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发了十五届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的访谈文章《我追求正义的愿望在中央纪委实现》。

公开简历显示，刘丽英是1932年生人，哈尔滨人。1948年7月，初中刚毕业的刘丽英被选调到公安总局干部学校学习，随后参加了沈阳市公安局的接管，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部。

在沈阳市公安局，刘丽英曾长期负责干部人事工作。1979年中纪委恢复重建后，刘丽英由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调到中纪委工作，历任中纪委第二纪律检查室副主任、第三纪律检查室副主任等职，1983年被增选为中纪委常委，1997年走上中纪委副书记岗位，至2003年退休时，她在中纪委工作了24年。

“政事儿”注意到，24年间，刘丽英曾负责查办无锡邓斌案、河北李真案、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等大要案，《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评价说，“刘丽英敢于碰硬，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被群众称为‘女包公’，纪检‘铁娘子’”。

在《我追求正义的愿望在中央纪委实现》一文中，刘丽英回顾了上述大要案的办案细节。

“倪献策一开始对立情绪很重”

刘丽英回忆：查办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案件时，他一开始对立情绪很重，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我像老大姐一样跟他进行了聊天式的谈话，后来他就转变了态度。有一天他一大早来找我交代问题，我一看就问他：“还没吃饭吧？赶紧吃完饭再说。”问题再严重，也得让人吃饭。

“政事儿”注意到，《党史纵览》发自2001年的报道，曾描述了倪献策当年的对立情绪。

据报道：当年，中纪委曾派赴江西南昌三个调查组，都因工作难度大等原因，无功而返。后由刘丽英带队，再赴南昌，一蹲数月，终于掌握了倪献策违纪违法的铁证。之后，刘丽英与倪献策谈话，希望倪献策有所悔悟。

可谈话刚开始，倪献策恼羞成怒：“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我认为对我的个人问题是栽赃诬陷，我真痛心。改革开放的今天，我的工作表现，对改革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凭空捏造我的桃色故事，不是别有用心，居心叵测，还会是什么呢！这明摆着是对改革者的政治迫害，是为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妒嫉、仇视和心怀不满，别以为我的沉默就是屈服，我这是蔑视、鄙夷、不屑一顾”。

“倪省长，请用茶”，刘丽英开始跟倪献策聊天，缓解气氛，倪献策的态度逐渐转变。

“程维高竭力为李真庇护”

刘丽英回忆：查办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时，他仗着自己曾是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公开叫嚣“要让我查到是谁告的我，我非得让他倾家荡产。”而程维高不但不积极配合组织调查， 反而两次致信中央有关部门，竭力为李真庇护，给调查工作带来了重大阻力。

“我当时就撂下一句话：‘即使我头拱地，也要把案件立起来！’在中央纪委领导的支持下，最后不仅依纪依法严肃查处了李真案，还牵扯出50余起案件，涉及厅级干部9人、河北省国税系统160多人。同时，也查清了程维高利用职权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私的问题，中央最后给予程维高纪律处分。”刘丽英说。

程维高已因病，于2010年去世。不过，其子程慕阳曾帮助李真转移赃款和勾结他人共同贪污国家资产535万元，2000年8月途经香港逃亡加拿大，仍未被抓捕归案。

儿子被诬告受贿400万元

刘丽英回忆：查办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时，马向东妻子四处活动，干扰办案，一些人为查办案件制造重重阻力和压力，个别专案组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被拉下水。为了阻止办案，有人不仅诬告我包庇慕马二人，还诬告我儿子为慕绥新说情受贿400万元，甚至把举报信写给了当时的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

“这些手法，无非是想达到让中央不信任我、不再让我查案的目的。记得尉健行同志当时就对我说：‘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才有人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这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恳请组织上对涉及我儿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最终还了我和我儿子的清白。”刘丽英称。

“政事儿”注意到，此前接受采访时，刘丽英也谈到被诬告的经历：说起来， 有两件事对我的触动比较大，至今仍然忘不了： 一个是与我相识已有40年的老同志，因接受了好处，便想通过我替腐败分子马向东说情，让我“网开一面”、“手下留情” ， 后来没有达到目的， 他竟恼羞成怒， 便多次向上级写信诬告我和我的儿子。我真是想不明白，一个老同志的灵魂和晚节，在一点既得利益面前竟然会扭曲成这样！ 另一个事情是，有个被害人的哥哥，因担心司法机关不能秉公执法，为引起上级对此案的关注，竟无中生有说我的儿子与该案有染，控告我儿子包庇了死刑犯。打鬼借助钟馗，我能理解，但用这种方法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因查办案件特别是大要案件被人诬告诽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查处哈尔滨案件时，有人给中央写信，说我是在中央身边的最大腐败分子。”

“儿子说我‘到处得罪人，看你退休了到哪去’”

文中，刘丽英谈到了自己的感受：我们查别人的问题，自己不能有问题，自身过硬是我们纪检队伍的传统。办案的时候，经常会有老同志老朋友找来说情，怎么办？很简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知道你的性格和原则了，也就不找了。我在祖籍山东也查过案子，哈尔滨老家、沈阳工作过的地方都查过，儿子说我“到处得罪人，看你退休了到哪去”，我说就在北京待着。干咱们这行没点原则能行吗？

“条件再艰苦，我们查案子也坚持实事求是、证据牢靠，别管他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咱们都一个标准，严格依照纪律和法律，该批评教育的，该纪律处分的，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定性处理要准确，不能含糊。我离休16年了，谁来我都问，有没有翻案的，他们说到现在也没有，都是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多次提审江青，和江青打了3年交道

刘丽英还谈到，1979年调入中纪委后，“当时中纪委查案子的检查室就两个，一室主要负责联系企业，二室负责联系党政机关、公检法。我调过来以后被任命为二室副主任，但是，根据形势的需要，我实际上是在参与审查‘四人帮’的专案组具体工作，后来又参与了江青案审判工作”。

此前接受采访时，刘丽英也曾回忆，由沈阳调入中纪委后，曾任审理林彪、江青 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两案”办公室副主任。“我参与了审查‘四人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多次提审江青，和江青打了3年交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为此成立特别法庭时，我又被任命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和甘英同志一起担任了江青案的审判员，因而对此案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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