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点军校跟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并列为世界四大军事学院，培养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等一批二战名将。中共借西点军校之名，编造了以下三大谎言：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委员长向国军发表抗战讲话，身后站立者是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

谎言一：毛泽东《论持久战》西点必读

借助西方知名机构，杜撰虚构历史，编造谎言，制造假新闻，以提升扩大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是中共的惯用伎俩。如1976年1月8日，中共总理周恩来病死后的第四天，大陆《参考消息》便假借西方著名通讯社路透社之名，编造出这样一则假新闻：《联合国将持续数天下半旗哀悼周总理逝世》。中共也借西点军校之名，编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西点军校必读的谎言。

毛泽东中共伪造篡改抗战史，自诩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有关抗战的一大谎言是，蒋介国民党“消极抗战”，“躲在峨眉山上摘桃子”，而抗日持久战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其著作《论持久战》阐述了英明正确的抗日战略，分析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要素，奠定了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2008年，中共媒体更推出这样的报导：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赢得世界军界的赞同。“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载维达曾写到：图书馆里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压弯了。”和《孙子兵法》一样，《论持久战》也被美国西点军校奉为必读，“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必修课”的说法。

根据西点军校官网，西点军校的课程分为三类：科学文化课程、军事类课程、体育课程。后来，大陆国防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关于西点课程设置研究》的文章，说明在西点军校，无论是必修课还是公共核心课，都没有叫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事实上，与《孙子兵法》一样，《论持久战》只不过是西点军校个别专业选修课的参考书目，一般在介绍游击战理论时，才会提到毛泽东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抗日持久战真相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后，国民党高层的决策人物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早已经决心坚决抗日，并加紧积极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抗日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军事战略才能打败陆海空军实力远超中国的日军。蒋介石特意聘请德国顾问，训练并装备中央军。而擅长游击战和剿匪的桂系白崇禧和李宗仁，也在广西加紧动员组织民众，积极准备抗日。故此蒋介石侍卫长、后任国防部长的郝柏村说““我们（国民党）从抗战一开始就决心要打持久战。”

1937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谈到早在1935年，当他率中央军入川剿匪时，已经决定把四川作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基地，为中国抗日定下了根本大计。蒋介石早已经多次指出，哪怕中国其他省份都被日军占领，只要云贵川还在国民政府手中，中国抗战依然有最后胜利的希望。

1936年4月，西安事变大半年前，李宗仁在广州对媒体记者发表抗日谈话，并在《广州国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上发表《我的主张——焦土抗战》，表示为了救亡图存，“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在这篇文章中，李宗仁分析了中日双方的长短优劣，初步提出了蕴含持久抗战、游击抗战、全面抗战的战略构想，并指出抗战的前途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中日之战，敌强我弱，实力差距极其悬殊，中国不可能速胜，只能打长久战争，这一点早已是军界有识之士的共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三日可亡我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迟滞日军的进攻，坚持持久抗日，削弱消耗日军的实力，扭转敌强我弱之被动局面，苦撑待变，以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7年南京沦陷前，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具体的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战略。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因敌我力量悬殊，70万国军浴血抗击强大日军三个月后，自身伤亡30多万，被迫撤退。10月份，日军从淞沪开始进逼首都南京之时，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总结国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和经验教训，并结合桂系已有的战略思想，向蒋委员长呈交书面报告，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实行全面持久抗日”的战略方针。太原沦陷时，军委会在武汉开会检讨抗日全盘战略，白崇禧再次提出这一战略，终获蒋介石和军委会采纳为中国抗日最高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并通令各战区实行。此后国民党的20多场大会战和向敌后投入100万兵力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都是根据这一战略原则策划组织进行的。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这样总结国民党的抗日持久战：“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委员长在武昌发表上述讲话五个月之后，1938年8月下旬，武汉会战后，保定军校前校长蒋百里在《大公报》汉口版上发表抗日文章，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与它讲和”。1938年11月病逝的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一位优秀的军事学家，但不是军事家，因为他平生从未亲自带兵打仗，从未指挥过一场战斗，也不是中国抗战的决策人物。蒋百里的这番话，只是表达了他个人的抗日决心，对全国一些悲观失望的民众有一定的鼓舞作用。即使蒋百里不说这番话，国民党内坚持抗日最坚定的决策人物蒋介石、白崇禧也绝不可能动摇抗日的决心，甚至李宗仁也比蒋百里更早两年向全国公开提出“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的抗日决心，并指出中国坚持抗日的前景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1944年，日军发动最大规模的“一号作战”，短短几个月就占领豫湘桂，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陷入空前危险，蒋介石也丝毫没有动摇坚持抗日的决心。当时蒋介石带领白崇禧去西北陕西等地考察，与军委会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商谈，打算就算再迁都到西北，那怕最后把大本营撤退到西昌，也一定要坚持抗日到底，绝不屈服投降。

一些追查抗战真相的学者和网友也发现，蒋百里的著作《国防论》，并无关于中国抗日持久战的文字，《国防论》只是他对外国军事理论和国防实践新趋势的研究报告。当然蒋百里也曾经发表文章，提出引日军到上海湖南决战，也绝不投降。至于他的这项提议，对蒋介石军委会有关淞沪会战的决策起到怎样的作用，目前尚未有原始史料可以说明。

换言之，作为军委会顾问的蒋百里以个人名义发表抗日文章和谈话是一回事，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以白崇禧、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程潜为常委的军事委员会如何作出战略决策和各项军事部署则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中共宣扬的毛泽东《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才在延安发表的，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抗日，也没有谈及“小胜”与“大胜”、“空间”与“空间”的关系。毛写《论持久战》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指导中共军队消极抗日，以游击战的形式，避免跟日军进行正面冲突和血拼，到敌后扩充地盘，争夺民众，为共产党最后夺取政权积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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