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以山为邻，以火为敌：凉山村民生存图景实录(组图)

【编者按】

“3·30凉山森林火灾”发生后46天，四川凉山木里县再次传来危情。据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消息，5月15日18时，凉山木里县卡拉乡麻撒村发生森林火灾，与“3·30森林火灾”发生地点的直线距离仅10公里左右。

中国森林消防5月17日消息，木里县卡拉乡明火已全部扑灭，火场交由雅砻江镇地方人员看守。

我国西南地区的火险期一般从11月到来年4月。仅今年4月份，森林消防队伍参与扑救的森林火灾就有84起。一个月前，澎湃新闻记者曾深入凉山木里县立尔村，走访、记录了当地村民生活、防火等日常的生活图景。

4月6日下午，30岁的藏族小伙杜基偏初终于从山上回到了公路边的村子，他把摩托停在了村口的小卖部，在那里买了瓶百事可乐，打了几局台球。

他是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尖根组的一名打火队员。

跟他一样，很多参与打火的村民都喜欢在下山后第一时间来到村口的小卖部休整，带着满身的尘土与疲惫。

六天前，杜基偏初与那场夺走30人性命的森林大火擦肩而过，心有余悸的他在下山时因摩托失控摔倒，幸运的是他没有跌落悬崖，只是摔伤了腰。

午后的大山和公路都静悄悄的，阳光依旧猛烈，丝毫看不出几公里外的山上，人与火还在做着搏斗。

雅砻江镇立尔村示意图。文中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摄。

重返火场

雅砻江镇因为流淌在群山脚下的雅砻江而得名，双车道的公路沿着雅砻江串联起了南北几个乡镇。

群山环抱之下的雅砻江。

“3·30森林火灾”的发生地点位于雅砻江镇立尔村，火灾发生后，前线指挥部办公室就设立在立尔村的村部。

3月31日上午，来自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的森林消防指战员们正是在村部集合，每人吃了碗泡面，随后从村部后方的山路向火点进发。前一天下午6点多，有村民听到了雷声，事后调查证实山火正是由雷击火而来。

不幸的是，31日下午遭遇风向突变，消防和打火队员遇到山火爆燃，30人失联，事后确认牺牲。截至4月5日，凉山州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整个火场得到控制，已无蔓延危险。

4月6日下午4点，立尔村甲尔组（注：立尔村下设六个村民小组）组长杨捌斤被轮换下山。摩托车刚停稳，满身是灰的他就瘫坐在自家小楼门前，这是他自3月31日上山后第一次下山。

下山后，杨捌斤累得瘫坐在家门口地上。澎湃新闻记者赵孟摄

杨捌斤说，当天上午他和村民又发现了新的烟点，但位置处在山沟地带，地形陡峭，人难以靠近。中午山上刮起大风，将火星吹至树顶致燃。为防止意外，他们只能暂时先撤离休整。

然而大火并没有给人太多喘息的机会。到了傍晚，集合的命令来得又快又急。

住在镇上的村民杨云贵刚从山上下来不久，下午穿着干净衣服的他还慢悠悠地骑着摩托准备回家，晚上六点他就已经换上了迷彩服赶往山上。

在镇上一家食品批发店门前，一群来自邻村的年轻汉子从摩托车上下来，熟练地拿着塑料袋往里装饼干、沙琪玛、小面包和水。他们无一不是肤色黝黑、肌肉壮实、身着迷彩或防火服，摩托后座捆着大衣和蛇皮袋。他们把干粮装进袋中，闲谈几句便上车离去。

打火队员们来到镇上的小卖部购置物资，随后上山。

此时原本寂静的公路不停被摩托的引擎声“轰炸”着，尤其在山岭隧道里，被放大的轰鸣声接踵而来，汇聚到立尔村村部。

在村部，后勤人员已经在一张圆桌上准备了饭菜，供来往的村民饱腹。雅砻江镇党委副书记彭显文从村部出来后就一直站在公路边，为前去打火的人引路。

他手持对讲机，对着每一辆轰鸣而来的摩托车示意，指挥队员们从村部后方一条山路上山，他对每一个人关照道，“注意安全！”

山里天黑得很晚，直到晚8点，天色才逐渐变暗。此时来自里尼村的20多辆摩托亮着车灯、摁着喇叭来到路口——这里集合了村子里50多位打火队员。稍作停留后，他们便拉满油门一辆接一辆驶上山，闪烁的车灯照亮了蜿蜒山路。等马达声消失在山间，山下的人还能远远地从高山密林的间隙看到他们的车灯。

到了晚上9点，仍有村民陆续上山。彭显文套上了一件军大衣，看了眼天空，夜空已是繁星点点。

夜晚聚集在路口准备上山的打火队员。

此时山体也已漆黑一片，和夜空的颜色融为一体。骑着摩托的打火队员来到山顶，闪烁的车灯就好像一颗颗星星。

彭显文说，当地人都不喜欢星星，“如果看不到星星就说明有乌云，就要下雨；看到星星意味着是晴天。我们希望下雨，下雨把火扑灭，大家就能回家了。”

深山悬崖上的家

立尔村尖根组组长朱长贵在火灾发生半个月后都没能回家一次。

3月30日集合的命令下达后，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朱长贵第二天才知道火情，他召集村民出发，不会骑摩托的他从尖根组出发走了足足7个小时才到达火场。

杜基偏初说，尖根组是立尔村地理位置最偏僻、生存环境最艰苦的两个小组之一，另一个则是他的出生地夺需组。

从立尔村村部沿着公路往南走15公里会到达一座大桥，此时在地图上能看到尖根组距离公路的直线距离仅为6公里，然而路途却异常艰险。

大桥一端有一条岔路蜿蜒向下，直达大桥底部的河沟。随后沿着河沟开始进山，不间断地走上2小时，脚下始终是一条一米多宽的石子路。进山10分钟后会发现，手机失去信号，一路上只有土路上留下的轮胎印和废弃的石头房子。

通往尖根组的山路组图。

等到上山，宽不足一米的土路比之前更为陡峭。地面土质松软，每踩一步都会掀起扬尘。普通人需要再走上1小时，爬升500米的海拔高度来到山腰，尖根组的12户人家70多口人就生活在这里。

在一个相对平缓的山坡上，有几间木质结构的平房并排而立，这就是杜基偏初的家。

在尖根组，村民们住得分散，几户人家聚在一个山头，和另一个山头上的几户人家隔了五六百米。过去，村民的联络方式就是站在山头大喊，直到去年，他们才用上了对讲机。

正在用对讲机进行联络的村民。

杜基偏初的妻子祝玛拉初说，3月31日那天，家里的对讲机传来了朱长贵的声音，说山里起火了。第三次担任打火队员的杜基偏初带了点干粮和一件大衣，骑上摩托就走了。

这期间她一直联络不上丈夫，只能每天下午蹲在房子后的一堆圆木上，靠着微弱的信号跟自己的母亲联络。

祝玛拉初说，这处信号点她找了好久，找到后便在木头上刻了个记号。此后每次想要打电话，人都必须蹲在木头上，把手机置于记号上方，才勉强有一格信号。

母亲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在镇上读书、生活，杜基偏初在有信号的时候会给母亲报个信，母亲再告知祝玛拉初。

在山上，水和电也是稀缺资源。

49岁的村民边玛扎什说，近年来政府给修了个滤水池，把几公里外的山沟水引到村里进行过滤，供人使用；用电全靠光伏太阳能，每家两块电瓶，够他们晚上亮个灯、看会电视。然而除了电视机，尖根组很少再有其他大型电器。

屋顶上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

此外，祝玛拉初在煮饭时，也会用到沼气。村民把牲畜粪便堆在井下，使其发酵后产生气体。她每天上午都要干这个活儿。

祝玛拉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地、喂鸡喂猪，放牛放羊，生活枯燥、辛苦而又孤独。

她住在山里仿佛与世隔绝，就连自己分娩也是在家进行，母亲就是接生婆。每次她下山到镇上购置米面等，下山需要一小时，公路上通过黑车接送，等上山时把物资放到马背上，由马匹驮上山，人跟在后面。这在当地被称作“马帮”，来这里的人们仍然能在公路上看到几匹马驮着物资缓缓前行。

正在家中做饭的祝玛拉初。

朱长贵迟迟不能回家的原因，一是火势还未完全控制，二是路途遥远。他说，最让村民恼火的就是这条山路。

他曾经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3岁的时候不幸患病，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及时送医而去世，这成了他心头的一个痛。

尖根组位于海拔2600米左右的山上，山路狭窄、陡峭。

“以前是村民义务修路，后头国家给了维修款，去年二十多万，这才修了一米多宽的路。”朱长贵说，尽管有了摩托路，但他仍然会提心吊胆。

尖根组有三名打火队员，朱长贵、杜基偏初和偏初。偏初已经在山路上骑行了6年，期间换过4辆摩托车。他喜欢一边骑车一边开着音响，音乐声混合着马达声回荡在山间。

对他来说，自己已经习惯了骑着摩托在万丈悬崖边上上下下，但当车上载着老人或孩子时，他会变得非常恐惧，时刻搭着手刹。“尤其是汛期的时候，山沟里的洪水特别吓人，人要是掉下去肯定就没了。”偏初指着脚下的河沟说。

正是因为常年在艰险的山路上骑行，杜基偏初和偏初以及夺需组的摩托骑手们在后续的打火任务中承担起了物资运送的任务。

对杜基偏初来说，前往火场的路正是雨季上山采松茸的路，他再熟悉不过。从4月8日到10日，他每天穿梭于此。只要时间允许，他还是会在小卖部停留，喝一瓶汽水，打一把台球，这是村民为数不多的消遣。

空闲之余消遣娱乐的村民们

靠山吃山

55岁的朱长贵虽然有一个汉族名字，却是个地道的藏族人。身型瘦高的他平日里不苟言笑，两个嘴角总是耷拉着，眉眼深邃。但与他交流过会发现，话不多的他却很温柔。

他和同为组长的杨捌斤是多年的好友，两人在4月6日共同下山休整。在宝贵的休息时间里，杨捌斤一直待在自家的小店，不时有下山的打火队员来他这购买方便面、水等物资。

和沉默的朱长贵不同，杨捌斤健谈。他指着公路对面的山头说，这个山头上一次发生火灾是在1988年。那年雨季，由于水土流失，暴雨引发了泥石流，把村民的土地冲毁了40多亩。更可怕的是，山上的松茸也被此次火灾焚毁，多年来都无法生长。

直升机在雅砻江上取水，随后飞向火场进行灭火。

4月8日凌晨3点多，杨捌斤的妻子起床开始给丈夫以及住在家里的五位打火队员做饭，吃完他们便骑上摩托再次向火场进发。出发前，杨捌斤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叮嘱着他注意安全。

朱长贵也在8日凌晨再次上山，他前后担任尖根组的组长已有15年。1988年立尔村山头发生火灾的时候，年轻的他还在打工。

但他口中的打工，也只是在村子周边一些工地上干些体力活，比如修个路盖个房子，就连木里县也难得去。在立尔村，这几乎是一个常态。

去远方打工，“不是不允许，是我们打不起，”朱长贵说。

他解释，1至6月为森林防火戒严期，火情多发于这个时段，村民需要时刻准备上山打火。如果走远了，同时又发生火情，赶回来既要路费又耗时间，所以干脆不出去。

于是，每年7月上山采松茸，成了村民们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7月意味着雨季来临，同时也宣告森林防火戒严期结束。更重要的是，被称作“菌中之王”的松茸开始得到雨水的滋润，这种只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原始森林中的珍贵菌类长成只需七天，随后将在两天内迅速衰老。

已被挖掘出的松茸受访者供图

村民们此时不用再担心山火或是烟点，他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克服被雨水冲刷过后泥泞的山路，如何寻找到掩藏在厚厚植被下的松茸，如何在阴冷潮湿的山里住上一个月。

杨小新（化名）住在杨捌斤家附近，这个看起来有些稚嫩的小伙子刚满20岁。小时候他和家人住在山上，直到六年级才搬到山下的立尔村。

他很小就开始跟着父母上山捡松茸，每次都带着大米、方便面等来到山上的临时屋子，一住就是40多天，没有特殊情况就不下山。

每天天还没亮，大人们就穿着雨披背着篓子出门寻找松茸，没有规定说哪座山头承包给了哪个村子，村民挖到的松茸越多，能卖出赚到的钱也就越多。

然而对于新手而言，找松茸不是轻巧活。除了暴露在松林附近的松茸唾手可得，村民还需要带着木棒四处翻捣，掀开植被和土壤才能看到这种菌盖为褐色、菌柄为白色的珍贵植物。

藏在植被下尚未被挖掘的松茸受访者供图

每到7月放假，牺牲烈士捌斤的大儿子达瓦让布便回到家中帮父亲捡松茸，“但是我捡不到，就他们捡，我背下来。”杨小新同样也是如此，“我从来就没找到过。”

收成好的时候，一个雨季过后一户人家卖松茸能挣两三万元，足够未来一年的开销；倘若雨水不足，遇到山火或者猴群的破坏，收入仅有七八千元。

雨季的雅砻江镇，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是空空荡荡的，只剩下年迈的老人照看着年幼的孩童。不少15~20岁的青少年也跟着父母去到山上，与大山亲密接触。

在未来，采松茸同样会成为他们的收入来源，但同时，保护森林也将成为他们的使命，大山就是他们的全部。

以火为敌

杨小新的父亲今年担任打火队员，在3月30日晚接到通知后，40多岁的他被儿子拦住。杨小新说自己想替父上山打火，在此之前，他从未参与。

31日凌晨4点，父亲早早就起来帮他一起准备干粮、大衣，并关照他上山后要注意些什么。随后他在自己门前告别了父亲，骑着摩托呼啸上山。等来到平日里家人为捡松茸而在山上搭建的简易屋子时已是傍晚6点，他把摩托停好开始步行。

此时山路狭窄而陡悄，越往里走，树木和灌木愈发茂密，抬头几乎看不到天。脚下因为多年堆积的松树叶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很多地方因为枝杈繁茂甚至需要伐木取道。行至山坡处，他还得扶着树干或抓着地，防止滑落跌倒。

在山上参与打火的当地村民受访者供图

杨小新就这么背着厚重的行囊在山上走了3个多小时，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成了家里的支柱，也能为家里出力，辛苦之余又感到骄傲。

等到了火点，他觉得火势并不大，只是看到不停有浓烟冒出。他不感到害怕，开始用镰刀和弯刀砍下灌木和草堆，将冒烟或起火的植被与周围的可燃物隔离开，形成防火线；随后再把中间燃烧未尽的枝条等砍下扔到一旁的土坑进行掩埋，或直接踩灭。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跟随着队伍刚刚经过一处烟点往山下走时，烟点就发生爆炸，随后火舌随风力向上席卷，吞没了身处烟点上方的人们。

3月31日的山火受访者供图

“火过来的时候吓坏了，然后就开始跑，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什么都想到了，跑了一个多小时跑到采松茸的屋子那才觉得安全了。”下山后杨小新惊魂未定，低头一看自己的大衣几乎被烧个精光。

随后的日子里，父亲再也没有让他上山去打火。他留守在村子，帮着给烈士捌斤修墓。

捌斤作为今年立尔村的打火队员，在3月30日晚9点就出门了，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打火队员。站在他家门口，抬头便可看到将要前往的山头，这也是捌斤常去采草药、松茸的去处。

而发现火情的区域叫“里窝火”（藏语音译），打火队员需要从立尔村村部出发步行5小时翻过田火山梁后才能抵达，此时天还未亮。

捌斤的家

正是因为熟悉地形，捌斤主动为消防员当向导开路，但不幸在31日下午转场途中遇到风向突变引发山火爆燃。村民找到他的遗体时，他手上还握着砍树的弯刀。

住在捌斤家对门的村民旦朱甲初当时从山的从另一处往下走，距离冒烟点仅有700米左右。他回忆，“先是听到竹子噼里啪啦在爆炸，然后一声爆炸，那一下响得太厉害了，山头到山脚都是火。”

火灾发生后7天，受大风影响，火场悬崖处一隐蔽烟点复燃，燃烧木桩滚落至崖下引燃迹地内未燃尽的树木，形成树冠火，有飞火吹到火场外东面林地燃烧。此时，已经有350余名扑火队员到达火场，后续又从周边乡镇调集了440余人。

在村子路口等车的朱长贵

这天朱长贵没有任务，但他也没休息，他来到距离立尔村立尔组500米处的公路旁，5天前，烈士捌斤根据藏族习俗火葬于此。当晚数十位村民为他守夜，今天大家又来到这，为他修建烈士墓。

朱长贵没能赶上守夜，他想在再次上山前为老朋友做点事。

捌斤牺牲后，旦朱甲初常常不自觉地发着愣。为捌斤修墓的三天里，他负责开拖拉机运送砖块、石灰和水。在干活间隙，他会独自坐在一边，呆呆地看着地面，直到有人搭话，他才回过神来。对他来说，长他九岁的捌斤就好像他的哥哥。

到了下午，山间的风呼啸，吹起印有藏经文的幡旗。远远地就能看到，烈士捌斤的家人端着小吃和酥油茶沿着公路来到烈士墓地，给帮忙修墓的村民补充体力。

这时才发现，站在墓边朝山下望去，烈士捌斤的家就在不远处。一旁的雅砻江水奔流不息，公路边打火的车队来来往往，捌斤将长眠于此。

村民们在公路边为捌斤修建烈士墓。

村民打火队

捌斤的烈士墓修了三天，竣工后当村民离去，捌斤的父亲独自一人打扫着坟墓。

在修墓的几天里，所有帮忙的村民被请到了捌斤家中，家人在院子里为了他们准备丰盛的饭菜，立尔村支部书记次尔扎什还专门从地里取出了珍藏多年的玉米酒。

4月7日中午，朱长贵也来到捌斤家中，饭后他偷偷塞给了捌斤的父亲几百元。而一些年轻人则聚集到对门旦朱甲初的家中，回忆起自己打火的经历。

旦朱甲初说，自己还在读书的时候捌斤就已经开始帮着家里赚钱。“他读到三年级左右，我读到五年级，算是读完小学了。”

等到成年后，村里的男丁就需要肩负起打火的重担，每个村、组都要组建半专业的打火队。

旦朱甲初介绍，早期打火队员是指定的，后来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抽签，抽中的家庭出一人作为打火队员，组长默认是打火队员。

“纸头上一个是打叉叉，一个是打勾勾，纸头丢在一个地方，村书记或村长来抽。”他说，运气不好的有人连续两年被抽中打火，后来规定今年抽到的次年就不用再抽签。

他回忆，这次发生火灾的山头在1988年烧过一次。“那个时候部队来了，他们带的压缩饼干、罐头我们都没见过，当地农民也全都上山。”

如今参加打火的村民，三天之内的干粮自备，之后由政府进行补给。

骑着摩托、带着物资逐个上山的打火队员。

从立尔村村部后的山路往上，一路都是水泥路段，除了蜿蜒基本畅通无阻。行至2公里左右，会有一处补给点，前线指挥部运送的物资聚集在此，方便面、火腿肠、饼干、水以及对讲机电池等。每台上山的摩托车都会在此停留，拿上一些物资后再向上进发。

此外，打火队员每年有600元补助，在有打火任务时，每人每天再发30元补贴。前提是在1~6月的森林防火戒严期，必须服从森林扑火指挥机构调度指挥。

所谓调度指挥，即各村打火队员在接到命令后要立即前往火点进行扑火作业；如果情况严重，各乡镇还要发动群众进行增援，每家出一名男丁，如有特殊情况需向上级请假批示。

而在没有火情的时候，每个村子还要巡山护林，每家每户轮流担任，每家15—20天左右，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巡查是否有人违法伐木、放火、有无烟点等情况。

走在公路上，防火标语随处可见，“火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扑打，第一时间上报”。

公路边的防火宣传标语

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森林防火规划（2016-2025年）》显示，整个木里藏族自治县都属于森林防火重点区域。

在我国森林火灾中，90%以上都是一般森林火灾和火情，只有10%是重、特大森林火灾。而在“3·30森林火灾”之前，2019年以来凉山州发生的21起森林火灾，已查明的起火原因都是人为因素造成，包括烧地边、秸秆，小孩玩火，吸烟、烤土豆等。

张贴在村民家墙上的森林防火戒严令。

翻看中国森林消防微博，每当通报某地发生森林火灾时，除了注明出动消防指战员数量，还会注明当地扑火（打火）队员人数。

留下或离去

视线回到山上的尖根组，从杜基偏初家走出去往山下望去，300米开外还有几间屋子，那正是朱长贵的家。

朱长贵的女儿杜基祝玛说，她家同样也只有一块区域可以收到微弱的手机信号，她在那钉了块木板，手机就一直放在那。每次要去查看消息，还得从屋里走出来绕到后门。

杜基祝玛的手机只有在这个角落才能收到信号。

谈及父亲，杜基祝玛很是心疼，“修路修了几天又坏了，又修。边修路还要边沥水，一天没有休息，这两年太辛苦。”

她介绍，根据村民打火制度，她们家只要出一个男人即可。她的丈夫年轻力壮，本可胜任，但9年前父亲被组里的村民投选为组长，上山打火便没有停过。在此之前，朱长贵已经干过6年组长，后来继任的组长举家搬离了大山，村民出于信任，继续选他做组长。

走出大山的想法几乎存在于每个尖根组村民心中。

朱长贵说，要想出去就要攒钱在外面买地、盖房，但大家都没有钱。很多人尤其是男人想要外出打工，却又忌惮森林火灾的发生。

在雅砻江镇，除了零工，正式工作的机会很少，就连电信营业厅的工作人员也是从冕宁县派驻。直到2015年7月，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宣布开工建设，村民们可以去做一些工地上的零活儿。

杨小新在上完初中后回到了村子，他偶尔也能在水电站里打打工，一个月挣4000元。

他也曾见到过外面的世界。去年9月，他坐了十多个小时的大巴来到成都，经人介绍去一家店里卖酒。

他对城市的第一印象是，没有高山，只有高楼，路很宽，很多车在上面跑。呆了三个月后，他没法适应城市的生活，觉得自己没有文凭和技能，很难在大城市生存下来，于是选择回家。

当问起将来是否愿意继续上山打火时，他说道，“那就去打火，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也很喜欢大山。”

从小在山里长大的还有捌斤的两个儿子。在立尔村，他们算是最有出息的。杨小新说，捌斤的母亲从小就陪着自己的两个孙子在县里上学，平时管得很严，不让他们出去玩。

如今大儿子达瓦让布已经在达州上大一，学的是医学鉴定，二儿子则在木里县读高中。达瓦让布说，父亲对教育很重视，“乡里有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县上，我读到三四年级就转到县里去了，他（捌斤）就是让我好好学。”

杜基祝玛也意识到了这点，小时候她上学需要走7小时山路，加上家里只剩她一个孩子，她便没有再去读书，留在家中照顾多病的母亲。

“以前山里老一代人觉得，娃儿读了书还要回来当家（成家、干活），还不如不读书。”杜基祝玛说，现在她改变了想法，觉得“读书最重要”，她在家自学汉字，现在已经能读能写。

杜基祝玛结婚时与父母的合影

她和祝玛拉初一样，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都送到乡里，自己和母亲轮流照顾。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未来可能无法适应大山的生活。“大的马上5岁了，他说回来一次就不想回来，因为这个地方车子没有，人没有，什么都没有，无聊得很。”

为此她已经有了打算，“哪怕我出去打工租房子，也要让孩子读书。”

杜基偏初也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孩子能走出大山，他的新家就建在山下，紧挨着杨捌斤家。他介绍，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让他获得了异地搬迁的机会，家里每人可以获得两万三千元的补贴。

4月10日傍晚，在忙碌了三天后，杜基偏初独自下山返回新家，此时天空飘起了雨。在经过一处隧道时可以听到人工降雨火箭弹隆隆作响，就像一阵阵雷声。

这天晚上，他们终于不用看到星星了。

4月10日傍晚，杜基偏初回到自己在山下的新家，望向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