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镜头讲述中国东北：我们的“穷鬼乐园”

“我现在去看我爸过的这一生，起承转合特别清晰，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到更复杂的丛林，遇见更高级的骗子，他立刻就被淘汰了。很心酸，可这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哪个家庭没有发生类似的事呢？”

郑执

口述/郑执采访/驳静

摄影/蔡小川

这天晚上10点多，我们和郑执夜袭万顺啤酒屋，传说中的“穷鬼乐园”。它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阜新二街，顶在交叉口，视野开阔，周围有5条街放射而出。夜幕下的啤酒屋是周围唯一仍然亮着灯的店铺。它曾 24 小时营业，全年无休，现在一半的桌子都空着，早不复当年盛况。

这是“一席”那个演讲视频被广泛传播后，郑执第一次到万顺来。他受到了老板娘的热情款待，手由她拉着，“今天有几个大学生等了你一天，一个小时前刚走，我赶紧先发微信告诉他们”。视频在网上流传，连带地，万顺啤酒屋成了“网红景点”。郑执平均每天能收到100多条微博“打卡”私信，读者到此一游，发照片给他。

2008年，郑执的父亲因癌症去世，他开始光顾此地。“在这里喝酒很快乐”。与一周前在北京某个咖啡馆的见面相比，此时的他显然更坦率，更畅快了，“这十年我都自己一个人来，一个人喝。我喝酒不是为了交流，现在坐在这里跟你们聊天，我都觉得是种负担”。

郑执1987年出生在沈阳，初高中就读于东北育才学校，东北三省最好的中学之一。但高考成绩却不尽如人意，差点落榜，被前来招生的香港浸会大学“捞了一把”。他18岁离开沈阳，在香港7年，台湾1年，如今定居在北京。生他养他的地方，一直出现在他作品中。离开沈阳的第12个年头，郑执写出了《仙症》，这是他自认为目前为止自己最好的作品。动笔只用去3天，故事在他脑海里转悠了小20年。原型人物的确是他一个亲戚，20年前就去世了，是“那个大家庭里唯一算得上的读书人”。所以对于写作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他都在自己想办法。

以下是郑执的口述。

我们叫了几个菜，点了几瓶“老雪花”，在啤酒屋最深处围坐下来

我爸

2009年的大年初五，我爸没了，在哈尔滨一个道场走的。我只买到站票，挤了十几个小时的春运火车回沈阳，去办“死亡证明”，再拿到哈尔滨，好在异地火化。冯叔心疼我，说：“你再站到哈尔滨，吃不消，我开车拉你走吧！”冯叔是沈阳一个二手车市场的老板，这在东北就是“混社会”的。一米八几，精瘦，刀削脸，右手少三根手指，当年是我爸的发小。不过他这手指不是打架打没的。

30多年前，我爸在饭店请几个哥们儿吃饭，庆祝我出生。大家都喝多了，他跟我爸说：“老三，我这手指头没知觉了，我给它

拧下来，给我大侄儿‘呲花’，你信不？”我爸上头还有两个哥哥，所以社会上混的要么叫他“三哥”，要么就“老三”。我爸也喝多了，说不信。冯叔说，来，瞧着。他把那仨手指头掰折了，血蹿到天花板上，“牛不，上天了”。出事那天下过一场大雪，夜里他喝到不省人事，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倒在家门口，人没事儿，三根手指插在了雪堆儿里，抽出来一看，都成紫虫子了。医生说没救了，他不信，就这么携带好几天。

车开在沈阳到哈尔滨的高速上，冯叔问我：“郑执，你发现我少仨手指吗？”“你婶儿就没发现，我跟她搞对象的时候，永远站在右边，牵手也是左手。结婚了才发现我原来是残疾人。”说完得意地笑，笑完，又跟我讲了点我爸的事，为我头脑中的我爸又添上一块人生拼图。

2006年夏天，我本来还是落榜生，我在“一席”那个演讲里提到过，我爸一直以为我成绩很好，能考清华北大，没想到分数离清华北大能差100多分儿。发现被骗后，他气得半个月没跟我说话。可7月接近尾声，我考上香港的大学了，消息登在本地报纸教育版头条，我爸就约他一帮老哥们儿吃饭。冯叔边开车边跟我回忆三年前发生的这件小事。“饭桌上大伙儿问你爸：‘东北育才，那可是全沈阳最好的高中，你们家郑执考哪儿了？’你爸说：‘哎，没考好，考去香港了。’‘香港？咋回事？’你爸摆摆手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说到这里还要停一停，眼睛巡视一圈，再接着说，‘巧了，我兜里有报纸。’你爸从屁兜里掏出一块纸，叠得方方正正，只露出你那条新闻，给全桌传阅。有个哥们儿说：‘哎，三哥，你这报纸给我，我儿子今年高二，拿回去给他学习学习。’你爸嘴上答应，后来一想没舍得，又给要回去了。”

我听到这个故事那天，是我爸没的第三天。后来我看是枝裕和的《比海更深》，看不得，一看就哭，那里头的父子关系像极，父亲心里头对孩子的成就很自豪，跟外人显摆，跟儿子却从不说。在那之前的两个多月，他都住在癌症病房。最开始我妈没告诉我实情，等她电话打到香港，我爸只剩下一个月时间。我到沈阳后，立刻决定要办休学，马上办，因为我想让他在世的时候知道，他走后我能照顾好我妈。回香港前，我给他磕了仨头，心里火急火燎，生怕就这三天他会突然走掉。临行前，他突然叫住我说：“到香港给自己买个相机，以后有生之年，要多出去走走。”像是一句遗嘱，一句很不符合他人设的遗嘱。

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对我爸一点都不了解。他在我脑子里只有零零碎碎几块拼图，这些拼图，有些是我妈给的，我姥姥给的，后来冯叔还给过我几块，但最核心的那块，该由当事人用第一人称叙述的那块，我所知甚少。我想了解他的少年往事，哪怕他是一个怂人。我决定跟他坦白：“爸，咱得面对现实。等你走了，别人问起我，你爸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说不上来，有太多你该亲自告诉我的事。”我爸哭了。就那一个月，我们俩聊的天，加起来比过去20年都多。

也正是这一个月，我们解开了一个心结。我跟我爸是从什么时候关系开始变糟的呢？好像就是初高中那几年，尤其是上了高中，我精神状态很差，还操作过两次非常严格的“跟谁也不说话”。而我爸面馆的生意开始变差。父子二人都很消沉。再加上我住校，每周只回家一次。在他眼里，我上了“育才”这所最好的学校，是读书人了，而他是一个年轻时打架混社会，如今生意又失败的粗人，他认为这样一个我肯定瞧不起那样一个他。其实恰恰相反。他视作污点的人生经历，我反而憧憬。我羡慕他的青春岁月里有过这么一段武侠式的人生，我也渴望那种莽撞与热血。我这辈子估计是不会有那种经历了。

1999年，我爸靠着卖两块钱一碗的面，赚到了100万元。小面馆开到这个程度，有两条路摆在我爸面前。一条路是继续开面馆，甚至开出几家加盟店。另一条路，是靠这些家底，做更大的生意。我爸选择了后者。我能理解他当时的状态，他想进入另一个层次，想实现阶级跨越，不想继续拼命、赚辛苦钱。

他投了80万元买了一批爆米花机，手里拿着一位领导的批条，运到国外卖掉就能大赚一笔，听上去万无一失。同行的人买了其他货，一帮人在对方国家的口岸等了小半年，所有人的货都不让提。直到我妈告诉他“算了，回来吧”，他才最后一个回了家。后来听说，他们全体撤退后，那位给他们批条的领导秘书后脚就把大家的货提走了。他一下被骗走80万，剩下一点钱又扔在了股市，辛苦一生打了水漂。我现在去看我爸过的这一生，起承转合特别清晰，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到更复杂的丛林，遇见更高级的骗子，他立刻就被淘汰了。很心酸，可这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哪个家庭没有发生类似的事呢。

万顺啤酒屋共3层，现在第3层租给人当乒乓球社，每小时5元，月收50元

打架

我爸妈从小都在沈阳“大西菜行”长大。这个片区挺野的，原来是个圈楼，中间一个圆形广场，向四周辐射出一排排房子，俯视有点像福建土楼。说白了是底层人民聚居地，后来拆了，如今原地在建非常豪华的酒店。我从小也一直住在这片区，好在我妈的工作单位不错，我就近上了和平一小。她退休前在和平区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营养师。她一开始也不在这么好的单位，而是在沈阳第一阀门厂当绘图员，跟我姥姥同一个厂子（姥姥在那儿刷了一辈子油漆）。因为唱歌好，我3岁那年，被医科大学借调去参加比赛，得了第三名，她就这么留了下来。

而我爸，在下岗潮到来之前的1992年，自己主动从电容器厂辞职，开起抻面馆。可以这么说，我父母都幸运地躲过了下岗潮，没有被它击中。

他们俩的关系，有点像邓超、董洁演的一个片子《你是我兄弟》，一个混子，喜欢片区里的一枝花。我妈算是那个底层世界里学习最好的，长得漂亮，又会唱歌，所以多少年都不爱搭理我爸。但没关系，作为混子，我爸的路数是这样的：你不喜欢我没关系，但谁敢喜欢你，我整死他。

多年以后，沈阳发生了著名的“慕马”大案。这桩曾在2001年轰动全国的反腐案，牵扯出一个案犯叫刘涌，著名的黑社会头子。他比我爸他们小几岁，欺行霸市，手上有人命。他手底下当时有4个著名的打手，其中有一个姓苏，兼职司机。这个人，就是当年追过我妈、被我爸揍到转学的小苏。

刘涌案上了报纸，报纸把那几个人的照片都登出来了。那是2001年前后，那会儿，我也上初中了。我爸我妈拿着报纸小声嘀咕，我凑过去打探，他们就甩手让我走开。直到我爸住院期间，我才问出了这件我当年十分好奇的事。他还给我补充了一个细节。那时候，我爸的抻面馆转战到了第三个场地，就是生意最次的这最后一家。某天，有个派头十足的哥们儿开一大奔来我家吃面。我爸瞅这人从大奔上下来，心想，怎么这么眼熟？他跨进店门第一句话就是：“三哥，你不认识我了？”我爸想起来了，这是小苏。当时的小苏，风头正劲，谁都知道他是刘涌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我爸心想，这是报仇来了。

招呼人坐下，酒倒上，那么喝了一会儿。我爸先开口：“小时候不懂事，给你打成那样，是我对不起你，你今天要是来寻仇，我不还手。”没想到对方说：“三哥，这都是小时候的事了。我啊，就是听说你搁这儿开饭店呢，咱多少年没见了，过来吃碗面。”后来他就成了常客。为这事儿，我妈还夸他人不错，不记仇。没想到后来犯进去那么大的案子。

当年我家里有各种管制刀具，有些就在我爸床头柜里，渐渐都生了锈。日本人从东北撤逃后，刺刀、三棱刀这些东西就像破烂一样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多少年后依然能淘得着。这还不过瘾，那时还流行自制武器。你看武侠小说中侠客那种细长潇洒的剑，我爸就做得一把，还起名儿了，叫“七星剑”。我爸去世后，我留下几件他自己做的东西当遗物，其中就有这把剑。七星剑带剑鞘，木制，有一回不小心给泡烂了，我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能把它给修一修。不过剑没开刃，因为真打起架来可没人用这个。

我常听我妈对我爸讲两句话。一句是：“要不是跟我结婚，你爸早进去了。”还有一句是：“你爸运气好，没吃过大亏。”所谓吃大亏，要么身上留残疾，要么进去过，他都没有。倒也不是什么伤都没落下，有一阵他抽烟，只能用小拇指和无名指夹着，别人以为他耍帅呢，其实不是，他是中指和食指受了伤用不了。

我从小听的故事，都是我妈、姥姥还有舅舅讲的我爸从前如何打架。“你爸要是按着当年那股劲头打下去，早就进去了！”这是他们感慨浪子回头，另一方面，回了头的浪子又积极地把技能传授给儿子。他当然也像我妈一样希望我读书，可同时又觉得，他的儿子学打架，理所当然。我就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希冀中长大。周一到周五，我在文明人的和平区上学，放学后走一条街，到我妈上班的医科大院儿玩耍，等她下班一起回家。周六周日，我就回到“大西菜行”，大部分时间在家里练毛笔字，少部分时间看楼下野孩子戏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整个东北三省最好的医院之一。进医院的这扇门，是这一带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穿过医院大堂，就是我小时候常玩的医科大学校区——这里算是沈阳寸土寸金的地段，就这么空着，早破败了，运动场也成了停车场。

小时候最爱去解剖科，趴着窗户看老师给大学生演示讲解尸体解剖。隔壁一栋教学楼是早年“日据时期”日本人盖的，一进门两旁陈列的就是尸体标本，泡在福尔马林的玻璃罩里，我记得还有珍贵的连体婴儿标本，我们给他们起了名号，最受欢迎的一个叫玛丽，“下课到玛丽那儿集合”，成了我们会合暗号。更野的是，进大门左侧那个楼梯下面，常年放着一具干尸，在一个棺材里头，我们会撞开棺材盖儿，偷偷瞅一眼。因为这事儿，我妈没少教育我。

即便如此，和平区还是一个以“文化教育兴盛”著称的片区。我从小瘦弱，这个瘦弱的小小身躯出现在“大西菜行”那个世界里，我爸看了不免生气，“我堂堂一米八几的大个儿，儿子怎么能长成这样！”我心想，长得矮小瘦弱，这怪谁。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头想的其实是：“长成这样儿，出去怎么打架？”我爸传授我临敌大招：撞羊头。

啥叫撞羊头？把头放低，俯冲，去猛撞对方的肚子和下盘。这招我现在想想是对的，我后来学过巴西柔术，第一条就是想方设法把对方放倒，再高的身高优势都没了。不过为什么是“想想”呢？因为到了我也没打上一架，后来长大了，身高有了，撞羊头这招就失效了。但那些年我可没少练。为了督促我练习，我爸又想了办法。我姥姥是泰安人，所以我们家一直睡糠皮枕头，这种枕头很硬，为了让我练习，我爸就挑一糠皮枕头钉到门框上，沙袋似的悬在正中央。我进进出出，都拿脑袋撞两下，撞得枕头上绣的那对鸳鸯在半空中乱转。亲戚们上家里来，我也拿他们当靶子操练撞羊头。这头有没有越来越硬我不知道，我只听说，二姨夫有一阵出公差，给二姨写家信，都会郑重嘱咐，“去郑执家里串门需小心”。

一对一可以用撞羊头，要是被一群人围住了，你怎么办？不会打架的人，逮一圈人胡打乱打，会打架的人，紧着一个打，就打那个领头的，往死里打，那些人就能散。人都是这样，那些被领来的，没有人会真正跟你寻仇。

我爸还擅长情景教学。我们爷俩上澡堂，常看到那些人身上的文身、疤痕。有一回看到一个人整个后背全是疤，我说：“爸，这一看就是个战士。”我爸说：“郑执你记住，疤在后背，打架都怂。”这道理不是很简单么，为啥叫人砍后背，那说明他掉头跑了。疤捅在前头，开在脑门的，那才是迎战。

我爸的逻辑非常丛林法则，他认为世上的男人只分两种，打人的和被打的。我爸使劲想培养我成社会人儿，我妈对我的目标却是“文化人”。我爸最后败下阵来。

我们和郑执在万顺的当晚11点半，隔壁桌两位酒客过来攀谈

喝酒

我是在我爸去世后真正开始大量喝酒的。

2008年我休学了一年，之后又回到了学校。我爸去世后，家里最后剩的一点钱都给了我，但要完成学业，根本不够用。不想让我妈操心，也不想跟朋友借钱，我在街边找了一家民间连锁借贷机构，利息没太算清楚，不知道它是怎么滚的，但知道它肯定比一般的要高，当时也没往“高利贷”那个方向去想，两年一共借了十几万。我给“一个”APP投稿也在那个时期。它给的稿费很良心，投完还能立刻看到稿子和评论，就这么合作了一段时间。现在想起来这是我非常羞耻的写作阶段，曾经我有过这样的想法，《生吞》以前的作品，恨不得烧掉。很快我就不这么想问题了。不能因为你今天行了，写出《仙症》了，就想隐藏过去。如果那些文章有生命，它们会觉得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人不应该这样。

这个时期，我开始酗酒，逢喝必醉，比现在胖20多斤。我喝酒有家族传承。我姥爷在我妈高考那年醉倒在马路牙子上，脑血栓后瘫痪，从此再没起来，去世的时候我姥姥买了十几瓶酒给他陪葬。我有一个叔叔，床底下常年备有两箱啤酒，早上醒来，躺在床上先来一瓶。要是没这口，哈欠连天，干啥都没精神。现在管这个叫“酒精依赖症”。但在东北，我从小的生活环境里，就是这样一群酒鬼。酒精如同这个家族男性的第三性征，流淌在我血液里。

我开始大量喝酒的时候，是我最穷的时候。心情和心态都不好，必须每天喝大酒。每天晚上干下两瓶红酒才能睡着。那时候是真穷，欠了一屁股债，一两百块的红酒喝不起，那我就喝19块钱的。喝了小半年，喝进了医院，酗酒的生活这才告一段落。

从前我也见过我爸在“穷鬼乐园”里喝，隔着玻璃看到他跟一帮哥们儿推杯换盏。此时的他会比平时阳光一些，脸上带着微笑。由此我掌握一个规律，他喝酒的时候给的零花钱比平时多。比方说我今天考了一百分，我先收着，看他哪天喝酒把卷子拿给他，说：“爸，我考一百了。”他能给我一百块钱。如果没赶上喝酒，他就夸你一句，没了。

直到他去世后，我才第一次走进那扇玻璃门。老板娘问我是干什么的，酒腻子不会是我这种模样，一来就点好几个“老雪花”，四个奢华的下酒菜。他们看我觉得格格不入，我自己却对这里感到亲近。我现在写剧本、写小说，出去他们会说什么“你们文化人”。我可不是文化人，我骨子里不是那种东西。我完全不了解知识分子家庭是啥样，我也不了解文化人该干啥。

我们跟郑执路过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院子，几位老太太在那儿晒太阳，郑执说，他姥姥曾是其中一员

十年前我来“穷鬼乐园”时21岁，以为全世界都将被我拥有；十年过去了，我感到自己正越来越接近他们，“穷鬼乐园的废人”。很有可能，我就是隔壁桌就着一盘3块钱花生米喝2块钱一扎啤酒的那个人。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再做假设，人应当克制对自己命运的好奇心。有一个问题我倒认真想过：如果我有另一辈子，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答案是比这帮人还要废的生活。不需要爱情，不需要性生活，只需要能照顾我生活的保姆，天天喝酒，喝到四五十岁，完事儿。但人不可能有另一辈子，所以这辈子，我不能活得像他们一样消沉。

我有时也会想，为什么我事到如今写出《仙症》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土地跟人一样，你爱他多了，他会冥冥中回馈你点什么，《仙症》是东北那片土地给我的回复。我迷恋我的童年，就像我迷恋“穷鬼乐园”，就像“穷鬼”们迷恋他们的工厂年代。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到这里喝酒，因为他们不想从过去出走，那个时候还有饭吃，有国家养，走出“穷鬼乐园”这扇玻璃门，是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文学有一定的延迟性，20年后，当我们成人，有了表达能力，童年时期在我脑子里种下的这粒种子发芽了，这粒种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经历的残酷现实。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苏”为化名）

封面故事讲述东北

三联生活周刊 2019-04-11

沈阳市铁西区劳动公园里下象棋的老人（蔡小川摄）

最近几年，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等青年作家开始把沈阳、哈尔滨作为写作背景，再加上张猛几年前的电影《钢的琴》、耿军导演的一系列展现小城鹤岗生活故事的艺术电影，“东北”成为了一个被文本青睐的地域。

在这些作家和导演的作品里，东北寒冷、萧条，那里有

“下岗潮”之后的落寞，有少年的自卑感，也有中年人的困境。

就像作家梁鸿在接受我们采访中所说，“我们早年对东北文学的认识可能都来自于萧红、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等他们的作品。他们小说里面的东北气息，是来源于那个时代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的故乡，被迫流亡到上海或者其他地方，所以，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强的眷恋、批判，这是当时时局的一个原因”。

沈阳市铁西区工业博物馆里，被展示和参观的机器（蔡小川摄）

但新的东北创作者没有那种背景，他们更多地是在当代的环境下创作，“那种个人生存的某种坚韧和自嘲的精神，那种尖锐的，可能是在相对冷酷的环境之下而形成的一种日常性，有人把它比作‘寒冷中的温暖’的东西”。

这一次，我们请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和耿军讲述了他们五个人眼中的东北，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也有别人的。每个故事都能瞥见东北一角，组合在一起也并非全貌。

将创作者捆绑在一起是不恰当的，每个人的故事和叙述方式都不同，但同样的时代背景和苍凉的表达方式，同样在大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后，平民生活的失落感和尊严感，还是让人有渴望通过他们各自的叙述了解当下和过去的东北，哪怕只是一角。

1994年，沈阳开往大连的火车上（王福春摄/视觉中国供图）

2007年12月31日，辽宁省阜新海洲煤矿的工人在休息（苗奥摄/视觉中国供图）

一种模糊现实与虚构的东北叙事

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的东北经验是特殊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强烈和波及面之广，但这段时代经验绝不仅属于东北，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身边人的生活。

记者/宋诗婷摄影/蔡小川

“穷鬼乐园”里独自喝酒的中年人

工厂与重金属

上个月，沈阳作家班宇和兄长阿白喝了一顿酒。阿白曾经是沈阳地下乐队“搅水男孩”的主唱，也搞过戏剧和电影放映，现在偶尔写作。

当年，班宇还是个初中生，是能在酒吧和地下演出现场见到的最小的几个孩子之一。据阿白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朋友开的发廊，一群朋克小孩在那儿瞎胡闹。一个白面小书生突然进来，还戴了副小眼镜。他认识阿白，看过他演出，两人互留了电话。

那时阿白已经从工厂里出来，专心搞乐队。班宇在萃文中学读书，那是一个重点中学。

2002年圣诞节，阿白和他的乐队在演出现场改编《铃儿响叮当》，唱出“叮叮当，叮叮当，穷得响叮当……”时，班宇正站在台下，联想到自己的生活，以及被这生活所累的人。

很多年后，阿白看了班宇的小说《冬泳》，感到有些惭愧。班宇笔下那些人的情感和困惑他应该更懂得如何讲述。

班宇见证过那生活，而阿白经历过。1994年年底，他18岁，从出生到18岁，他都混迹在沈阳，尤其是铁西区，从子弟幼儿园上到子弟小学、初中，病了就去工厂医院看大夫，业余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长大后又被定向培养成技术工人，子承父业，一毕业就进了工厂。

1980年3月，沈阳市一名二级工每月30～40元工资，夫妻二人养一个孩子的确是非常艰难（李晓斌摄)

但阿白没有父辈幸运，错过了好时候。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那时，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苗头，绝大多数人依然紧抱着手中的“铁饭碗”。

1995年之后，桥梁厂、重型机械厂等一些大企业也快撑不住了。先知先觉的人开始想办法，有人从濒临崩溃的工厂里谋取最大利益。班宇在短篇小说《梯形夕阳》里写到的确有其事，科长和财务合谋，骗走债款。

即便遵纪守法，脑子活络的年轻人也开始想出路。有人耍赖请了病假，跑去广州进牛仔裤，成捆成捆地背回来，卖给同样心思活络的年轻人。有人耍赖请了病假，跑去做小生意，从推车卖货到有了自己的小档口，当年全国知名、俄罗斯人都去买日化的沈阳五爱市场能发展起来，也有他们的贡献。还有人耍赖请了病假，也不干什么，就是混日子，在工厂里是混，在哪儿不是混呢。

还坚守在厂里的年轻人要么勤勤恳恳干活，过一天就多赚一天钱，要么就做起了白日梦。阿白的车间里就有个小孩，17岁，戴个眼镜，自己还印了个名片，职位大概是宇宙事务研究所所长之类，每日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游荡外太空。还有个师弟是蹦迪狂人，到处找人蹭舞票，蹭到了就蹬个自行车，下了班就往舞厅赶，一蹦蹦半宿。第二天去上班，蹦迪的热情还不能完全消退，午休时间就在车间里续上一段，自己唱歌喊节拍，动作舒展、激烈。上午劳作时挂的满脸铁锈还在，水泥地上全是灰，一折腾就尘土飞扬。大家拿他当笑话，但也不得不承认，那是沉闷工作里为数不多的欢快时刻。

年轻人可以逃避，可以寻找新活路。最惨的是那些四十郎当岁的中年人。从小吃大锅饭，旱涝保收了半辈子，大多数人怎么都不相信，厂子真能不管他们。一开始，他们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等。等工资，即便一年只象征性地发三次，他们也相信，工厂欠大家的钱早晚会还。等开工，工厂被切了水电，订单停了，领导干部会去疏通，复工是早晚的事。等买断、等并轨、等离退休……私营和小体量的工厂倒闭、改制得早，群众幻灭得早，转个身从头再来，反而轻盈。上万人的企业大部分在铁西，努力维持到了最后，那些越晚脱离体制的人赚钱的路子就越窄。

1990年，在铁路道口等候通行的下班工人（视觉中国供图）

1996年，阿白家附近的沈阳拖拉机厂破产了，上万人丢了工作，大家堵在工厂门口要讨个说法。当时的沈阳重型机械厂面临改制重组，法院来讨债，能用来抵债的移动资产只有一辆面包车。

“2000年前后，这样的事儿多着呢。”阿白轻描淡写。

那时，阿白迷上了萨特和摇滚乐，回家就打开录音机，把音乐放到最大声。妈妈不能理解，白天在车间里听着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怎么回家还要听这些个震耳欲聋的音乐。阿白说，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白天那震耳欲聋是我不需要的，夜晚这些才是属于我的。

听得多了，阿白就动了实践的心思。他找来当时一起在工厂工作的哥们，让他做乐队鼓手，又去别处搜罗了一圈，找来吉他和贝斯，搅水男孩——一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乐队就算成立了。

后来，策划了“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的策展人董冰峰和我说，尽管有不少来自鲁迅美术学院和各大高校的文艺青年，但当年铁西区出的那些乐队，大多是工厂子弟。“铁西区的乐队很好辨认。”阿白说。用北京话形容就是“混不吝”，都狠，都暴躁，更擅长愤怒。这个劲儿是怎么来的？“在车间，你天天闻的是铁锈味，吃的是水泥地的灰，听的是轰隆隆的机器声。回到宿舍楼，不得志的男人和老婆吵架、骂孩子，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能不暴躁吗？”

“东北容易出朋克和重金属。”这是阿白后来总结的，参考的是伦敦和曼彻斯特工业萧条期的经验。都是事后总结，班宇对此持保留意见。

尽管从初中起就混迹在沈阳地下摇滚圈各大场子，也听说或亲历过不少摇滚圈或疯狂或残酷的事，但这小众文化从未出现在班宇的小说里。躁动的音乐内化为一种力量，变成他小说叙述的节奏。在《冬泳》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大多沉默地接受了下岗、被权力压迫或被同样陷入困境的人欺骗。

所有人的愤怒都没踩在点儿上。《冬泳》里，“我”忍住了一路的羞辱，把钱递到了对方手上，人都离开了，才想起捡块砖头，追回去拍死对方。《盘锦豹子》里，压抑多年的孙旭东在要债人追上门那一刻才爆发出迟到多年的嘶吼。

故事是虚构的，但愤怒的经验和审美班宇是从生活中得来的。《盘锦豹子》里孙旭东的原型是他的一个亲戚。这不是朋克和重金属的愤怒方式，却是班宇小说里和当年无措的工人们的方式。

沈阳市铁西区工业博物馆

工人村、艳粉街与阶级

80年代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最后的黄金期。这段年代记忆，班宇讲不了，郑执、双雪涛、贾行家都讲不了，他们都只能从父辈的尊严感和失落里想象曾经的安稳。

在班宇和双雪涛的记忆里，父辈都不是最近几年回忆“下岗潮”的报道和讨论中那么不堪的形象。班宇的爸爸会弹吉他；前阵子班宇发了条朋友圈，提到广西一位作家，姨夫马上就接了茬。“六七十岁的人了，爱看书，还继续保持着，挺牛的。”

到北京这两年，双雪涛认真观察了北京老大爷们的象棋水平——严重不如沈阳。现在偶尔回去，他都在家附近转悠，找老大爷们的象棋摊，最近瞄上了凯宾斯基酒店前的那片小树林，初春里站在路边看大爷们下棋，一看看大半天。厂子还在时，更衣间和车间都是出象棋高手的好地方。

郑执眼中父辈的不服输全表现在“干仗”和“家里有事老爷们扛”上，他与父亲的关系从疏远到和解，也建立在对“干仗”这事背后的艰辛和坚持之上。就像他在“一席”那个演讲“面与乐园”里提到的父亲开面馆的经历，有些架非打不可。

曾经的“尊严感”建立在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之上，建立在曾经工厂制的辉煌之上。1990年有组数据，仅仅沈阳市铁西区就有国有、集体企业913家，职工38.1万人，80年代，这一数据不会少太多。当年，从和平区进入铁西的人行道旁有个铁板浮雕，描绘的是上万产业工人骑着自行车，进入铁西区工厂的景象。蓝色工作服、胶鞋，二八自行车，铝饭盒当啷在网兜里，挂在车把上，或者夹在后座。那时的工厂有攀比之心，其中一项是哪家的制服更漂亮。后来就有了背带裤、白衬衫，蹬起自行车来相当神气。

铁西区文联主席商国华善于回忆那些好日子，至于后来的事，他忘记了，或者说，没有被讲述的必要。70年代初，他在机关工作，每月工资38.6元，工人收入与他持平或略高。那些年，工人村的猪头肉也让他印象深刻。沈阳重型机械厂每年过年都要给员工发福利，柴米油盐略去不表，有一年还发了一人半个猪头，“一万多人的企业，五千多头猪呢”。那会儿，国有工厂正欣欣向荣，常常一家好几口人都在同一个工厂。下了班，一人拎回去半个猪头，凑在一起能拼成三四张猪脸。北方冬天冷，户外就是天然的冷冻室，猪头肉吃不掉，就挂在窗外。“工人村那地方，可就壮观了，天一黑，窗户上挂的都是猪头，瘆人！”

在班宇的小说里，《工人村》是个被时代遗弃的地方，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里是城市的象征。1952年底，铁西区西南边出现79栋红砖红瓦的小楼，那里曾是一片荒野，当时被改造成了中国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

用吃喝来衡量有点俗气，文化生活也是应该被讨论的。

在班宇的《肃杀》里，主角们跑到五里河去看球，父亲把儿子送去学踢球，城市球队的荣耀牵动着每一个人。在双雪涛的短篇《飞行家》里，1967年的红旗广场有了日本人放养的鸽子，是喂的，不是吃的，老百姓早早受到了城市文明的驯化。

这些年轻创作者笔下所描述的都是城市生活，生活是现代的，却不是当代的，恰好与读者形成了刚刚好的观看距离。

工厂不仅构建了东北人的生活，还构建了东北人的文化。在90年代之前，东北是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那里更早地拥有了真正的城市文化。这些由大工厂构建的文化系统为年轻人的叙事提供了生活细节和文化积淀，尽管这其中有很多恰恰是他们所反对的。

有个数据挺让人惊讶，截止到1988年，沈阳市铁西区有厂办文化宫、俱乐部82个，占全区总数近九成，其中24家还对外开放。工厂图书馆130个，也占到全区图书馆总数的近一半。

80年代初，铁西区有近百家放映场所，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对外开放，剩下的都只为工厂职工和家属服务，其他演出和活动场所也遵循类似的逻辑。1981年，工人村街道还自筹资金建了个工人村电影院，每个周末，电影院门口都停满了自行车。

工厂的文化宫和俱乐部的活动、演出大部分都主流，但交际舞才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几乎每个工会都会组织交际舞活动。有工厂从“社会上”请来了跳探戈的演员，工人们穿喇叭裤、戴蛤蟆镜和演员一起扭，毫不怯场。正跳得高兴，这事儿被领导知道了，赶紧跑去叫停，组织活动的人死扛，愣是没拉闸，让舞会挺到了结束。

年轻的作家们把父辈的浪漫和尊严感写在了小说里。这些故事大多与技术、与理想有关。班宇的《空中道路》里，开吊车的李承杰缆车遇险后说出了那个建设空中道路的设想。《飞行家》里，二叔最终坐上了自己设计的热气球，去追逐飞行家的梦想。郑执的《生吞》里，贫穷而聪明的男孩、女孩在废弃的防空洞里仰望“星空”。

但在这些梦想和尊严面前，年轻写作者抱着谨慎的态度。与追梦相伴的是醉酒、精神疾病或死亡。他们用最炽热的笔触表达尊重，却又在字句间留下了敬而远之的距离。

了解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这波东北文艺青年都颇为保守和务实。班宇至今生活在沈阳，有一份稳定又能给他充足空闲时间的工作。双雪涛大学学的是文科专业里看起来比较赚钱的法律，毕业成了银行职员，一干就是六七年，直到拿了笔写作基金才下了辞职的决心。在《聋哑时代》里他虚虚实实地提到过，在“一席”的演讲上也调侃过自己，在“下岗潮”里，父母无一幸免，作为曾住在艳粉街、家里唯一交了九千块钱念重点初中的孩子，他身上担负着改变家庭命运的重担，必须小心翼翼，不容有失。贾行家也一样，踏踏实实地学了法律，先找了份稳定的工作。郑执身上江湖气更重，但他把父亲打架的力气用在了写剧本赚钱上，“名利双收”是他不太避讳的说法。耿军倒是不安生，那是因为，他职高毕业那年学校不再包分配了。

这种差异在班宇和双雪涛身上可以找到原因。在90年代末、2000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沈阳有个“校中校”制度，为了让这制度的“昂贵”更显而易见，当地人把这些重点中学称为“九千班”。不管成绩多优秀，考上了就要交九千块钱。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的确有些人被它拦在了校门外。

巧的是，“九千班”制度和“下岗潮”在时间上重叠了，刚刚开始分化的阶级在校园里显现。别人家冰箱里有喝不完的汽水，班宇买一瓶还要算计一下。同学都有手机，双雪涛没有，放了学没人找得到他。

双雪涛说，中学时代他身上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甚至在后来成为他重要的写作动力。班宇同样感受到这种阶级差异，但他和双雪涛不同，在摇滚乐的呐喊中，这种情绪被发泄、被蔑视。

今天的沈阳已完全不是90年代的样子

构建与偏见

作为一个地域认同感很差的东北人，我很早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一个云南人和一个四川人自称西南老乡，东北人却总急着认亲？

在沈阳那几天，回声书店的老板潘赫带着我转沈阳。时隔十几年，再次骑着自行车穿梭于这座城市，关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风景。从十纬路、和平北大街、中山路再到太原街，这片街区的街道和小巷里散落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建筑。

当年的伪满洲国以铁路系统为依托，控制着其附属地，并辐射到周边区域。直到今天，铁路系统办公楼、家属楼都围绕着当年的附属地拓展开来，占据着这座城市最核心的位置，这在东北以外的城市很少见。

东北就是因铁路而被联结在一起的。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分析，“过去的东北地区各部，从来没有完全互相同化过。政治中心随着草原、森林或南部农业民族的兴衰而转移。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历史文献没有讨论过整个东北地区”。直到19世纪后半叶，若干国家在政治上企图侵略中国，在吉林、哈尔滨和辽宁修建了铁路，将这一区域连成一片，才有了今天“东北”的概念。

沈阳回声书店店主潘赫

所以，从一开始，东北就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这一形象又在1949年后被强化，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落地了156个国家重点工业项目中的54个，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在90年代之前，东北的重工业城市有着类似的面貌和相似的工业区生存逻辑，沈阳是其中一个，也是整个东北的缩影。

1985年的辉煌，1995年的人心惶惶，还有今天的面目全非。班宇、双雪涛、郑执，贾行家，还有导演耿军、张猛等人的文本几乎都聚焦这三个历史节点，或这些节点的遗迹。

我们随班宇回到他的沈阳，他的铁西区。如今，这个老工业区已经早没了大烟囱，卫工明渠不再散发出一股臭味，建设大路北侧的几百家工厂也基本不在了，除沈阳热电厂和东北制药厂等几个大厂，其他幸存的国有大厂都已搬迁至开发区。原来的工厂设备被拉走，围墙拆除，修出工整的路。规整的铁西区多出小北三路、小北四路这样“小”字头的路，它们曾是工厂围墙里的内部道路，或是用于运输的铁路。这些工厂遗址被卖掉，一座座商业住宅和商场拔地而起，在2000年初那段时间，一度带活了铁西区经济，被视作重工业基地经济复苏的迹象。

尽管今天的老工业区早已面目全非，“扫黄打黑”也大见成效，但艳粉街的穷人、凋敝的工人村、黑社会、下岗潮、命案、雪……还有那些在“共和国长子”时期常出现在《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上的工厂名字，相较于眼前的精装楼盘和购物广场，这批东北创作者作品中的符号更符合大众对于东北的想象。

在过去十几年，尤其是2010年之后的新闻和网络讨论里，东北成了一种景观式的存在，这种景观又似乎是以赵本山、后“下岗潮”时代的几桩东北大案和内化的自我形象塑造构建而成的。

2000年之后，那些作为主流文化象征的文化宫和俱乐部濒临破产，二人转演出和低端舞厅成了这些文化场所的收入支撑。位于沈阳的刘老根大舞台曾一票难求，“春晚”小品里的流行语帮南方人了解东北话。

那些年，赵本山的小品和他极力推广的二人转文化成了东北的标志，在《历史·记忆·生产》里，刘岩把当下大众视野中的东北称作大众文化中的“都市外乡人”。“源自老工业基地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凋敝，原来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空间或沦为废墟，或被改造为中产阶级消费空间，消费主义文化不仅取代了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文化，更将后者构建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都市的他者，‘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与‘东北人都是黑社会’乃是这个他者的两幅漫画像，一为计划经济残留物，一为转型期畸形物。”而穿着中山装，戴着八角帽的赵本山就成了“都市外乡人”的最佳代言人，直到今天，快手和抖音上很多主播依然延续着赵本山和二人转的话语方式。

现实生活中，包括“二王案”“刘勇案”“三八大案”“慕马案”在内的几桩大案让东北在2000年前后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个时间节点又与“下岗潮”相重合。

班宇在《肃杀》中提到了“刨锛”，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里写到“二王案”和“三八大案”，郑执在《生吞》里把“慕马案”和鬼楼作为背景。当年，几乎每个东北小孩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担心被抢劫、被“刨锛”的阴影下，这些案件和由它们所营造的社会氛围留在了一代东北人的记忆里，同时，也契合了外界对于东北大事件的认知。

午后小区，孩子们扎堆出现

反思与重构

如果能把双雪涛、班宇、郑执和贾行家四位东北青年作家的崛起视作一种地域写作现象，除了提供普遍的、符合大众需求的东北元素和故事之外，他们一定还贡献了些别的什么。

在“下岗潮”之后，甚至关于东北苦难生活的讲述都有固定套路。“夫妻下岗，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 ”“沈阳下岗厂长杀七舞女后碎尸”…… 在当年和现在这些新闻和往事追忆里，个人退位，“下岗”好像成为所有苦难和罪恶的原罪。在那些年的媒体报道中，下岗职工维持生计的方向大多是月嫂、保安、小商小贩，几乎找不到更丰富的叙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谢雯是沈阳人，2017年，她花了一年时间在东北做调研，采访了经历“下岗潮”的上百位工厂职工。但采访做到一半，她开始警觉，她发现，不管是否在“下岗潮”中受到波及，很多人对于这段艰难时期的讲述都是雷同的。“很多人告诉我有人吃老鼠药、跳楼、卖淫，但细问下去，都是听说，几乎没有人能提供确切的信息源。”她觉得，在讲述苦难这件事上，普通百姓一定受到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并将外部描述内化。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项飚反复提醒我，在探讨东北问题时，不要陷入“历史的隧道”。“所谓‘隧道史观’就是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按时间往后推演，一直推演出今天的结局。这与民族主义有关，在学术上是非常危险的。”

十几年前，项飚开始关注东北的人口流动问题，主要聚焦于走向海外的流动人口。他发现，与其说是性格和自然环境导致的，不如说是政策的影响更大。“我们必须在一个历史的横切面上看问题。”项飚觉得，当前的东北现实是“二战”以后现代性对于重工业的强调、东北亚经济互动等等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我们日常生活里感知到的所谓东北性格可能是这一系列历史和结构因素共同作用下某一时刻的一个闪现而已，而这些对于了解东北情况没想象中那么重要”。

反思性，不管是对自我生活、性格的个人化反思，还是对一段历史时期的反思，这是当前很多媒体、网络的叙述中不常出现的，但它们以文学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了这批年轻东北作家的作品里。

最常见的形式是反讽。在双雪涛的《跷跷板》里，曾经象征着工人荣耀的工厂成了藏尸的地方。《光明堂》里给穷人带来希望的牧师最终被杀。《肃杀》里，叔叔让“我爸”去看球，和沈阳海狮队一起感受荣耀，重要的是别忘了带上下岗证，下岗职工看台票只要一块钱。郑执在《生吞》里提到了曾经沈阳的一项浩大工程“荷兰村”，那是贪腐猖獗期间沈阳最大的烂尾楼项目。小说里，罪恶在那里得到清算。

尽管犯罪、死亡和凶杀案是这几位作家常写到的故事，但它们都被搁置在历史的维度下，有种无力感，但绝非宿命感。就像热爱摇滚的班宇说的，2005年，他看过一场演出，有个乐队唱了首歌，名字叫《老天爷》。歌词大意是：老天爷，你睁睁眼，看看我们的人世间……这种迷信与告状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平民生活的尊严感，这是他们作品共同的气质。

双雪涛说，写作时他不是一个有历史包袱的人，关于那些“大案”，空间的描写基本依靠记忆和想象。班宇也很谨慎，历史可以日常拿来被思考，却不能成为小说创作的容器，他只是在写人的故事。

“那只能说，时代留给他们的历史遗产太厚重了，生活和故事本身承载了特定时期丰厚的历史经验。或者说，这种经验的碎片本身是有对话性的，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召唤出读者这么大的热情。”刘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