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亲自审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部分叙述了“当时一小部分人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因此，“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关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是难以避免的” ……。这正是习近平所谓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据之一。

图为上海一家单位门内挂有习近平与毛泽东像的墙壁宣传

习近平所以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据之二即中共“左王”之一王震的秘书出身，盘踞社会科院院党组副总书记兼副院长之“党的重要理论工作岗位”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李慎明的“著名”论断：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多次曲折，最终实现的第一次成功的结合。

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毛泽东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在逐渐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悲剧的思想已经在苏东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党和政权变质；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对照一下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系列相关内容的讲话就不难发现，李慎明的如上“论点”都是习近平“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开始重新“高度评价毛泽东”、“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程之始，也是按照李慎明为他设计的口径，先把毛泽东的所谓“错误”轻描淡写，在此基础上把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说成是“党所犯的错误”，继而再强调这种“用心良苦”的“错误”的形成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

网上文革博物馆里读到过高文谦先生的文章《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奔驰国模式》，文中尖锐批判说：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生前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把整个国家推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场。尽管他已经死去多年，但幽灵仍在缠绕着中国，牵制着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而文革则是毛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一直蛰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时隐时现，挥之不去，左右着当今中共最高执政者的思维方式、执政模式、话语风格和路径选择。

按照文谦先生的说法：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极端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常态表现，两者同源，互为依存，剪不断理还乱。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敌对思维和斗争哲学，制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遗产当年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后，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出性质、矛盾、对象、动力、途径等六个方面的要点。本来，这只是文革秀才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的理论包装和欺骗愚弄民众的政治宣传，后来却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所谓的“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

曾经在中共中央的党史、文献机构长期任职的高文谦先生披露说：文革浩劫后，人们痛定思痛，本来可以趁势一举彻底清算毛的罪责，从起草官方历史问题决议前召开的四千人讨论会上群起批毛的气氛，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外的人心向背。记得当时听传达，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现在是最后一次再提“毛泽东思想”。但是，邓小平扼杀了这一批毛的势头，强调毛功大于过，必须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则，决议宁可不写！按照邓定下的调子，当时理论权威胡乔木煞费苦心，试图把毛的晚年错误即文革遗产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毛被高高挂起，让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锅，中共官方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轰轰烈烈地走了过场，成了烂尾工程，贻害深远。其实，邓心里很清楚，对毛的评价禁不住历史的检验。九十年代初，邓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等人承认，当年决议“部分历史是不实的”，对毛的评价是“违心的”，可以在他们这一代走后，再作全面评价。但是，已经坐失清算毛的历史时机，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遗产死灰复燃，困扰中国的局面。应该说，邓对此起了关键作用，应负的历史责任一点不比六四镇压小。

高文谦先生认为，邓、毛之间历史上的亲密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邓小平的时代实行的那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是邓思想和毛体制杂交的怪胎。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官方对毛文革错误的定性，是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口径，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并推推向极端，但没有认真加以清理，而是强调“宜粗不宜细”，文革历史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起来，。“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离开了历史细节，一般民众无从了解毛发动文革的真相和罪责。再加上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掰扯不清，结果八十年代官方的所谓“否定文革”做成一锅抽象否定、具体含混的夹生饭。

但是，就是邓小平主导制定的所谓“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对文革的被文谦先生形象形容为“猫盖屎”式的“否定”，也早已经不被习近平所容忍，“对‘文革’的评价（官方定义）也应该‘与时俱进’”，“对‘决议’ 要有突破性的解释和补充”，是习近平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时期，也就是胡锦涛向他交权的十八大之前即已经布置下去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

当时，正值中共政权大张旗鼓地宣传建国六十周年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伟大成就。眼看在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巨大成就”的过程中，“后”三十年的实践和成就是对“前”三十年错误的彻底否定的观点引起习近平的强烈警惕，于是便以中央党校和社会科学院为主要参与单位，召集数名“理论工作者”组成“课题组”，习近平亲自召见课题组全体成员，要求他们就“正确认识两个三十年”的课题，作好文章，作足文章。

这个“课题组”的重要成员除了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李慎明，在“近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出笼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府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即《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还有当时也是社会科院院副院长的陈云前秘书朱佳木的《“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以当时在习近平手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李君如的 《怎样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文章，都是在代习近平等到自己接班之后以“领袖“之尊重新肯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投石问路之作。

按照文谦先生的说法，“文革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红二代的青春情结“。尽管红二代们后来各自的命运经历大不相同，但他们成长的环境是相同的，是喝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毛泽东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教父。红二代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毛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们青春期躁动的思想也正是定型于文革期间。文革可以说是他们的青春情结。毛的敌对思维、斗争哲学，崇拜暴力，挑动仇恨等思想，深入红二代的骨髓，成为他们的红色基因……。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后来虽然经过命运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经历了失落、怀疑、幻灭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这种以保党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终保留下来，经过岁月的沉淀，转变为现实政治中强烈的掌权意识。

要补充的是，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十一年以来不断在内部一再强调的对所谓“苏东剧变”及“颜色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决定了他无法再继续容忍对毛泽东的不敬和对“文革”的否定。而他习近平对文革情有独钟的另外一层因素，应该是毛泽东的帝王情节眼看也已经深入习近平的骨髓之中。

高文谦先生认为文革是“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学术界观点之一“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高文谦认为有待商榷，因为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并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事实上，毛发动文革非但与“理想主义”无关，反而是出于“宁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

现如今的习近平掌权之后虽然没有当年毛泽东一样利用愚民百姓对中共各级官僚政权的不不满情绪，用“发动群众”的办法完成了他的帝王心愿，但他上台之始发动的党内的反腐运动即是应巩固整个政权的需要，更是实现自己个人集权的需要。试想，如果没有习近平国内反腐运动的政治高压前先，所谓的“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怎么可能会成为从李克强往下的九千万共产党员---特别是其中数千万若被断绝”皇粮“就会冻饿街头的各级党政干部的“自觉自愿“？

高文谦先生认为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毛在发动文革是政治手段上的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

反观中共政权的当今“领导核心”习近平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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