记处成员排名顺序就不再按姓氏笔划了。

有道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无论是习仲勋去世时的官方讣告还是一些公开怀念文章，均没有特别着墨习仲勋曾经“代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常务工作”的那段历史，第一个在中国内地发表公开文章“考证”中习仲勋“曾经是书记处工作主持人”的“民间”人士所依据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邓小平年谱的相关内容。而林牧先生在撰写《我所知道的习仲勋》一文时，应该是没有从象邓小平年谱这样的公开文献中找依据。

习近平上台之后，正所谓“父以子贵”，中共官方对习仲勋的宣传文章一再出现“习仲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为拨乱反正、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作出的卓越贡献”之类的颂词。

可以肯定的是，曾经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将近七年的胡启立百年之后不可能从习近平当局那里得到与习仲勋同样的“高度评价”。

2005年芮杏文和当年的胡耀邦一样心脏病突发去世，中共当局一度密不发丧。日后胡启立百年的治丧规格和悼词评语等等，都会是习近平当局的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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