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鉴黄师”吗?
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这个职业时,可能会露出谜一般的微笑,或许还会有人开玩笑,想自告奋勇报个名,去体验一把这份工作。
图片截取自知乎
其实,所谓“鉴黄师”,说起来也很简单。
他们是那些审核恐怖黄暴及极端内容的网络工作者之一,看到少儿不宜的内容,一顿删删删,以此维护网络环境的纯净。
大家都乐于对此类特殊职业进行调侃,却经常会忽视其背后的压力与争议,也没人知道这些“把关者”,每天都在经历着什么。
这也是纪录片《网络审查员》揭开的谜题。
纪录片《网络审查员》(The Cleaners)
作为2018年圣丹斯电影节展映影片之一,《网络审查员》自上映以来就备受关注。
这也是一部特殊的作品——由日本NHK出品、德国导演拍摄、拍摄地在菲律宾,内容却反映了欧美网络现状,如此错综复杂的阵容,似乎与纵横交错的互联网相映成趣。
这也恰恰说明网络时代,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人与人之间息息相关。地球另一端一群不知名的小人物,也在无形中影响世界。
这是全网络最脏的工作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阳光晴好。
这里是Facebook、谷歌、推特等互联网科技巨头的聚集地,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汇聚于此,在谈笑风生之间悄然改变时代。
在这里工作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还是对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的,正如Facebook创始人小扎时常在演讲会上分享的那样:
社交媒体的诞生是新时代的福利,所有人都有机会、有权利,与他人分享任何事。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Facebook产品经理马丁·尼兹也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认为,他们只是搞搞数学和算法,提供内容汇聚的平台。
他们本身,并不对平台上的内容负责。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直到越来越多的受众发现,猫咪栏目的视频里会混杂着性爱片段,美食图片集里也时不时会有血肉模糊的图片现身。
有些事,仅靠“数学和算法”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有人来采取一些行动,比如在每分钟产出500小时视频的YouTube以及每分钟产生250万条信息的Facebook,进行筛选。
那些把关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网络审查员。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与硅谷明亮开放的景象不同,从事这部分工作的人们的工作环境,显得昏暗又逼仄。
他们也不在硅谷,而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因为这里“低端”劳动力密集,人工成本低廉,通过外包公司雇佣,时薪只要1美元。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为了避免外界不必要的好奇与争议,这些工作人员一入职就签署了保密协议。他们被光鲜亮丽的科技公司藏匿在数字浪潮的海底,与全网络最肮脏、最恶心的工作为伴。
上图这位面色凝重的大妈,就是其中一员。
她负责审核色情信息,每天的工作量是25000条图片或视频,如果遇到明显的裸体或性爱内容,需要她及时按下删除键。
大妈表示,自己原来也是一枚“小清新”,对色情俚语和情趣用品一窍不通,但从事的工作让她不得不正视这种传统文化的禁忌。
在入职培训中,她对那些原本不敢提的东西愈发熟悉,也会自发地在业余时间“学习”。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当然,由于每天看太多男男女女的裸体,连做梦的内容都变得不可描述了起来。
这让她感到很罪恶,毕竟在亚洲人传统观念中,每天都沉浸于这些东西,“很不正经”。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与满面尴尬的大妈相比,同为审核员的小姑娘丹尼斯,坦言这份工作是在挑战底线。
她负责审核的也是色情版块,只不过更多的与强暴、侵犯、恋童癖等有关。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她看到过一个大约六岁的小女孩,被成年人肆意玩弄和凌辱,女孩脸上写满了惊慌。
“这些事情对于我而言,是不可饶恕的。”
一开始接手工作,丹尼斯的日常是在流泪与呕吐中度过,但擦干眼泪,依旧要审核。
公司硬性规定,对于实在无法接受的画面,每天只有最多3次的“跳过”机会。
与公司签署的合同让她无法轻易退出,再怎么痛苦,也得完成每天日常工作量的KPI。
另一位已经做了妈妈的审核员,倒是显得淡然许多。她负责的是恐怖、暴力行为版块,入职培训时就被要求,记清美国国土安全部加以封锁的37个恐怖组织名单,还必须对它们各自的口号、旗帜等等“如数家珍”。
不是没有过难以忍受的艰难时刻,尤其在生完宝宝后,看到恐怖分子所做的可怕行径,会对孩子未来成长的环境感到非常焦虑。
但久而久之,也就变得冷淡和麻木了。
毕竟,她是已经目睹过数百次斩首的人。
她说,在审核视频时,如果看到恐怖分子拿的是大砍刀,会稍感宽慰,这意味着受害者被斩首时会少受一些苦,直接人头落地;
最绝望的是那种不锋利的小刀,受害者会被一点点割下头颅,整个过程持续几分钟。
她叹息道:“这真的是很难做的工作。”
有人发疯,有人自杀
但他们别无选择
鲍勃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也是自杀自残版块的网络审查员。
对外,他宣称自己为硅谷的大公司工作,在马尼拉担任的是类似数据分析员的岗位。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天是如何看着一个个鲜活生命自我伤害或离去,而无能为力。
日复一日地沉浸于自杀及自残信息,每天8-10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让鲍勃疲惫不堪。
他身边有同事患上了抑郁症,也有人精神失常,最近还有一名同事上吊自杀。
对于这样的事情,公司内部总是讳莫如深的,他们不好问也不敢问每年到底有多少从事该工作的人出问题,只是小心观察着。
兴许坐你隔壁的人,明天就会传来坏消息。
如果说有什么能支撑着鲍勃不在如此负面的日常中崩溃,那就是他的儿子。下班回家,他照例会在沉睡孩子的额上留下一个吻。
“你一定要为自己找到支撑点,家人也好爱好也好,要学会抵御负面信息的入侵。”
另一位刚刚入职审查员的小伙子,则把这个支撑点定义为个人的兴趣爱好——打电玩、逛夜店或给自己心仪的女团打call。
总之,一定要让自己专注于美好的事物。
不过无论是鲍勃还是这个小伙子,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让他们无法轻易辞职。
苛刻的入职合同及可能承担的高昂违约金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他们真的需要钱。
作为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菲律宾政府的一份官方报告把家庭年收入低端的30%归于贫困家庭,他们的平均年收入约1351.8美元,月收入约112.65美元。
其余的70%,月收入也只有490.22美元。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相比较而言,在西方国家看来毫不起眼的“时薪1美元”,在菲律宾却是高薪,更何况,还有“硅谷大公司”的背书与诱惑力。
鲍勃要养家糊口,刚入职的小伙子也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虽然受供养的家人,往往并不清楚家庭成员做的究竟是怎样的工作。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但他们有的选吗?并没有。
不要求很高的学历,没有高不可攀的专业门槛,培训后即可上岗,薪水也足够诱人。
底层的家庭条件和跨越阶级的美好理想才是网络审查员们选择这份工作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曾被性犯罪与儿童色情画面折磨得落泪的丹尼斯,仍旧选择留下来。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从小在垃圾场长大、母亲是拾荒者的她,如果不做这个,她真的想不出还有哪些“时薪1美元”的工作是自己可以胜任的。
到头来,也许会重返垃圾场,捡破烂为生。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网络审查员》
片中透露,美国科技公司在菲律宾的外包内容审查员人数超过了100000人,Facebook在全球的外包雇佣工人已达20000名。
纪录片接触与采访到的网络审查员,也许仅是全员的几万分之一,但可以想象,他们从事这份工作的动机、面临的压力大同小异。
痛苦与坚持、无奈与忍受、怀疑与重塑……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这群信息的把关者、垃圾内容的清道夫,正埋头苦干着。
理想主义的纯粹VS言论自由的质疑
虽然各有各的压力与崩溃、坚持与振作,这群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境贫寒的网络审查员们,却无一例外地显露出理想主义倾向。
有人觉得,身为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自己应该对这份难熬的工作充满热情。
他们的责任,就是防堵网络上的罪恶。
而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之所以能够享受社交媒体带来的便利与有趣,也正是因为有他们,以牺牲个人为代价,付出最大的努力。
籍籍无名的网络审查员坚持着内心认定的使命感,可他们的工作,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因为在另一些人看来,提前按下“保留”或“删除”,是对言论自由的侵害。
美国一位创作裸体画作的艺术家,一直不能理解为何只要有裸体存在,就一定会与色情挂钩。在她看来,裸体只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但根据网络审查员们的操作规则,只要有裸体出现,那么按下的一定是删除键。
这位艺术家也因此被封号多次。
恐怖暴力内容也面临着类似的两难处境。
以萨达姆被施以绞刑的图片视频为例,从内容上来看,它涉及到恐怖主义及暴力血腥,是网络审查员们应该要清理的范畴。
但从其他角度来看,这是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新闻素材,网络审查员并没有资格剥夺公众对此的知情权,到头来,他们可能会选择保留相关片段,关键部分加上马赛克。
正如前谷歌及推特政策制定者Nocole Wong所说,困境永远存在,但他们有责任做出决定,是非对错唯有留给历史去评判。
但诸如谷歌推特之类的大公司真的有权利替人们做决定吗?联合国言论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大卫 · 凯伊则认为,第一道信息的闸门长久地掌握在互联网科技公司手里,最终会对人们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造成损害。
网络审查机制的存在,隐隐令人感到不安。
网络审查员的存在,或许就像一个悖论。
我们无法去评价,审查员们主观选择删除的东西;也很难去批判,这些人和他们背后的公司,凭什么可以随便让一些内容消失。
如何在追求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又保证这种自由不会危及到我们自身,关于这个问题,人类唯有在不懈探寻中,方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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