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电视《中国研究院》第62次节目资料图片 图片由明镜电视提供

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40周年，40年的改革开放到底改变了些什么？时至今日，改革是不是真的已死？改革开放到底是给中国带来希望，还是彻底扼杀了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杂志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中国研究院》第62次研讨会：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还是使中国更难改变？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中共党史专家阮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独立智库学者张艾枚与新闻观察员何频，主持人《历史明镜》主持人高伐林。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第75期《中国密报》杂志中。

法广：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的领导集团和领导方略不断地在发生重大变化，请问改革开放的历史到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呢？

贺兰若：在《中国研究院》第62次研讨会中，阮铭将改革开放历史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6年11月到1979年3月，那是终结文革灾难，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奠基阶段。这一个阶段，大家比较团结齐心。

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3月到1989年5月。这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派在跟专政派的反复较量下的一个曲折前进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1989年到2002年，是专政派从反改革走向恶性改革的邪路阶段，整个地反改革了。

第四个阶段是2002年到2012年，胡锦涛掌权阶段，阮铭认为是积恶难赎、积重难返的10年，这十年“政令不出中南海”。

第五个阶段是2012年之后的习近平时代。

法广：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官方说法是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并且大力发展私有经济。请问这两点实现了吗？

贺兰若：对于这两点，程晓农提出一个非常独到的质疑，那就是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任务就是取消公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 不是说它完全地不允许有公有企业，而是说改变整个经济绝大部分企业单位都是国营企业的这种形式。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取消计划经济。

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中国的计划经济到底哪一年通过什么手段消失的？

程晓农说，计划经济的取消应该是以1993年价格自由化为标志的；而全面开始私有化应该是1997年。但是中国对这两个经济改革重要节点都没有做过任何报道。

明镜新闻评论员何频则认为，改革开放的初心不是消灭计划经济，而是修补计划经济，修补公有制的低效无能。

法广：众所周知，自1949年建国之后，毛泽东一直靠个人崇拜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破除了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是如何维持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呢？

贺兰若：程晓农用一句话来概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对于老百姓的统治方式，叫作“用胡萝卜来换顺从”，就是说政府通过改善经济，通过提高工资，给老百姓更好的生活条件，来换取老百姓顺从这个政府。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然后这条路走到头的时候，还会再发生变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要进行政治改革。

法广：中共进行了经济改革，为什么从没有想到过要进行政治改革呢？

贺兰若：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曾经提出过政治改革的说法，他当时说的是“搞经济改革如果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深入下去”；但是他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是在中共内部进行一些调整，提高党的统治效率，减少行政官僚主义，再深入就不可能了，更不用说动摇中共的领导了。

张艾枚披露说，在中共十三大报告当中，曾经起草三权分立，有这样的想法和主张；但是邓小平一口否决，绝对不能写三权分立！

法广：1989年的六四事件，为何没有使中共停止改革开放呢？

贺兰若：明镜新闻评论员何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文革之后被平反，之后成为掌权者的一些中共干部，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改革者，他们虽然在文革中遭逢厄运，但却是中共统治最坚定的维护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内部反复进行权力斗争和组合，左右拉扯，导致改革开放不断出现扭曲，找不到最终出路，因此最终导致六四事件的爆发。六四大屠杀，暴露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真实的想法 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之下，维护中共政权是第一位的。

但是六四之后，邓小平发现，大屠杀造成的恐怖政治氛围对于中共的统治是很危险的，因此就有了1992年的南巡，用改革开放的力量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

何频对改革开放从整体进行了否定，他认为，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一些成功，使得中共政权一直可以苟延残喘，使政治转型的希望更加渺茫。中共借助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实力，不但继续统治中国，还在世界上为非作恶。

法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坊间一直流传着“改革已死”的说法？请问参加《中国研究院》第62次研讨会的嘉宾对此如何看？

贺兰若：“改革已死”这个说法最早是大陆学者陈永苗在胡温时代提出来的，张艾枚认为，这个提法在那个时候还属于有些过右，但是自习近平上台后，这个说法就逐渐变成了现实。

之所以这样说，张艾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是，邓小平的三大政治安排，在习近平时代都已经改变了。这三大政治安排是隔代指定接班人、集体领导和废除领袖终身制。

更有甚者，习近平和王岐山更提出了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完全是1962年毛泽东说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的翻版。因此，张艾枚总结认为，改革真的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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