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远很远的海上，那里水像最美丽的矢车菊那么蓝，像水晶那么清澈，非常非常深，说实在的，深得没法用锚链来测量它的深度。就算把许多许多教堂的尖塔一个接一个叠起来，也不能从下面的海底达到上头的海面……”

不知有多少人在小时候听过或读过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也译作《小美人鱼》），被故事中小美人鱼的纯真、勇气和善良深深打动。然而日前，这则全球知名的童话故事在中文互联网上意外引爆了“应不应该给孩子读”的激烈讨论。

3月24日，微博网友“轻成一只飞燕”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给女儿讲过《海的女儿》这种“经典童话”，批评男人（即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写的童话毫无逻辑可言：“就为了一个只看过一眼的男人，需要用姐妹的资源（美丽的长发）、自我的阉割（无法说话）和终身痛苦的代价（直立行走如刀割），换一个所谓的爱情……矮化海洋女性物种，跪舔人类男性。”她的结论是，所有有着幸福快乐结局的王子公主式童话都不适合讲给女孩听，因为女孩不能只是“年轻美丽柔善可欺”，嫁人亦非女孩人生的唯一选择。

微博网友“轻成一只飞燕”表示，不会给女儿讲《海的女儿》这样的“经典童话”

截至29日下午，这条微博的转发量已近万，引起了包括数位微博大V在内的网友的激烈辩论。在发出上述微博次日，“轻成一只飞燕”站出来澄清说，她反对的不是安徒生的原作，而是国内只有两三页纸的删改版《海的女儿》，称反对的原因是抵制刻板审美对孩子的无意识影响。针对网友对其“阉割孩子的阅读权限”的批评，她表示，家长有责任为孩子筛选童话故事，“这就是低幼儿童的局限性，她无法自己选择，家长给她看什么她就能看到什么，你心疼她也不能替代我抚养她，她再可怜也只能等着自己长大。”

包括这位网友在内的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童话就是“给孩子看的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安徒生本人就在发表收录《海的女儿》的故事集时说过，“其他童话比这一篇更是儿童故事，而这一篇含义更深，只有大人能够理解；但是我相信，孩子光是看故事也会喜欢它的：故事情节本身就足以把孩子们吸引住。”

追溯童话的历史，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曾引用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冯·德·莱恩的研究指出，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和埃及就已经出现了童话故事，公元前2000年在印度和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童话故事，接着有了犹太人和希腊人的童话故事。卡尔维诺发现，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将童话视作“儿童文学”，然而直到19世纪，童话更多是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传统下的奇幻故事存在的，并没有读者/听众年龄的划分。比如在1815年首次出版的格林童话故事集《献给孩子和家庭的童话》，就是由格林兄弟整理、记录并编撰民俗传统中的诗篇与故事而成。与其说这些故事是“童话”，不如称之为“民间口述”更为恰当。

所以，童话不仅是给孩子看的，更是给成人看的。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随着智识和阅历的积累，我们对同一个故事文本亦逐渐有了更多元、更丰富、更深层的理解，这种理解决定了童话的意义阐释，乃至孩子的阅读选择。

必须承认的是，在多元化的文学意义阐释中，女性主义已然成为了一股重要力量。主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即通过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权政治话语进行文本分析——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Mary Ellmann、Kate Millett和Germaine Greer等女性知识分子推出著述，动摇了人们对以男性为中心、贬低压制女性形象的文学的无条件接受。而在反性骚扰运动席卷全球、再次唤起人们对性别政治普遍自觉的当下，有强烈平权意识的妈妈们对“经典童话”心存警惕也顺理成章。尽管如此，在女性主义阐释逐渐变成文学批评的“新常态”，乃至成为决定文学价值的统摄性力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它背后的危险。

安徒生“仇女”？《海的女儿》争议史

童话是一个口口相传的、在叙述者和听众之间被不断加工、改造、复述、传播的产物。在卡尔维诺看来，所有的童话在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成为了某种人类思想经验和社会现实的抽象概括，“决定了世间男女的命运，尤其是对于生命中受命运支配的那部分。”河合隼雄结合荣格心理学理论指出，童话、寓言与神话充满了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而这些故事传播的重要心理要素，就是传达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型性（archetypal）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史研究者常常会在全球各地发现一些核心内容相似的童话作品。

《论童话》

[意]卡尔维诺 著 黄丽媛 译

译林出版社 2018年5月

在男权社会中，童话是否隐含着性别规训的信息？答案是肯定的。以“睡美人”为例，在格林童话故事集和法国童话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鹅妈妈的故事》中，都有这个故事。两则故事中都有一个关键情节，在公主降生的庆祝宴会上，几位仙女分别赠给公主一样礼物。在格林童话中，仙女们赠送的分别是德性、美貌和财富；在佩罗的版本中，仙女们赠送的是贤良、端庄、能歌善舞、精通乐器等技能。两个故事都强调了“世上的人追求的东西，一个不少地赠送给了公主”，河合隼雄指出，虽然格林兄弟和佩罗选择的仙女馈赠各有异同，但它们都是反映女性特征的、值得女性追求的品质。

《童话心理学》

[日]河合隼雄 著 赵仲明 译

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15年3月

作为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经典童话故事，《海的女儿》一直以来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典型案例——小美人鱼为了王子牺牲自己的声音、身体乃至生命，这被广泛认为是塑造了一个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文化刻板印象。为了化身成人获得不灭的灵魂，小美人鱼找到海女巫请求帮助，海女巫提出了一个恐怖的建议：

“我要给你煮一服药，你必须带着它在明天日出前游上陆地，坐在海岸上把它喝下去。喝了以后你的尾巴便会消失，变成人类称为腿的东西，那时你将感到剧痛，就像一把剑在插进你的身体。但是所有见到你的人都会说你是他们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小人。你的动作将依旧像游水一样优美，没有一个舞蹈家的步子能那么轻盈；但是每走一步你都会感到像踩在尖刀上。”

另外，海女巫提出小美人鱼需要用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但是我也必须得到报酬，而且我要的不是无所谓的东西。你有胜过海底任何一个的最甜美的嗓子，而且你自信能用它迷住王子，你却必须把这嗓子给我；我要你所拥有的最好东西作为我给你的药的代价。”

许多学者在研究安徒生童话时聚焦了这一关键情节。在《小美人鱼：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女性身份认同》（The Little Mermaid: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Feminine Identification）一书中，Robert W. Meyers认为用嗓音交换魔药、用忍受行走在刀尖上的痛苦来换取成为人类的权利，象征着女性“放弃了言说和被理解的权力、丧失创造性以及被阉割”。博客网站Medium上的一篇

评论文章

也指出了嗓音背后的“女性意见”隐喻，认为《海的女儿》实质上是告诉女性应该为了男人或为了融入社会而放弃言说的自由。作者Kidd Dark认为，尽管故事的核心思想是善良与救赎之间的关系，但这一主旨无法掩盖故事本身的“仇女”论调和“女性低等”的落后意识形态。

小美人鱼用嗓音交换魔药、用忍受行走在刀尖上的痛苦来换取成为人类的权利。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些安徒生研究者甚至认为，由于安徒生本人有可能是一个同性恋（或双性恋），他常常在童话故事的角色塑造上投射自己对性特征（sexuality）的感受，这通常反映在他对女性特征（female sexuality）的压制上。在《海的女儿》《红鞋子》和《冰雪女王》这三个故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小美人鱼通过牺牲女性特征来成为某种理想女性（人类），割去舌头象征着她对女性身份和性欲望的压抑。《红鞋子》则讲述了一个女性因为沉迷于自身欲望而被惩罚的故事：女主角卡伦在获得了一双精美无比的红舞鞋后不可自拔，忘记了自己原本的职责。由于红鞋子不知为何无法再脱下且让凯伦不可抑制地终日跳舞，她不得不让刽子手砍下自己的双腿。Jack Zipes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被误解的故事讲述者》（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Misunderstood Storyteller）中指出，红鞋子象征着“安徒生试图压抑的罪恶、好奇心和欲望”。《冰雪女王》的女主角吉尔达则是安徒生的理想女性——在寻找青梅竹马的途中，她放弃了自己的鞋子（那也是一双红鞋子！），始终保持纯洁和甜美，并因此得到了命运的眷顾。

压制女性特征的问题在于，安徒生的女性角色永远无法成年。Meyers认为，这些故事是悲剧性的，“这些女孩无法进入成年状态，而是退回到死亡，或一直保持一个无性征的、天使般完美无缺的母亲形象。”小美人鱼化作了“天空的女儿”，通过不断积累善行换取不朽的灵魂；卡伦拒绝了衣着、豪华的排场和美丽，在牧师身边勤恳工作，“她的灵魂随着太阳的光线飞上天堂”；吉尔达则用爱感化了凯，这对青梅竹马在故事结尾被形容为拥有“孩童般的心”。这样的理想女性形象的问题是，现实中的女性无法一直保持纯真无邪，无法一直对性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

当代读者的女权意识觉醒也促使一些作家开始尝试解构经典文本。2018年，英国作家Louise O~q~Neill出版了小说《表象破裂》（The Surface Breaks）。该书出版方Scholastic UK编辑主任Lauren Fortune表示，这部小说是对安徒生《海的女儿》中的女性主义做出的全新诠释：“童话通常在再现女性形象上表现得十分可疑。在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中，女主角为了一位轻浮的王子放弃了自己的声音、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身体——这个不合理情节被英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O~q~Neill放置到了女性主义的聚光灯下仔细审视。”

在接受《爱尔兰时报》的采访时，O~q~Neill解释了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我为原作的黑暗色彩惊讶不已，特别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去看海女巫的提议时——她居然真诚地告诉小美人鱼，要吸引王子的注意，她的身体是比她的嗓音更有价值的筹码。”在她做出全新演绎的故事中，小美人鱼从一个天真无知的女孩逐渐成长为了一个有着女权意识的坚强女性，在种种人生抉择中，她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贬低女性价值、无视性别不公的社会中。

《The Surface Breaks》

Louise O~q~Neill

Scholastic UK (January 1, 2018)当我们用女权理论批评一切时，我们失去了什么？

在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发起的一个多世纪后，对女性存在意义及性别话语的反思已经是当下的一门显学。重新理解代代相传的童话、打破故事中固有的性别权力结构，更接近于一种时代精神（zeitgeist）和时代需求，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迪士尼公主系列电影的变迁中清楚地看到。

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刊发的《从等待王子到寻找自我：迪士尼是如何治愈“公主病”的？》一文中，作者梁瑀可指出，自1937年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以来，迪士尼已塑造了14位公主的形象，从早期白雪公主、睡美人爱洛和灰姑娘仙蒂那样“被动”“弱者”式的传统型公主开始，迪士尼亦根据现实生活中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追求自我意识的增强，不断改造公主形象，让她们融入越来越多元的性格和抱负，呈现越来越强的“主动”“好强”及“冒险”气质。

到了2018年的动画长片《无敌破坏王2》，观众甚至欣喜地迎来了迪士尼对公主刻板印象的“官方吐槽”。当小女孩云妮洛普意外闯入公主们的派对时，她们连珠炮般抛出问题：“你也是公主？”“你有魔法长发吗？”“有魔法的双手吗？”“小动物会跟你说话吗？”“曾被人下毒吗？”“受过诅咒吗？”“被绑架或被奴役过吗？”“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你的难题，都是靠男人解决的？”在得到云妮洛普对最后一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后，公主们终于认可了她的身份，“她是公主没错。”

一些女性已不再愿意给自己的女儿讲述王子公主式的童话故事。英国演员凯拉·奈特莉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像《灰姑娘》《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之类的故事，她都不会给女儿看。虽然女儿每天都吵着要成为公主，但她会告诉女儿：“你不想成为公主，你要成为女王，因为女王才拥有权力。”

对于当下的中国妈妈来说，也有太多的理由对王子公主式童话保持警惕。虽然半个世纪前“女性能顶半边天”的信条深入人心，千千万万女性终于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立足于社会，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国家从私人领域逐渐退场，女性开始发现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更糟糕的是，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以传统文化之名回流，结婚率和新生儿出生率的下降引起国家对社会稳定的担忧，但在鼓励女性“回归家庭”的同时却缺乏相应的福利政策支持，中国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日益逼仄。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在149个调查国家中，中国排在103位，性别差距有所扩大。

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危机意识的中国妈妈无法心安理得地告诉女儿“成为公主，然后和王子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是情有可原的。独立、自强、不需要男人就能搞定一切的“大女主”才是值得宣扬的理想女性范本，懂得反抗父权、争取自由的女性才能振奋各个年龄层女性阵营的士气。所以，《海的女儿》被部分人认为是个矮化女性、跪舔男性，把女孩洗脑为“恋爱脑”的毁三观故事，不值得给孩子读；与之同理，不少人因此对电视剧《都挺好》的大团圆结局大失所望——强大到能解决一切难题的苏明玉还是选择了原谅父亲，辞职回到了因重男轻女曾给她带来无限伤害的家。

但值得我们自省和警惕的是，一味强调用女性主义视角批判文学文本，是否有过犹不及、反而落为“三观党”的危险？这之中最大的危险，在于树立某种“受害者”心态，让女性永远自恃弱者身份、永远被冒犯、永远感到愤怒。

如果说被动、无法选择是童话中经典公主的刻板印象，那小美人鱼也可以说并不符合这一形象。在安徒生的原作中，她自始至终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做出了所有重要的决定：是她决定去追求王子；是她鼓起勇气去寻找海女巫，并在明知道要承担的代价后义无反顾接受条件；是她在知道救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杀了王子的情况下选择放弃。在故事的结尾，我们看到她也因为良知而获得了命运的奖赏——她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不朽的灵魂，而这一次她不再需要依靠男人的爱，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善行。从这个角度上看，她并不是一个受害者。

的确，她做出的很多决定都不太理性，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但我们真的能够以女权之名去指责她吗？女性主义强调女性选择的自由，但我们应该明确一点，这个自由不应仅局限于“好的选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女性主义的价值，那我们应该允许女性做出任何选择，这包括差劲的选择、有严重后果的选择、令人悔恨的选择。重要的是，她们做出这些选择的原因，只是因为她们想这么做，并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追求浪漫爱情并不意味着背叛女权，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爱的主体，她/他和所有人一样可以选择追求的方式并体会爱情的苦乐悲喜。

河合隼雄在一项大学生研究中发现，在人们少儿时期的读书经历中，童话与寓言故事是“对自我人格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书籍”。尽管身为成年人的我们会对童话故事的“单纯”和“不现实”感到可笑和不满，但我们必须正视童话在孩子形成对世界的认知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选择讲述怎样的故事、乃至选择怎样的阐释角度时，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向孩子呈现一个怎样的世界，希望他们对成长和未来抱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是否真的希望他们摈弃一切不理性的、无用的情感，做一个只关注自我和自身利益的人，尽管这样可能会规避某些潜在的伤害和危险？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下意识地认为女孩不应该听《海的女儿》的时候，为何自动自觉地将男孩排斥在外？在强调性别关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的同时，我们失去的，或许是对普世价值和人性光辉的感知。《海的女儿》传递的是一个关于如何高尚地爱的道理：爱不意味着占有，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并始终做一个勇敢而善良的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卡尔维诺认为，在童话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神奇色彩，这往往与道德说教形成对立。童话中的说教并不存在于故事内容中，而是要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过程中去寻找。如果我们相信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逐渐发展出自主思考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应该记住卡尔维诺的话：

“这些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故事应当被珍视，它们既有自我意识，又不拒绝命运的安排，既具备现实的力量，又能在想象的世界中完全绽放。至于最优良的诗歌和道德教育，童话是无法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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