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自保 严峻环境下中国民企把脖子伸进绞索

在当下严峻环境下, 整个中国都处在焦虑与恐慌之中。焦虑,只是感受到了压力,感觉力有不逮,但整体尚可掌控,仍可作为。恐慌则不然,恐慌是根本无能为力,要么徒劳挣扎,静候时运的摆布,要么逃亡。

这种绝望的窒息感,很多人会想当然归结为外部,也就是美国人贸易战的逼压,但事实上不是。十年前我们对出口的依存度接近70%,但去年这个数据已经降到了10%。去年我们的GDP总量是82万亿,出口贡献8万亿,10%不到。

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几乎都是指向民企。环保、税收、社保、抽贷······,狼奔豕突,近乎一场定向围猎。

前不久,一个60多岁的老企业家一边和我沟通,一边垂泪。他说经商这么多年,经历过无数沟沟坎坎,这是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自己的企业如此之近:他似乎突然之间成了一个被通缉的逃犯,税务、环保、工商、城管、甚至街道,哪里都在找他的茬。为了活命,他企业的负债率已被迫抬高到了自己在梦中都被吓醒的程度,企业如同在钢丝上,一个市场恶意做空,一个银行抽贷,公司就可能随时崩塌。关键这种日子根本看不到头,他预感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和财富,可能化为乌有。

问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前面多年,自上而下都在放杠杆,不放杆杆,你就等着被淘汰。为了放杠杆,他的股权质押了很多,后来股市一跌,不仅得追加质押,而且质押率也迅速降低。二个,现在去杠杆,各种抽紧,税收、环保、社保、抽贷······,源源不断,互相补刀。国企有免死金牌,不受影响也不会在意这些,但作为民企,没一刀躲得过,而且越艰难,反而越要借债——作为弱者,除非一心就死,否则大概率会压上更大的赌注,一辈子的心血,总希望苦苦扛着,期待能熬过去,哪怕要借高利贷,哪怕从此没有归路。

谁又想束手就死呢?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在民企,这绝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只是为了活下去,在市场利率持续走高的背景下,中国民企的整体负债率在过去18个月里竟反而越来越高,斜率也越来越陡峭,与国企的整体去杠杆天壤之别。

与此对应的是,过去三年,民企的财务费用支出也如影随形,大幅上扬。

这意味着,民企作为一个整体,为了不被脚下的滔滔洪水冲走,他们选择了自己把脖子伸进水面上的绞索——都是死,但绞索的死,或许能缓那么一丁点。这也意味着,无论我们嘴上在说什么,但我们多年任性发钞、上杠杆狂欢的买单者,事实上锚定了民企。

这并不令人吃惊。过去三年中,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层面主要做了两件事:

1、一是通过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不同体制的企业之间调配;

2、二是通过棚改,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

前者化解了大批煤钢国企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了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

这是两项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如果不考虑对契约、产权、效率等市场经济桩基的长远腐蚀,其意义并不亚于一场中型对外战争的胜利。

但,生之绚烂的背面,是死之残酷。在这块土地上,任何改革的收益或者成本,从来都不是均匀分布在每个人头上的,“肉烂在锅里”其实也是分红锅、白锅的。“供给侧”也好,“棚改”也罢,再美丽的辞藻,再复杂的舆论,也逃避不了一个本质:取与舍、保与压,都有明显的倾向性。政府对强势国企的补贴和保护,造成的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是经济最大的硬伤之一,且已经把一众民企逼到了一个不投靠、不被收编,几乎就活不下去的境地。

如果把时间聚焦到更近的2018年前7个月,这种“国进民退”的速度,在数据上体现得更为惊人。从官方公布的2018年收入及同比增速,看起来都不坏: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增速都还不错,形势一片大好。但统计局明显犯了个错误:忘了把去年的同期数据隐藏起来。如果稍微费点功夫,把同样是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同期数据找出来,再算同比,你会发现,除了国字号企业的营收是增长的,其他企业的营收其实全部是负增长。

正常的营商竞争与优胜劣汰,已完全无法解释这种国企、民企之间极端诡异的两极化。询问了一下统计局的朋友,解释说是调整了统计口径,去年同期还活着,但今年已死去的民企,直接从统计的分母中拿掉了。

这无疑是一个比民企经营举步维艰更令人悲哀的消息。我手头并没有权威的过去12个月民企倒闭家数的数据,但从利润增速做简单的初等数学倒推,就能大致算出,要死掉多

少,才可能让这个群体的利润同比负增长超过50%?

数字冰冷,但数字说实话。

今年以来,不断有人高调宣扬消灭私营经济,最近还有人一本正经提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很多朋友拿着这篇文章,忧心忡忡问我怎么办,其中尤以民营上市公司老板为多。尽管我一再安慰他们,从文章看,这就是一篇精神错乱的文革大字报,与严肃的研究根本不沾边。历史不可能开倒车,这个作者大概率也是和另一个周小平一样,不学无术,腹内草莽的哗众取宠之辈,根本无需在意。

但仍有诸多人追问:如果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官方代言,言人所不能言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篇胡诌的文章,能让众企业家吓得战战兢兢,惊弓之鸟一样随时准备拔腿开溜,那这个经济生态已恶化到什么程度了啊?

尽管有官媒随后澄清,但民企隔三差五就被拉出来敲打的现实会让诸多人高度惊恐和警惕。事实上,所有人都明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杀气腾腾、令人胆寒的离场论、消灭论能堂而皇之登台,并引发全社会的震动与惶恐,绝非偶然。

但,问题在于,民企占到了中国企业总量的90%以上。

如果在一块土地上,90%以上的企业,都只是随时可能被放逐的流浪者,那么,谁才是主人?我们又指望谁在危难时期挺身而出,共度时艰?

我已很久、很久不做深度研究文章了。一是现实与预期越来越大落差的沮丧,二则因为已完全无需研究。常识和公理,需要研究吗?

本来有桥,需要去下河摸石头吗?民企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与主力,这需要争论吗?人类财富创造上,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这需要争论吗?制度比人要靠谱,这需要争论吗?权利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需要争论吗?

如果单纯只以所有制来分主客,国企完胜。但,如果我们以为社会整体做的贡献为维度,我们得出的结论则相反。

中国国企占有了超过70%的资源,创造了不到30%的GDP。而改革四十年,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至少50%的GDP,60%的税收,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哪怕是在定向收紧的供给侧改革高峰年2017年,民营工业企业也以19.6%的整体净资产收益率,完胜国有工业企业还不到10%的净资产收益率。如果民企随时可能被清算,全社会的整体得失,还会有第二种结果吗?

往事并不如烟。

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后,绝非偶然地,自此之后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到1978年中国GDP仅占全球的1.8%,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如果驱私济公有效,我们的经济在1978年何至于几近崩溃?

“韭菜没了,直接砍树”——民间智慧把民企当下的困境概括为砍树,有戏谑夸大之嫌,但说实话,这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树砍了,根还在,旱季过去,终会复萌,一个春秋的轮回而已。

最可怕的是,这种针对民企的、更接近存量财富分配的折腾,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复重演,会让同一块土地上的“身份”鸿沟越来越刺眼与对立,让家国信仰、民族荣誉、经济信心这些植根人心内里、并捆绑整个民族一起前进的动力慢慢枯萎凋零。这种凋零,会直接打断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链条,且绝非一两个春秋的轮回能恢复的,而会是至少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

我们有几个三十年可以挥霍?

1956年中国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

茅台酒在清末就已年产170余吨,公私合营后各种折腾,它的下一个辉煌期,要一直延至新世纪股份制改造后,中间隔了近一百年。

回溯过往70年的经济史,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所有制“身份”的僵硬划分与区别对待,硬币的正面是我们的执政基础,硬币的反面,或许恰是我们这个社会资源循环碰撞、摩擦、消耗,社会财富轮回创造、毁灭的一个大坎。

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上路的初衷,一定是这个民族的财富自由与精神自由,而不是任何其他形而上的中间目标。但凡在这个国家之内遵纪守法、勤恳耕耘的企业,就都是平等的,就都应该给予尊崇、赞赏与荣耀。这个很难吗?

草原是个互相支援的生态。草挖了,树砍了,根也死了,平原除了沙化,还有其他的路吗?

楼兰曾一度水草丰茂,国富民强。但如今,那块土地唯剩死一样的沉寂,以及躺在博物馆成为干尸的楼兰姑娘。

我们这个民族的方向,大多时候都是“上面”说了算,但这丝毫没有阻碍一群卑微且衣衫褴褛的布衣之怒,“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以慨然的家国情怀,用自己微弱的荧光,以一种螳臂当车式的悲壮,站立成大众前行路上的路标。从风萧萧兮的荆轲,到我自横刀的谭嗣同,跨越两个千年,络绎不绝于道······

我发自肺腑希望自己的国家蒸蒸日上,也发自内心地鄙视和厌恶历史上任何以一己之私绑架民族福祉,误导家国走向的人。而这,恰恰会成为痛苦之源。因为事实上,你能看到的经常是一轮一轮毫无新意的轮回,少数人的欢快,多数人的悲苦,而你却无能为力,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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