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起义失败、达赖喇嘛出走印度60周年之际，伯尔尼大学西藏问题专家鲍伦茨教授。她说，藏族年轻人学习中文不代表他们因此而受到压迫，但压迫现象的确存在。

德国之声：您上回去西藏是什么时候？

科尔马-鲍伦茨（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2008年。那以后研究者无法取得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的许可。作为藏学工作者，我们使用社交媒体，但不是畅通无阻，因为如果我们的问题太具批评性，会影响到当地朋友和熟人的安全。于是，我们不会提太敏感的问题。

德国之声：就您研究掌握的情况看，藏人在他们的家乡的确受到压迫吗？

科尔马-鲍伦茨：我想可以这么说。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一政策数十年来没有发生变化。理论上，少数民族享有地区的自治权，他们在当地的机构里都有代表，但不是没有前提：如果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表现强烈，藏人还要加上宗教认同，会被看作"国家统一"的最高原则受到危害。而这一倾向会被试图化解，或者打压下去。

德国之声：在藏区存在着支持藏独的倾向？

科尔马-鲍伦茨：存在。我想，尤其在年轻一代，不满情绪在加强，过去二十年来，西藏修建了许多基础设施，尤其在西藏东部。本世纪初以来，原来的游牧生活形式逐渐改成了定居，这是对藏人自决权的干预以及对其自我文化认知的侵犯。青年藏人从事收入低廉的工作，被外来移民抢走饭碗，因此他们发展的前景暗淡。再加上中国政府不断对达赖喇嘛妖魔化。这些因素引发人们不满，助长"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民族"这一趋势。

德国之声：您是否认为"西藏文化受到威胁"？中国政府在此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科尔马-鲍伦茨：这里很难做一个过于简单的评估。中国政府为保护藏人文化的确做出了很大努力，比如，出版了大量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藏文书籍，尤其是在西藏东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推动和落实了很多藏文项目，藏人当中也有藏学研究者。一些藏传寺庙被修复，多半在西藏东部，那里吸引了更多的游人。在西藏其它地区则不是这样。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发展趋势即"博物馆化"，比如原本在寺庙进行的宗教舞蹈现在挪到舞台上，给游客观看，这样，这些舞蹈原本的含义便丧失了。

德国之声：这些年间，中国的西藏政策是否发生过变化？

科尔马-鲍伦茨：1994年中国政府发出对藏传佛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呼吁，此前，喇嘛以及僧侣可以短期前往印度听佛经课，包括听达赖喇嘛讲经。后来这种旅行受到限制。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1995年，北京政府指定了十一世班禅喇嘛，此后，西藏的寺院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其管理机构添入了外人，这些人监督寺庙内的行动。与此同时，增加用于监督的技术设备，为达赖喇嘛祈福的仪式也被取消了。喇嘛和僧侣都需经过培训，他们必须对国家表现忠诚。另一方面，国家让喇嘛和高层僧侣担任官职。目前，大概有为数过半的喇嘛担任着行政官职。但这样的做法在藏人当中反响并不好，他们认为这是受贿或者被收买。在分析了自焚者的最后声明后，我们看到，僧侣自焚的地点多是在国家机关附近，而尼姑自焚总选择寺庙附近。这是再强烈不过的抗议手段了！一般而言，这些最后的声明不是同达赖喇嘛有关，就是同藏人的民族认同有关。由此可以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控制住西藏。

德国之声：很多汉人到西藏旅行。当地人怎么看待这些人？会把他们看作是文化入侵吗？

科尔马-鲍伦茨：这倒不一定。有两方面因素。首先是经济因素：谁从中获取好处？大型酒店都掌握在汉人手中。但在拉萨，导游也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尤其自20世纪初以来，汉人佛教徒同藏传佛教的僧侣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交往，当下，这种交往表现得很明显。汉人中的中产阶级把西藏视为西方的香格里拉，即人间的乐园。这种想象在西方已过时，但在中国却很兴盛。一些汉人佛教徒将藏传佛教的喇嘛作为精神上的领路人。

亲中代表

1959年3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当年21岁的班禅喇嘛对中共不乏好感。

德国之声：那么，真实的西藏曾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科尔马-鲍伦茨：西藏当然不是什么"香格里拉"，决不是仙境，它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宗教地位突出，社会等级分明，这一点跟其它国家没什么不同。不过，那里没有发生过饥荒。说西藏人极度贫困，奴隶制等，这些说法来自中国，西方意义上的"奴隶"概念在藏语当中不存在。还有"农民"，藏人中的农民有的不在自己的农田耕种，而是在地主的田里，但他们往往比地主富裕。

德国之声：典型的当代西藏青年是什么样子？

科尔马-鲍伦茨：比如说中产阶级，上了高中的，都会中文。中文是最重要的语言。我不认为，中文是压迫的表现形式。中国政府希望少数民族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这便需要语言技能。如果只会藏语，便无法去北京上大学。他们考大学录取时会被优先。这样做背后的考虑是，有利于让他们融入社会，以及同化少数民族。事实上，受到同等教育的藏族青年同汉族青年没有很大区别。

德国之声：您说到"融入"和"被同化"，二者中谁的比重更大？

科尔马-鲍伦茨：我想"被同化"的比重更大。因为所有的一切，最终都指向这个目标。藏人希望自己来定义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藏人的这些认同与占大多数的汉人的认同有着本质的不一样。这里便是一条临界线，如果藏人丢掉了民族认同，他们就被同化了，也就基本上成了汉人。这不应该发生。他们也不愿意这样。

科尔马-鲍伦茨（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是瑞士伯尔尼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藏历史以及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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