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论中国的人口时，总是感叹“太多”。没错，这个全球人口数量第一的大国，长期以来也为此苦恼。在过去三四十年间，中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原则上只允许一个家庭拥有一个孩子。但是，社会形势总在变化，如今已有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担忧其人口减少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并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65年，中国人口预计将减少到12.48亿，相当于1996年的规模。如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没有提升，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挡，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该报告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一个原因是它断言中国人口拐点出现的时间比人们预期的更早。它让人们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引发了忧虑：人口拐点的出现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本文为系列的上篇。下篇将探讨人口拐点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有哪些适宜的对策。

中国的“人口峭壁”

人口负增长是指生育率少于死亡率，总人口不断萎缩的现象。通常情况下，它是人口结构长期演变的结果，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生育率持续下滑。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在1990年时达到2.1的世代更替的基本线，随后开始逐渐下降。从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至1.6 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

2015年，中国政府改变限制人口的政策，全面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短期来看，这一政策确实有效。2016年、2017年中国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2017年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占总出生人口的51.2%。

但是，学界对这一政策的长期效应多数持保守看法，认为在最初几年生育二孩的需求被释放后，生育率总体下降的趋势仍将持续。

在未来面临长期低生育率影响的同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异常突出，两者叠加使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临严峻挑战（多维记者：王欢/摄）

有学者将这种下滑的趋势比喻为“峭壁”。据《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一书的作者梁建章、黄文政推算，即使中国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可以使总和生育率提高25%，到2050年前后，年均出生人口也将萎缩至800万人。而届时中国的年死亡人数将达到2,300万，这意味着，中国每年仍将减少约1,500万人。

这种变化放到世界范围内比较更让人触目惊心。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到2015年还占世界人口的18.7%，但每年新生儿不到世界新生儿的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人口的5%。

除了数量急剧萎缩，中国人口另一个显著趋势是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叠加。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0岁至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6%，降到22.9%，再降到16.5%；而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则从7.63%，升到10.5%，再升到16.1%。一升一降之间，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

难以扭转的人口衰退，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趋势，使人力资源丰富的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减少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

拐点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中国的人口拐点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现代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它们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主要是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改善，减少了人口死亡率，并延长了平均寿命。

其次，现代城市人口的生活成本和职业压力越来越大，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产业形势和高强度的职场竞争，他们的工作时间被迫延长，用于家庭生活的时间被挤占。

这一原因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明显。随着现代社会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度的提高，她们有更少的时间照顾家庭。同时，因为更多女性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她们对于结婚对象甚至结婚与否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这通常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另外，城市生活给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娱乐生活，尤其是网络时代，手机等电子设备对人们日常时间的占用，也让更多人无暇考虑婚姻和家庭的问题。

还有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让不结婚、不生育的人们少了后顾之忧。像中国传统家庭里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

上面这些因素都是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普遍影响，而具体到中国的情形，还有两方面特殊的因素。

一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它从1980年代开始实施，一直到2015年才放开，而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代初就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该政策对生育率的长期压制，是导致中国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这一政策长期掩盖了中国人口变化的真正情形，同时加剧人口拐点的陡峭形势。

另一个特殊原因是儒家传统对子女教育和性观念的影响。这一点在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都有表现。

中国家庭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而现代城市中生养一个孩子则意味着巨大的投入，这种高额的成本计算使许多人对生育子女望而却步，是导致东亚文化圈低生育率尤为显著的一个原因。

而在性观念方面，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中对非婚生子的包容度更低。因此，在中国没有像西方社会那么多单亲妈妈抚养孩子的情形。而统计显示，欧洲国家非婚生子女的平均比例在20%以上，北欧国家和法国更高达50%。

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了中国人不能生、不敢生、不想生的情形更为普遍和严重，生育率也因此持续走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并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65年，中国人口预计将减少到12.48亿，相当于1996年的规模。如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没有提升，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挡，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该报告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一个原因是它断言中国人口拐点出现的时间比人们预期的更早。它让人们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引发了忧虑：人口拐点的出现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它将给这个经济、社会仍在高速发展中的大国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又有什么对策可供选择？

人口锐减的冲击

人口拐点的出现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哪些社会影响？

最直接的后果莫过于，低生育率导致社会劳动人口减少，企业招人困难，产业萎缩。而同时，与之伴随的老龄化则会增加医疗、养老等公共支出。两方面结合，导致政府财政不断恶化。

为了应对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税收不足，一般情况下政府会提高税率并推迟退休年龄。而这意味着，劳动人口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将倍增。

同时，经济和社会活力也会随之下降。研究表明，世界上超过70%的创新理论和专利持有者都集中在20岁至45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也是创业成功率最高的。

全球发展的经验显示，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叠加，将使政府的公共收支失衡，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图源：VCG）

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老年人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掌握效率相对更低；二是老年人主导的企业中年轻人更难获得晋升机会，也无法掌握决策权，最终导致创新精神的萎缩。

这些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1970年代开始，日本就落入低生育率陷阱，是全球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最突出的国家。19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数据显示，和日本经济一同步入拐点的还有其劳动年龄人口。

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正是长期低水平的生育率和不断加重的老龄化问题，限制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曾出版《大国空巢》率先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易富贤指出，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与日本的趋势非常相似。到2025年时，中国劳动力的结构将和1990年代日本劳动力的结构一样老，而到2040年，中国劳动力将比日本劳动力的年龄更大。

和易富贤持相似观点的人口学家们认为，如果中国不能挽回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那么其经济将从2025年开始遭受人才缺失和创新不足的危机。

可供选择的对策

面对人口变化的结构性压力，中国有什么可供参考的对策呢？

按照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先应该尽早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经济补贴，从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加大对生育家庭的奖励；二是重塑生育文化，通过教育宣传让人们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重性，同时认识到生育对于家庭和个人生命的价值。

其次，适度、适时放开移民政策。移民人口带来的效益相当于出生人口，这方面，全球做得最好的国家是美国。因为其长期积极吸纳外来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活力，同时营造了多元创新的氛围，一定程度中和了低生育率带来的影响。当然，特朗普上台之后限制移民的政策，或将消弱这一积极效益。

而相反的例子则是日本。其长期严格限制外来移民，又无法消除本国民众低生育率的影响，所以人口问题日益严重。不过，2018年安倍政府似乎已在寻求改变，试图放宽移民和外来务工的条件。

回到中国，由于其一直不承认双重国籍，且对外来移民的接收率极低，这一问题显得比较棘手。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可能会丧失缓解人口危机的一个重要机会。一些专家从实际操作层面建议，可以先放宽华裔回国的条件，这不仅可以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吸纳人才，也可以加强华人的情感联系和文化认同。

最后，在观念层面应该认识到，人口政策的变化，应该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这既要求适时适当做出调整，也重视改变过程中问题的预判和解决。人口结构的变化势不可挡，中国只有正视这一问题，并积极筹备对策，才能将它的冲击限制在可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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