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阿拉丁到底是哪国人？他确实是个中国人

是中国人。一、《一千零一夜》的描述

我们先看一下阿拉伯语原版的《一千零一夜》怎么说：

开罗Dār al-Ma‘ārif出版社1991年《一千零一夜（’Alf Laylah wa-Laylah）》阿拉伯语单行本第12册《与神灯的故事（‘Ala’ al-Dīn wal-Mi?bā? al-‘Ajīb）》：

第一段译文：

在中国（al-?īn）的某一座大城市里，住着一位名叫穆斯塔法（Mu??afā）的裁缝，他家境贫寒，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穆斯塔法每天缝缝补补，挣来的钱却几乎不能满足必要的需求；尽管家里人口不多，他也买不起家里需要的任何什物。穆斯塔法家里只有妻子和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叫（‘Alā’ al-Dīn）。（《与神灯的故事》第93页）

在阿拉伯语中，“中国”被称作al-?īn，是一个阴性名词，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加定冠词al-。al-?īn可能直接借自波斯语的Chīn，间接借自梵语的???（Cīna）。

学术界一般认为，al-?īn也是汉语“秦”的对音，按“秦”字上古汉语拟音为zin（郑长尚芳），中古汉语拟音为dzǐ?n（王力）。因此，本文也会在一些场合中，把al-?īn译成“秦”。

解释一下穆斯塔法和这两个名字。

穆斯塔法（Mu??afā）：是及物动词i??afā（拣选，选择）的被动名词，意为“被[真主]选择[而成为先知]的人”，这也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号之一，不一样的是穆罕默德往往被称为al-Mu??afā，即“穆斯塔法”加上顶冠词al-。

纪伯伦散文诗集《先知》中的先知叫做亚尔墨斯塔法（Almustafa），即来自al-Mu??afā，也就是加了定冠词al-的“穆斯塔法”。

穆斯塔法也是穆斯林男性常用名之一，在埃及和土耳其尤其常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在上述两国的火车站大喝一声Mu??afā，看看会有多少人回头答应。

（‘Alā’ al-Dīn）：是一个正偏组合形式的人名，由阳性名词‘alā’（高尚）和阳性名词dīn（宗教）组成，意为“宗教的高尚”。

名词dīn（宗教）加上定冠词al-时一般指代伊斯兰教，因此“”的实际意思是“伊斯兰教的高尚”。

现代阿拉伯国家叫‘Alā’ al-Dīn的人不多，一般都是直接叫‘Alā’，表示“高尚”。

和他的父亲穆斯塔法一起居住在“中国某的一座大城市”里，按照阿拉伯文学作品传统的叙事习惯，如果文中没有特别指出一家的祖籍来自哪里，则一家就默认为是中国的本地居民。

我们再看一个英文译本。

纽约American Book Exchange出版社1881年出版的《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英译本《与神灯的故事（The Story of Aladdin, or the Wonderful Lamp》：

第一段译作：

在中国（China）的首都，住着一位名叫穆斯塔法（Mustapha）的裁缝，他含辛茹苦地维持生计，以供养自己以及妻儿——他的儿子名叫（Aladdin）。（《一千零一夜》英译本第80页）

英文版译作China，显然也是“中国”。

一般认为，《一千零一夜》起源于阿拉伯民间说书人（al-rāwī）的话本，其受众是广大阿拉伯人。

说书人可能一辈子没去过中国，听众们更是如此。

那么，作为阿拉伯人的说书者，对同样是阿拉伯人的听众演绎“中国”时，也只能按照自己和听众们所处的社会去想象远方的“中国”，这样以来，故事中的“中国”也被深深地赋予了阿拉伯文化的烙印，让我们觉得“这难道不是在写阿拉伯国家”。

同样，中国明清时期的小说和戏曲，其作者是中国人，读者更是中国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的“外国”形象（比如评论区有网友提到《西游记》的玉华州），也往往是古代中国的样子，让我们觉得“他们和中国也差不多”。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读一读《格萨尔王传》的《大食财宝宗》，格萨尔王带着岭国人民吊打大食国的的故事。岭国与大食国的战争，有可能源于从前吐蕃王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冲突。但是在《格萨尔王传》中，大食国王也有一个响当当的藏语名——赛赤尼玛。

在传统阿拉伯文化中，中国有“极远之地”的意向，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人会有’U?lubū al-‘ilma wa-law bil-?īn（求知哪怕远在中国）这样的民间谚语（也有人相信这是一句圣训，但缺乏充分证据）。

阿拉伯文书法：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不过书法作者还是相信这句话来自圣训，因此在左上角加了一句“真主的使者所言是实”

说书人把的故事设定在遥远的中国，很可能也是想：反正听众去不了中国，我的故事怎么编也不会穿帮。

以上是阿拉伯文学中的“中国”，那么历史、地理著作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呢？二、阿拉伯语“中国”一词的范围

有的朋友对阿拉伯语的al-?īn（中国）是否就是我们所定义的“中国”，在这里稍作解释：

在现代阿拉伯语中，al-?īn（中国）一般作为Jumhūriyyat al-?īn al-Sha‘biyyah（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第二行的黑体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世纪阿拉伯语中，al-?īn（中国）所表示的地理概念可能略为模糊，或者说它所表达的范围比我们所理解的“中原王朝”意义上的“中国”要稍大一些。al-?īn（中国）即包括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有时也可能包含中国周边一些受中原王朝羁縻的区域。

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文献中，al-?īn（中国）的形象往往是一个位于遥远东方的大国，城市众多，人口稠密，居民擅长技艺。

2-1、亚古特《地名辞典》：

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Yāqūt al-?amāwiyt，1179-1229）的《地名辞典（Mu‘jam al-Buldān）》对al-?īn（中国）是这样定义的：

划线部分译文：

位于东方大海上的一个国度，位置偏向南方，其北方是突厥（al-Turk）。（《地名辞典》第3册第440页）

其中“国度”一词原文作bilād，这是一个复数名词，其单数形式balad在古代是“城市”的意思。因此，bilād在古代也表示“若干座城市组成的大区域”。

比如Bilād al-Rāfidayn（两河之地）表示美索不达米亚诸城，以及Bilād al-Shām（沙姆之地）表示地中海东岸黎凡特诸城。

在现代阿拉伯语中，balad的含义由“城市”演变为“国家”，复数bilād的含义也从“地区”演变为“祖国”。

值得一提的是，《地名辞典》有可能倾向于把“突厥”当作“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原文是这样写的：

Wa-shimāliyyuhā al-Turk.其北方是突厥。

原文使用了从属名词shimāliyy...（...北方），这个词一般表示该地在“某个地理范围之内的北方”，而shimāliyy的原型名词shimāl...（...以北）一般表示该地在“某个地理范围以北，但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此外，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并不总分得清契丹人（al-Khi?ā）、蒙古人（al-Tatar）和突厥人（al-Turk）的区别，他们时常把契丹人和蒙古人当作突厥人。

“东方大海上的国度，位置靠南，突厥人（游牧民族）在北方”，这样的表述基本符合我们对“中原王朝”的印象。

2-2、苏莱曼·尸罗菲《中国印度见闻录》：

《中国印度见闻录》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成书于公元851年左右，下卷成书于880年左右，是最早记载中国的世纪阿拉伯史籍之一，作者苏莱曼·尸罗菲（Sulaymān al-Sīrāfiyy）是来自波斯湾沿岸港市尸罗夫（Sīrāf）的商人。

《中国印度见闻录》对中国的历史、地理、风俗、制度皆有详细描述，下卷甚至还记载了唐末黄巢（Bābshū）的叛乱。

本书的上卷是这样描述中国的：

?据说，中国拥有很多大城市，其数目多达二百余座，每座城市都有王侯和宦官，并有其他城市隶属于它。广府（Khānfū）就是其中一例，广府是一个港口，广府下面还有二十个城市归其管辖。（《中国印度见闻录》第33-34页）

一般认为，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的Khānfū是中古汉语“广府（kuɑ? p?u）”的对音，即今天的广州。

作者在后面还介绍了中国的一些官名：

[中国]根据城市的大小及各王的名望如何，国王的名称也不尽一样：在一个小城市里，国王被称为“刺史（al-?ūsinj）”，意思是“城市的卫护人”①；像广府这样的城市，城中之王被称为“太傅（Dīfū）”②。宦官被称为“都监（al-?ūqām）”③，这些阉人都是些患有肺痨病的人④。最高法官称为“录事参军（Luqshī Māmkūn）”⑤，其他的名称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中国印度见闻录》第38页）

上述译文参考穆根来等根据法国学者索瓦杰（J. Sauvaget）《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译出的汉译本，一些地方有所修改。

注释：索氏认为al-?ūsinj是中古汉语“刺史（ts?ǐe ???）”的对音。Dīfū也可读作Dayfū，可能是中古汉语“太傅（t?ɑi p?u）”或“大夫（dɑi b?u）”的对音。索氏认为，“太傅”这可能是某位节度使的尊称。al-?ūqām可能是中古汉语“都监（tu kam）”的对音。唐中叶后常以“中人（宦官）”为监军，称为“都监”。原文maslūlūn意为“患肺痨病的人们”，索氏却认为这个词在这里表示“被去势的人”。Luqshī Māmkūn可能是中古汉语“录事参军（l?wok d??? ts??m k?u?n）”的对音，原文māmkūn可能是?āmkūn的误拼，即中古汉语“参军（ts??m k?u?n）”的对音。录事参军又名录事参军事，唐时官位从七品上，为王、公、大将军的属员，掌总录众曹文簿，举弹善恶。

2-3、《时代史》：

《时代史（’Akhbār al-Zamān）》全名《时代、遗迹、列国奇观与水陆冒险者的历史（’Akhbār al-Zamān wa-Man ’Abādahu al-?idthān wa-‘Ajā’ib al-Buldān wal-Ghāmir bil-Mā’ wal-‘Umrān, Dār al-’Andalus）》，成书于公元10世纪左右。本书作者不详，有学者认为是《黄金草原》的作者马苏迪。

《时代史》主要描述了历代先知和民族的史事，其中包括很多关于中国的描述：

中国人之中有一些智者，他们谈论天文、医学、技艺以及来自印度的很多学问。中国（Balad al-?īn）幅员辽阔，据说其国内有三百余座有人居住的城市，这还不算上村庄。中国有很多奇观，出海的人[前往中国]需要渡过七座海，每一座海上都会起风，其中的鱼也与别处的鱼颜色不同。其中第一座海叫做波斯海（Ba?r Fāris）。当今的中国国王叫做“雅阿库富兹（al-Ya‘qūfuz）”，他居住在一座名叫“安苏（’An?ū）”的大城市。安苏距离“广固（Khanqū）”有三十天的路程，广固乃是商船所向往的目的地。（《时代史》第94-95页）

文中的“安苏（’An?ū）”可能是中古汉语“扬州（j?a? t???u）”的对音。“广固（Khāqū）”可能是“广府（Khānfū）”。

由于阿拉伯语字母‘与gh、f与q、z与n字形容易混淆，“雅阿库富兹（al-Ya‘qūfuz）”可能是某个中古汉语词汇的误拼。

其中可以确定的是，ya‘或ya‘q可能是yagh或yaghq的误拼，即汉语“杨”字的对音。因此，笔者猜测“雅阿库富兹（al-Ya‘qūfuz）”的含义或有以下三种可能：中古汉语“杨广（j?a? kuɑ?）”的对音，即隋炀帝。al-Yaghqūqūn的误拼，即中古汉语“杨吴君（j?a? ?u k?u?n）”的对音，即五代十国时期杨吴政权的某位君主，即杨行密父子中的某个人。这大致符合《时代史》成书的年代al-Yaghfūqūn的误拼，即中国汉语“杨府君（j?a? p?u k?u?n）”的对音，也可能表示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君主。

按“府君”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汉代以来对太守的称呼，二是对已故人士的尊称。但是笔者不确定唐末五代时期的节度使是否也会被称为“府君”。

2-4、艾布·斐达《人类史纲要》：

《人类史纲要（al-Mukhta?ar fī ’Akhbār al-Bashar）》成书于公元14世纪，作者艾布·斐达（’Abū al-Fidā’，1273-1331）是埃及马木路克王朝著名学者。

本书也对中国有着比较详细的描写：

中国民族中国（al-?īn）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经线距离从东到西有两个月的路程，纬线距离从南边的中国海（Ba?r al-?īn）一直到北边的雅朱者与马朱者壁垒①，据说中国的纬线距离大于其经线距离。中国按照纬度分为七个区域。中国的居民最擅长治理，最为公道，在制作器物方面也最为精湛。中国人身材矮小，头颅硕大。他们信奉不同的教派，他们中有些人是祆教徒，有些人是拜偶像者，还有些人崇拜火。据说，中国最大的城市叫做朱姆丹（Jumdān）②，一条大河将其分成两个部分。中国人是至高的真主所创造的生灵中，最擅长雕刻与绘画的。一个中国人可以用他的双手制做出大地上所有居民都做不出的东西。中国的最远端叫做“秦中之秦（?īn al-?īn）”，这是人类居住地的东界，其后面只有汪洋大海，那里最大的城市叫做西拉（al-Sīlā）③，其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人类史纲要》第1册第96页）

注释：雅朱者与马朱者壁垒（Sadd Ya’jūj wa-Ma’jūj）来自《古兰经》的典故：古代君王左勒盖尔奈英（Dhū al-Qarnayn）为“两山之间的居民”修建了一道壁垒，以抵御雅朱者和马朱者这两个凶悍的民族。在这里，阿拉伯人很有可能将中国的长城当作了传说中的壁垒。朱姆丹（Jumdān）：可能是“胡姆丹（?umdān）”的误拼，一般认为胡姆丹指的是长安，也有学者认为此地实际上位于新疆。西拉（al-Sīlā）也可以读作al-Saylā或al-Saylī，可能是韩语“??/ Silla”的对音，即新罗。

由此可见，文中的“中国”，南抵“中国海”，北抵“雅朱者与马朱者壁垒”——长城，这也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大致疆域。

2-5、奈萨维《扎兰丁传》：

当然，也有记载得有点离谱的。

《扎兰丁传（Sīrat Jalāl al-Dīn）》全称《扎兰丁·曼库比尔提素丹传（Sīrat al-Sul?ān Jalāl al-Dīn Mankubirtī）》，成书于公元13世纪，是研究花剌子模王朝末代素丹扎兰丁的重要史料。作者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奈萨维（Mu?ammad ibn ’A?mad al-Nisawiyy，?-1249）出生于呼罗珊地区的奈萨（Nisā，今位于土库曼斯坦境内）。

《扎兰丁传》的开头部分就提到了中国：

受诅咒的鞑靼人以及他们的源流在那些言辞持重可信的人们当中，不止一个人告诉过我：中国（al-?īn）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周长有六个月的路程，据说中国被一道城墙所包围，这道城墙除非遇到高山大河才会断开。中国自古以来就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的大小都有一个月的路程，各部的统治者叫做“汗（khān）”——即他们语言中的“国王”的意思，受他们的大汗委任。（《扎兰丁传》第38页）

这段的“一道城墙”似乎指的是中国的长城。不过作者似乎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一些误解，比如“汗（khān）”是突厥语对君主的称呼，奈萨维记载中国的国王叫做“汗”，可能意味着他关于中国的信息是来自中国周边一些说突厥语的部族的“二手资料”。然后，奈萨维继续写道：

与穆罕默德素丹同时期的中国大汗叫做阿勒屯汗（’Altūn Khān），他们的王位长幼相继，却世代不奉正道。他们的习惯是整个夏天都居住在桃花石（?amghāj）——即中国中部——以及桃花石的周边地区，他们从一个避暑地迁往另一个避暑地，从一座村落前往另一座村落。当冬天满面愁容地来临时，他们就从邻近克什米尔（Qashmīr）的地方渡过恒河（Mā’ Kanka），前往几个位于海滨的避寒之所，那里的高原和谷地无不舒适宜人，都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到了那个时候，大汗就会把守卫国权的重任交给中国土地上的其余六个汗。（《扎兰丁传》第38-39页）

文中的“穆罕默德素丹”即电视剧《成吉思汗》里面那个颟顸的花剌子模素丹摩诃末。

花剌子模素丹摩诃末（穆罕默德）和他的母亲

阿勒屯汗（’Altūn Khān）可能是突厥人对金朝皇帝的称呼。因为“阿勒屯（’altūn）”是突厥语“黄金”的意思。

奈萨维显然把金朝当成了中国的全部，并且夸大了中国的疆域，比如文中提到中国国王度过恒河过冬，当然，奈萨维可能也把中国境内的某条河流当成了恒河。不过奈萨维的记载中，金朝皇帝——阿勒屯汗有着频繁徙居的习惯，这可能反映了金朝皇帝还保留着一些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三、阿拉伯史籍对中国人源流的描述

犹太教的《旧约圣经》认为，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出自挪亚（????? Noa?）三个儿子——闪（???? Shēm）、含（??? ?ām）和雅弗（????? Yāfeth）。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继承了《旧约圣经》的这种观点并有所发展。

《古兰经》将挪亚称为“努哈（Nū?）”，但并未记载其三个儿子的名字，不过这并不妨碍历代穆斯林史家参照《旧约圣经》的观点，将努哈三个儿子的名字写作：萨姆（Sām）、哈姆（?ām）、雅法思（Yāfath）。

根据中世纪穆斯林史家的观点，中国人是雅法思（雅弗）的后裔。

关于雅法思（雅弗）诸子的名字，伊本·艾西尔（ibn al-’Athīr，1160-1234）的《历史大全（al-Kāmil fī al-Tārīkh）》记载最为详细，根据《历史大全》的记载，雅法思诸子的名字分别是：朱迈尔（Jūmar）：波斯人的祖先，对应歌蔑（?????? Gomer）；穆艾阿（Mū‘a‘）：可能是Mūghagh的误拼，对应玛各（?????? Māgog）；穆拉克（Mūrak）：可能是Mūday的误拼，对应玛代（????? Māday）；巴万（Bawān）：可能是Yawān的误拼，是斯拉夫人（al-?aqālibah）、雅朱者与马朱者、巴尔詹（Barjān）人的祖先，对应雅完（????? Yāvān）；富巴（Fūbā）：对应土巴（????? Tubāl）马沙吉（Māshaj）：可能是Māshakh的误拼，西班牙人（al-’Ashbān）的祖先，对应米设（??????? Meshekh）；提拉什（Tīrash）：突厥人、可萨人（al-Khazar）的祖先，对应提拉（?????? Tīrās）。

在中世纪的阿拉伯语史料中，中国不但被纳入到了“闪-含-雅弗”的神话体系中，成为努哈（挪亚）三子雅法思（雅弗）的后裔，更按照阿拉伯人重视部族谱牒的传统，被赋予了一串世系，世系的源头即是雅法思。

3-1、雅古特《地名辞典》：

《地名辞典》对中国的源流也有转述：

伊本·凯勒比①转述夏尔基②的话说：中国（al-?īn）被称为“秦（?īn）”，秦（?īn）和巴加尔（Baghar）是巴格巴尔·本·凯马德·本·雅法思（Baghbar ibn Kamād ibn Yāfath）的两个儿子，有个谚语出自巴加尔：“巴加尔一族最懂离散之苦”。秦和巴加尔都在东方，他们的族人位于突厥和印度之间。艾布·卡西姆·祖加吉③说：中国被称为“秦”是由于秦·本·巴格巴尔·本·凯马德（?īn ibn Baghbar ibn Kamād）是最早来到中国定居的人。（《地名辞典》第三册第440页）

注释：希沙姆·本·凯勒比（Hishām ibn al-Kalbiyy，737-819），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生于伊拉克库法。代表作为《偶像志（Kitāb al-’A?nām）》，介绍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人崇拜的各种偶像。夏尔基（al-Sharqiyy）：生平不详。艾布·卡西姆·祖加吉（’Abū al-Qāsim al-Zujājiyy，892-952），中世纪阿拉伯语语法学家，生于伊朗。

《地名辞典》也认为中国人源自雅法思的儿子凯马德（Kamad），但“凯马德”无法与《旧约圣经》和《历史大全》中记载的雅弗/雅法思诸子的名字对应。

3-2、马苏迪《黄金草原》：

《黄金草原（Murūj al-Dhahab）》全名《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Murūj al-Dhahab wa-Ma‘ādin al-Jawhar）》，是中世纪阿拉伯最负盛名的历史与地理典籍，作者艾布·哈桑·阿里·马苏迪（’Abū ?asan ‘Aliyy al-Mas‘ūdiyy，?-957）。

《黄金草原》关于中国的章节不但记载了中国的风俗、物产，更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的黄巢（Yānshū）起义，本书也记载了中国人是雅法思的后裔这种观点，由于篇幅较长，我们只挑重点的说：

对于中国居民的世系和起源，大家众说不一：很多人声称，在法拉格·本·阿比尔·本·阿尔法赫沙兹·本·萨姆·本·努哈为努哈的后裔分配土地时，阿布尔·本·苏比勒·本·雅法思（‘?būr ibn Sūbīl ibn Yāfath）的后裔就向东出发了......（《黄金草原》第1册第103页）

其中，法拉格（Fālagh）对应法勒（?????? Peleg），阿比尔（‘?bir）对应希伯（????? ‘?ver），阿尔法赫沙兹（’Arfakhshadh）对应亚法撒（????????????? ’Arpakhshad），他们都是萨姆/闪的后代。苏比勒（Sūbīl）可能是Tūbīl之误，即雅弗之子土巴（????? Tubāl）。

随后，《黄金草原》又记载道：

阿布尔后裔中的大部分人都沿着海滨前进，直到他们到达了中国边界。在那里，他们分散并定居下来，修建村落，建造大小城市，以一座大城作为王国的首都，他们称呼此城为“安穆（’Anmū）”。从都城到阿比西尼亚海（al-Ba?r al-?abashiyy）——即中国海（Ba?r al-?īn）有三个月的路程，[路上有着]连片的城市和居民区。（《黄金草原》第1册第104页）

原文的中国都城“安穆（’Anmū）”可能是“安苏（’An?ū）”的误拼，即扬州。

3-3、《时代史》：

《时代史》也认为中国人是雅法思的后裔，并相信中国人的祖先曾效仿挪亚造船远航：

中国阿米尔·本·雅法思（‘?mir ibn Yāfath）的后裔中，有一群人渡海前往中国，他们的首领根据祖先努哈（愿他平安）制造方舟的故事，也打定主意制造了一些船只，带着自己的家眷和子嗣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这些人在中国定居，修建城市。他们富有智慧，擅长制作各种精巧的器物，他们在中国发现了金矿，并统治中国三百年。他[那位首领]的儿子萨尼（?ānī）在他之后又统治了二百年，中国（al-?īn）也因他而得名。（《时代史》第94页）

根据《历史大全》等史料，阿米尔（‘?mir）并不是雅法思的儿子，不过‘?mir也有可能是Ghāmir之误，即希伯来语??????（Gomer，歌蔑）的对音。四、阿拉伯语的“中国”是否表示中国本土之外的某个穆斯林国家

还有朋友认为al-?īn指的是阿拉伯半岛以东的穆斯林国家，其实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不妨从两方面来看。

4-1、古代中国以西的政权是否被冠以“中国”的称号

阿拉伯半岛和中国本土之间的历代地方政权，在中世纪阿拉伯史书中几乎都能找到相关记载。

阿拉伯史书即使没有记载这些地方政权的具体名称，也会有君主的特殊称号，一般以君主的头衔加其所在的地区或城市。

然而，这些政权无论是国名还是君主称号，都极少使用al-?īn（中国）这个词，我们姑且以离中国本土最近的萨曼王朝和花剌子模王朝为例。

在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萨曼王朝没有具体国名，有时作Mā Warā’ al-Nahr（[阿姆河的]河外地区），君主叫做’Amīr Bukhārā（布哈拉埃米尔）。花剌子模王朝作al-Khawārizm（花剌子模），君主叫做Khawarizm Shāh（花剌子模沙）。

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喀喇汗王朝。

喀喇汗王朝确实会以“中国王朝”标榜自己，其钱币上往往带有“桃花石汗”等称号，比如下图这枚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阿拉伯文“桃花石汗钱”，右图为钱币正面，左图为钱币反面：

图片来源：《东方收藏》，2013 (1)，第35页

右图：Lā ’ilāha ’illā Allāh wa?dahu lā sharīka lahu, Mu?ammad rasūl Allā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独一，无物相匹，穆罕默德，主之使者）左图：Rabbahu(?) al-mustaghfir Sulaymān Qadr ?amghāj Khāqān（[对他的主]祈请宽恕者、苏莱曼·卡德尔·桃花石可汗）

“桃花石”在不同的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可以写作?amghāj、?abghāj、?awghāj、?afghāj等，一般表示“中国内地”。

喀喇汗王朝学者马哈茂德·喀什噶里（Ma?mūd al-Kāshghariyy，1008-1105）的《突厥语大辞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也对“桃花石（Tavghāj）”进行了解释：

桃花石（Tavghāj）：即摩秦（Mā?īn）①，位于秦（al-?īn）之后，距秦四个月的路程。秦原本有三部，上秦在东方，即桃花石（Tavghāj），中秦即契丹（Khitāy），下秦即巴尔汗（Barkhān），此地位于喀什噶尔（Kāshghar）。然而桃花石如今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突厥语大辞典》第1册第378页）

注释：“摩秦（Mā?īn）”的“摩（Mā）”字或是梵语???（mahā-，大的）的省音，即表示“大秦”。

上文的“桃花石”写作Tavghāj，其中的v是把字母f上的一个点变成三个点，表示辅音v。三个点的v不是规范的阿拉伯字母，只有转写外语时才会偶尔用到。

《突厥语大辞典》认为，中国由“上秦（?īn al-‘Ulyā）”、“中秦（?īn al-Wus?a）”和“下秦（?īn al-Suflā）”三部分组成。上秦即宋朝，中秦即契丹，下秦则是喀喇汗王朝，可见喀喇汗王朝也自认为是al-?īn（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由阿拉伯人撰写的史料尚未发现类似的记载，《历史大全》将喀喇汗王朝的居民统称为al-’Atrāk（突厥人），称西喀喇汗王朝君主为Malik Samarqand（撒马尔罕王），东喀喇汗王朝的君主为Malik Kāshghar（喀什噶尔王）。

除此之外，与“中国”有关的还有非穆斯林的西辽政权，西辽国内有穆斯林居民但君主不信奉伊斯兰教。

《历史大全》称西辽为al-Khi?ā（契丹），称西辽开国皇帝耶律大石为Kūkhān al-?īniyy（菊汗·绥尼），意为“中国的伟大可汗”。

那么“秦（al-?īn）”作为地名是否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呢，答案是的确存在，但都是些小城或村落。

雅古特的《地名辞典》还记载了两个叫做“秦（al-?īn）”的地方，它们分别位于伊拉克和埃及：

划线部分翻译：

仪姆兰尼①说：“秦（al-?īn）”是位于库法（al-Kūfah）的一个地方，也是位于亚历山大（al-’Iskandariyyah）附近的一个地方。（《地名辞典》第3册第440页）仪姆兰尼（al-‘Imrāniyy）：生平事迹不详。

此外，《地名辞典》还记载伊拉克中部古城瓦西特（Wāsi?）治下有一座名叫“秦尼亚（al-?īniyyah）”的小城。

上述这些叫“秦（al-?īn）”的地方，都是大城市（库法、亚历山大）的下属地区，可能是小城，也可能是村落。

我们无从考证这些地方与中国的关系，但《一千零一夜》的“中国”显然不在这些地方。

首先，原文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某座大城市”，这个“中国”显然不是一座村镇的体量。

其次，中世纪阿拉伯人提及某个村镇的时候，一般会指出它邻近哪座城市或属于哪个地区。如果作者不做特别说明的话，al-?īn所指的往往就是“中国”。

4-2、阿拉伯史料对古代中国宗教信仰的记载

在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地理文献中，中国也没有被描写成穆斯林国家，相反的是，阿拉伯史籍往往记载中国盛行的信仰是与印度一样的“偶像崇拜”，也就是佛教，

比如成书年代较早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是这样记载的：

中国的居民崇拜偶像，他们在偶像面前祷告，对偶像毕恭毕敬。中国人有宗教书籍。（《中国印度见闻录》第54-55页）

关于古代中国的宗教，作者在后面继续写道：

?中国人没有[宗教方面的]知识，他们的宗教来自印度。中国人声称是印度人给他们带来了佛陀（al-Bidadah）①，[印度人]是信奉宗教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都相信灵魂轮回（al-tanāsukh），只是在宗教的细节上有所不同。?在印度，医学和哲学十分兴盛，中国也有医学，他们最主要的医学是“灸（al-kiyy）”②。中国也有星学，但这方面印度更为发达，在这两个国家里，我没有见到一个穆斯林，也没有一个会讲阿拉伯语的人。（《中国印度见闻录》第57页）

注释：佛陀：单数budd，复数bidadah，可能是梵语?????（buddha，佛陀）的对音。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有“供奉偶像的寺庙”和“偶像”两种意思。原文的kiyy可能是中古汉语“灸（k??u）”的对音，不排除作者将汉语k??u的韵尾u按照阿拉伯语的逻辑理解为名词主格尾音-u的可能性。

可见，《中国印度见闻录》的作者能过观察到中印两国的宗教交流，了解到了中国的佛教起源于印度。

上文提到的budd（佛陀）一词，中世纪词典《阿拉伯人之舌（Lisān al-‘Arab）》认为这个词来自波斯语：

al-budd：一种摆放着偶像与画像的房屋，这是波斯语but被阿拉伯化的说法，有人说道：Laqad ‘alimat takātiratu ibni Tīrī,破晓时分在寺院，伊本·蒂里诸将Ghadāta al-buddi, ’annī hibriziyyu.业已知道我勇猛无敌，好似雄狮。伊本·杜赖德①说：al-budd即受人崇拜的偶像本身，这个词与[阿拉伯]语言并无关系，是阿拉伯化的波斯语，复数为al-bidadah。（《阿拉伯人之舌》第3册第82页）

注释：伊本·杜赖德（ibn Durayd，837-933）：中世纪阿拉伯文学家、历史学家，出生于巴格达，代表作有《语言知识全书（al-Jamharah fī ‘Ilm al-Lughah）》等。

实际上，这个词可能先是从梵语进入波斯语，然后又从波斯语进入阿拉伯语。

现代阿拉伯语中，“佛陀”用būdhā表示，由此派生的从属名词budhiyy表示“佛教徒”，人造词根al-Būdhiyyah表示“佛教”。

《时代史》认为中国人最初信奉的是萨比教（al-?ābi’iyyah）——撒比教又名“拜星教”，公元1-2世纪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北部，是一种阿拉伯本土的多神宗教，但其教徒通常被穆斯林政权识别为“受保护民”。

他[首领]的儿子萨尼（?ānī）在他之后又统治了二百年，中国（al-?īn）也因他而得名。他把父王的遗体藏进一尊金像中，人们把雕像放在金床上，绕着它转圈，这成为了他们每个国王的传统，他们还在神殿中为[历代国王]绘制画像。他们是萨比教徒，随后崇拜谷粒，然后又效仿印度，崇拜自己的国王。他们把国王们的遗体藏在金像中，并且叩拜这些雕像。（《时代史》第94页）

本书作者可能把源于印度的佛教信仰误以为是“国王崇拜”，因此书中所形容的“金像”，可能指的是中国的鎏金佛像。

《黄金草原》对中国人的信仰记载得更为详细，我们只摘取其中一处关于古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论述：

中国人的宗教来自古人的信仰，那些古人是一些被称为“沙门（al-Sumaniyyah）”①的群体。中国人的信仰与伊斯兰教来临之前的古莱氏人类似：即崇拜偶像，并在偶像面前祈祷。有学问的人向造物者②进行祈祷，只把各种形象和偶像当作一种方向。无知的人和没有学问的人则把偶像与造物主的神性结合起来，对这两者同时信奉。他们对偶像的崇拜是他们亲近真主的方式，不过这种崇拜方式比起对造化者的崇拜③，却有损于真主的尊严、高贵和权威。他们对这些偶像的崇拜是作为顺从真主的标志，以及用以接近真主的媒介。这种宗教最早出现于中国的贵族之中，源自印度，因为中印两国相互毗邻。它原本是印度那些有知识的人和无学问的人所秉持的教义——正如我们在关于中国的记述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还有一些源自二元神论（al-Thanawiyyah）和无神论（’Ahl al-Dahr）的教义和信条，于是他们的情况有所变化，他们孜孜探求，相互争论，但最终还是遵循着他们从前所奉行的古老法律。（《黄金草原》第1册第106-107页）

注释：沙门（al-Shumaniyyah）：可能是梵语?????（?rama?a，沙门）的对音。造物者（al-Khāliq）：是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造化者（al-Bāri’）：也是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对造化者的崇拜”可能是指作者所认为的合乎教义的敬拜仪式。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马苏迪尽管对佛教的认识尚不完善，但他已经对中国佛教的来源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黄金草原》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友好，书中不乏对中国的赞美之词，即使中国人“崇拜偶像”，马苏迪也把它温和地解释成为一种“崇拜真主的不恰当方式”，而不是用“异教徒”的标签棒杀。

还有一些阿拉伯史籍记载中国存在摩尼教徒，伊本·艾西尔的《历史大全》认为西辽皇帝耶律大石也是一位摩尼教徒：

于是菊汗·绥尼（Kūkhān al-?īniyy）取代了他的位置。“菊（Kū）”在中国语中是最伟大的国王的称号，“汗（Khān）”则是突厥王的称号，因此，菊汗意思就是“最伟大的王”。菊汗穿戴着中国国王的装束，带着面罩，是个摩尼教徒（Mānawiyy）。（《历史大全》第7册第321页“伊历536年”）

耶律大石在《历史大全》中被称为“菊汗（Kūkhān）”。摩尼教徒（Mānawiyy）在本书的其他版本也写作Mānawiyy al-madhhab，直译过来表示“属于摩尼教门下者”。

此外，一些阿拉伯史料还认为一些中国人信奉祆教。《人类史纲要》前面举过例子，这里再画一下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