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死亡率，是当下公认的疫情防治重要环节，这对于提振人心大有裨益，据环球时报-环球网赴武汉特派记者了解，截至2月15日17时，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危重症监护病区工作的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已成功让13名重症病人取下呼吸机，转到普通病房。

2月14日，记者专程走进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接管的危重症监护病区，看看这些逆行的英雄是如何在抗击疫情的“核心战场”击退死神的，这背后的那份人性光芒和勇敢担当更是引人深思。

摄影：崔萌

“他才26岁，

救不活他我们会内疚一辈子”

2月5日，26岁的年轻小伙李骁被送进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所接管的重症医学病区(ICU)时，已经呈现严重呼吸衰竭的症状了。据李骁的主治医生——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丁欣介绍称，一般情况下，病人都是自主呼吸空气，如果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就会给病人上鼻导管吸氧，鼻导管吸氧还不行就会用氧气面罩吸氧，再不行就用无创的吸气，比如高流量吸氧，以及无创呼吸机，实在不行再上有创呼吸机，这名病人入院的时候已经恶化到必须使用有创呼吸机了。

摄影：崔萌

“病人用上有创呼吸机基本上就失去自我调节能力了，全部都需要靠医务人员的治疗、调整和护理。”丁欣介绍说。在对呼吸严重衰竭的病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的环节，比如说呼吸机该怎么设置，如何避免气管插管等一系列呼吸机使用给病人带来的附带损伤，对于病人的一些相关的支持治疗，如何在病人带着呼吸机的情况下为病人的做好输液，营养供给，这是一个十分考验一线医务人员的系统工作。

“这个病比较特殊，这是病毒性肺炎，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特效药，所以我们主要是以循环、呼吸支持治疗为主，帮助病人度过最危险的一段时期。”丁欣称。在帮李骁把整个过程给扛过去后，李骁现在已经能够“脱机拔管”。说起这个从死神手里把病人抢回来的过程，丁欣感慨万千：“这是一个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的过程，很多的病人可能就是治疗过程中一个细节没有把握好，结果令人痛心。只有把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病人才能得到这样一个‘脱机拔管’的转机。ICU病房里面的治疗过程永远都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可以完成的，这是整个医疗团队的同心协力的过程。”

在北京协和医疗队首批援鄂医疗队副队长周翔医生看来，这种从死神手里抢回病人的过程不仅是治愈过程，也是安慰过程，所有医务人员除了通力协作以外，还需要拉着绝望的病人一起努力，让他们从恐慌的情绪中平静下来配合治疗。在对李骁查房的过程中，周翔在感慨不容易的同时也向李骁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能咬牙和一线医务人员一起共同坚持下来，周翔说，李骁的病例能给我们很多病友一个很大的信心，鼓舞他们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只要一起全力以赴，都有康复的可能，“这段时间，你的表现特别棒，特别好。通过我们的一起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看到你恢复我们非常高兴!“

采访过程中，北京协和医疗队第一临时党支部书记刘正印教授分享了一个他觉得惋惜的病例。

一名病人在收治到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后每天都处于极度恐慌、焦虑的状态，以至于夜不能寐，必须有医护人员时刻守在床边陪她聊天缓解紧张情绪，如果没人看守，这名病人就会辗转反侧，每当她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她的血氧饱和度就会明显下降，等到平静下来，能够充分的呼吸到氧气，她的血氧饱和度就开始上升。

所以每次去看护她的医生都会为她做很长时间的心理疏导，每到这个时候这名病人的心理状态是最好的，然而等医生离开，这名病人又开始陷入恐慌焦躁，有一天这名病人病情突然恶化，不幸离世。

刘正印教授说自此以后，协和医疗队的每名医护人员在治疗身体状况较好、神志清楚的病人时，都会为她们竖起大拇指，安慰她们病情马上就会好转，引导他们有一个积极乐观的情绪，“从我们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的多名病人都是这样挺过来的。”

在得知李骁已经取下摆脱呼吸机之后，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教授为李骁做了鼻咽试纸检测，看到李骁情况逐渐好转，马上就能转出ICU病房，李太生十分欣慰地感叹道，“看到他‘脱管‘十分有成就感，他才26岁，如果救不活他我们会内疚一辈子。”

“想要让她们安心，

你就要冲在她们前面”

大年初一，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协和首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队长刘正印教授主动请缨奔赴武汉一线，当记者询问刘正印教授请战的心路历程时，刘正印教授轻描淡写地称，“这种活你不干谁干?这里面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这就是你本专业的事。”

刘正印说，他经历过03年抗击非典的“战役”，对于这种突发的大型传染病防治他有经验，这个时候自己不向前冲，反而让一些年轻的，没有经历过这种实战检验的医生向前冲不合理。

在刘正印看来，因为自己有应对突发大型传染病的专业知识，专业的人就该在需要的地方去做专业的事，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指导，保护他们才是最重要的。“必须有人为他们树立正确的理念，时刻提醒他们注意防控，保证他们零感染。”刘正印称。

这一次北京协和医疗队的队员普遍比较年轻，用刘正印的话说，很多人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他们许多人也都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大型突发疫情。“我们工作量最高的时候，32张病床用上了28台呼吸机，我们的医护人员从ICU中出来，衣服都已经湿透，全部都虚脱了。”刘正印称。

医疗队员们对于具有高传染性的新冠肺炎传染病也有着天然的恐惧心理。“他们自己其实也害怕紧张。在普通病房里这么累，他们觉得没关系。但在传染病的病房里，他们也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也会担心自己被传染了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在考验着医护人员。”刘正印说。

所以，当北京协和医疗队来到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后，刘正印教授是队中第一个进入ICU病房的医生。而与他一同身先士卒坚持去“红区”工作的还有他的师兄、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教授。在李太生教授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安抚医疗队队员们恐慌情绪的最好方式。

“我和我的师弟都五十多岁了，我们还坚持去一线。很多一线医护人员最怕的是给病人‘采标’，因为采标时，医生接触的病毒量是最高的，所以我和我的师弟就亲自去‘采标’。你让大家看到主任、专家都没有躲在后面，她们自然也就不慌，有勇气战斗在一线了。” 李太生教授说。

“现在国家需要我了，

我如果躲在后方，那真的不可饶恕”

03年非典肆虐，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刘正印教授和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教授就是一同抗击非典的“战友”，今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们二人又先后请缨来到武汉抗疫一线工作。

在刘正印教授看来他只有身在抗疫前线工作自己才能更安心。刘正印教授称，在北京他也得干活，在哪里不是干活呢?

“在北京和在武汉工作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职业是医生，医生就是看病的，看普通病人和看新冠肺炎患者对我而言没有多大区别。”刘正印教授说。

在得知即将组建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时，李太生教授第一时间也要求上武汉前线的，最终得以跟随第二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来到武汉。

在谈到自己请战的决心时，李太生教授称，这个时候来到武汉一线参与疫情工作与功名利禄毫无关系。“现在可以说是国难当头，那么你作为一个有能力去应对的人，你就要站出来。我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1979年读大学，国家免除所有学费;1993年我去法国留学，国家让我公费出去。那么现在国家需要我了，我如果躲在后方，那真的不可饶恕。”李太生教授说。

(文中病人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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