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留学生的现代淘金故事

这些年，有多少国内的同胞通过他的书和连载认识了这一片远在南半球的陌生国度，在他的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怀揣着梦想来到澳洲土地上的华人眼中的梦想家园……

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们将每周连载他的《澳洲梦》，见证这个人和他背后三十年的传奇创业史！

金凯平，澳中集团董事局主席。30年前怀揣区区1000澳元逐梦澳大利亚，搭通了澳中两国的经济文化桥梁，在商业投资中屡屡创造奇迹，并著有四本畅销书，《澳洲梦》、《中国人在澳洲做地主》、《 中国贸易指南》（英文）、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英文）。联邦移民部前部长Rudock曾写信称赞他为“澳大利亚新移民在澳创业的成功典范”。

前情回顾：

《澳洲梦》连载①｜从穷留学生到澳洲地产大亨，这个故事太传奇！

《澳洲梦》连载②｜澳洲梦开始的地方

《澳洲梦》连载③｜成功第二击：第30天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澳洲梦》连载④｜最不顺的一段日子&坠入恶梦的24小时

《澳洲梦》连载⑤｜成功第三击：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个工作签证

《澳洲梦》连载⑥｜澳洲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讲师

《澳洲梦》连载⑦｜《中国贸易指南》掀起中国热＆我的“黄埔军校”

《澳洲梦》连载⑧｜首次置业的美丽错误

1989年的12月份，我决定弃学从商。

我果断地离开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去一家商学院工作。

澳洲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办的综合大学，一种是私人办的专科学院。专科学院无论从规模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无法与正规的综合大学相比。大学学成后，会根据所学年限及成绩颁发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可是学院就只颁发结业证书。

那么，我为什么要离开很有名气的迪肯大学，而转去一家私人开的商学院工作呢？

有四个原因：

第一，这所商学院是一个西班牙人后裔办的，才刚刚起步，会有很多机会；

第二，我来这所商学院是做国际部经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第三，我想通过这个职位进入成人教育领域，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第四，工资高，年薪六万，是原来在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时的五倍。

那时的六万年薪在澳洲也算是很高的工资了，据我所知，即使是大学教授，也不过七万多一点。六万，按当时的汇率，差不多相当于40万人民币！而那时普通中国人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多，一年还不到两千，40万就是工作200年的工资总和！

我应聘这所商学院国际部经理职位时，觉得非常有把握，因为我提供了一份相当有说服力的工作资格证明材料。除了我正在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做主任的工作经历外，我还提供了这几年在澳洲主流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是我的著作《中国贸易指南》，最后还有我在中国大陆、尤其是沿海省份广泛的人际网络，以及我对中国市场的把握。

这个时候的我，已经非常自信，而且也有着丰富的和澳洲人打交道的经验。

结果我面试成功了。他们看中我的是，我既有着丰富的澳洲本土在大学的工作经验，又有着广泛的中国大陆人脉关系。

我担任的这个国际部经理的工作，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招生，其实就是以华人为主，因为东南亚来的留学生也多为华人。

我上任后才知道这个学院还没有开始招生，租用的一幢大楼也完全空着。

我立刻觉得不妥，这样经营学校能赚钱吗？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才知道，他们还没拿到教育部的招生准许。不过，老板已经不想再等了，就这样开始招生了。我越发觉得不妥，这样做合法吗？我相信迟早要出问题的。而且，老板也一直在花钱，却没有一钱的收入。

我开始动摇了，本来想好好干一番的激情也渐渐地冷却了。

我在继续观察。

后来，我了解到，学校的老板，也就是那个西班牙人，由于继承了大笔的遗产，所以有雄厚的资金，就是说，即使是没有学生，学校仍旧可以运作。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妥。我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赚那六万，我是有抱负的，我要借着这个平台干一番事业的，我可不想混日子。

我在这个学院干了两个月，1990年的２月，我就离开了。

当时，我的一些朋友都很不理解：金凯平啊金凯平，你可真是太傻了，那可是年薪六万的好工作啊！怎么能说辞就辞了呢？管他管理混乱不混乱，管他是不是有许可证，总之只要你能拿到薪水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可是我想，如果就这样去大陆招生，那不是吭人吗？人家花了血汗钱来读书，万一教育部最后不发招生准许，那这所学校可就成了一间不合法的学校了，我怎么能对得起父老乡亲？

一年后，这家商学院就倒闭了。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招没招到学生。

我在这家商学院工作期间，同时开始了我的第二本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写作。由于工作轻松，再加上也没有了身份的焦虑，所以写的很顺手，很快就完成了初稿，并交给Breth教授进行修改。

时间进入1990年。我已经出了一本书，拿到了澳洲永久居民身份，还买了幢房子。至于我的工作，我辞去了以学术为主的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的工作，又辞去了以经商赚钱为主的商学院国际部经理的工作，我要象中国一样，再次“下海”，自己创业了。

我想我已经有了这个能力，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在澳洲生存和发展的自信。

这一年，是变化最多的一年。

我像是一只新移民中的领头羊，在飞速地奔跑，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机会和目标。

虽说我那时来到澳洲已经超过两年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前后一起从大陆来澳的数万名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中的大部分，都还在埋头打苦工，在大大小小的餐馆、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吊塔林立的建筑工地，赚着每小时５－10澳元不等的辛苦钱。

我决定用自己的脑子挣钱，用自己的智力生存。

我在等待机会。机会总是给予那些已经有了准备的人。

果然，机会来了。就在这年的一月份，我有了一个可以办一家合资企业的机会。中国福州一家企业打算掏20万澳元资金，在澳洲办一个合资餐馆。他们找到了我。我找到了在墨尔本打拼多年拥有一家经营得不错的餐馆的王老板。三方坐下来，开始协议合资的事。他们希都望我也投资入股，组成一个三方合股的餐饮公司，共同经营一家餐馆。

我那个时候还拿不出来太多的现金，但我又很想入股。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合资概念：福州公司的资金、王老板的餐馆和我对澳洲市场的开发经验。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三方坐下来一共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要点一直围绕在我的智力入股。我希望占公司20%的股份，但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我在澳洲两年多的市场开发经验入股。

福州方面一开始觉得这像是在开玩笑，因为当时还没有多少中国公司知道和理解智力入股这个概念的。最后，经过了我的反复解释说明，福建方面同意了，但最多只能给我10%的股份。

但是，开餐馆的王老板依然不肯接受我的“智力入股”，他说即使是退一万步，也只能给我5%的股份。王老板是个老华侨，一辈子都在唐人街混，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多，英文也不大会讲。我估计，他认为一个刚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怎样可以用智力来入股呢？他认为只有钱才能入股。

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华人文化传统的一个认识误区。在西方经营管理的概念中，智力入股是相当重要的。我的市场开发的经验怎么可能不值钱？

我们谈了五次，我的智力入股的三方合作方案告吹，我主动退出。

后来，福建方面和王老板两家合资开了一个中餐馆。

一年后，这家餐馆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了。我后来还碰到了那个王老板，他有些后悔地对我说，当初可能是我错了，如果与你合作，让你智力入股，也许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终于想明白了。

智力——比如说一个有着丰富的市场开发经验而且非常敏感的人，他的智力和管理经验，他的营销和策划思想，绝对是可以挣来大钱的。可是因为观念的不同，我们没能合作，他们也失败了。我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替他们难过。

合作没能成功后，我只有自己一个人闯天下了。

自己一个人干还是有些问题，资金不足，我的钱都放在房子上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想搞一番事业，还是要再赚些钱才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经过了在墨尔本大学搞学术研究和后来在那家手续不齐全的商业学院的管理历练，但我还没有真正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

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而且要找一份可以不受约束充分发挥我的能力的工作。同时，朝创办自己企业的目标挺进。我发现最近几年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越来越多了，甚至已经成了澳洲教育出国的主要来源地，所以很多大学都把吸引中国学生当成重点工作来做。那么，熟悉中国大陆的我，现在最合适做的就应该是那种依靠我的市场敏感和开发经验，来管理一个教育机构的一个部门了。

我决定换一种方式找工作，换一种主动的方式，主动推销自己。

我从墨尔本的电话薄——“黄页”中，选择了三所学校。我给他们打电话，向他们推销中国市场以及我的市场理念。

果然，其中一家LV商学院对我感兴趣了，希望和我面谈。

LV商学院是墨尔本一家很正规、也很有名气的商学院。

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面谈的时候，我的市场计划已经做好了。这是一份非常详尽的市场计划，一共有四张纸。我在这四张纸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教育和学生情况，并分析了他们中有多少可能来澳洲留学，又有多少可能是我们这所学院的学生。

同时，我也提出了我的要求：

一，成立亚洲业务部，开发中国以及亚洲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市场；

二，我做这个部门的经理；

三，我的报酬是，基本收入加分成。

我成功了。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部，并聘任我为国际部经理。

对这份工作，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因为我很喜欢搞市场开拓。市场开拓对于我来说，像是一种特殊的境界，一切未知的事物，都需要你亲自去描绘和争取，我感觉到天地之广，可以任我随心所欲去闯荡。

我知道，这是磨炼我的最好机会。而且我一定会成功。

我的这种好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是在进入一个非常有潜力，而且很多澳洲人还不太看好、或者说他们根本还不了解的中国留学市场。我相信这个留学市场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我的目标是海外市场，到亚洲、主要是中国大陆招收留学生。

应聘成功之后，我立即开始了我的工作。

首先，我开始在澳洲最大的中文报纸《新报》上刊登招收这个留学生的广告，我的广告做得很大，很气派，而且天天有。与此同时，我还经常在《新报》上写一些软性文章，来巧妙地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

为了寻找更多的学生客源，我北上堪培拉、悉尼，做考察研究。

然后，我又马不停蹄地乘飞机去香港做招生宣传，同时还在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尼等地，建立了庞大的代理人网络。分散在各地的代理人相当是我雇佣的，佣金采用分成制。我把我的分成分给了他们。这样虽然减少了我的分成，但是却增加了我的帮手，我变成了三头六臂。

很快，我建立的代理人网络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招收来了很多的学生。自然，我的提成和代理人的佣金，都少不了。

在LV商学院这段时间，我积累了不少管理经验，而且也积累了一些资金。

当然，我的视野也逐渐放宽了。

在我的潜意识中，可能不太喜欢稳定而又缺乏挑战的事，所以经常扔了铁饭碗，去捧泥饭碗。在中国时放弃外贸局的工作，下海经商；来到澳洲后，又放弃大学的工作，下海寻找新的机会。虽然都有风险，但我感觉到有挑战性。

1990年５月，我被聘为《移民导报》驻墨尔本总代表兼首席记者。

那时，我已经成了华人社区比较活跃的人物。

《移民导报》是一家澳洲的中文报纸，在华人社区深受欢迎。因为“移民”是澳洲最时髦的用词，所以《移民导报》自然也成了澳洲最畅销的报纸。

我主要负责报导墨尔本华裔移民及留学生的生活与发展。

澳洲的华人一般来自四个地区，分成四类：最早的华人移民来自中国的广东和福建，香港与东南亚诸国，他们有些从美国过来，有些直接从香港或东南亚过来，他们多在澳洲经商，做老板，或者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生活比较富裕，其主要语言是广东话，是唐人街的主宰；紧接着的便是七十年代后期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本来应该被划为前一类，因为他们也大多经商，富有，而且也讲广东话，但是他们的财产大多在越南被洗劫一空，剩下的一点点财产也都换成金条交给船主买命出逃了，最后辗转反侧来到澳洲时已经要靠政府养活了，不过这些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所以很快溶入香港和东南亚移民当中，成了唐人街的中坚；第三拨是台湾新移民，台湾新移民和前面两拨最明显的不同点是不讲广东话，而且也很少经商，台湾新移民多是在美国念了书后移民澳洲的，就是说，他们多为专业人士，而且和唐人街的关系不大密切；最后一拨就是当时进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

当时进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当时在澳洲大约有七、八万的样子，这些人相对比较年轻，而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不过，他们在华人社区甚至在整个澳洲社会是处于最底层位置，因为他们不仅没有钱，甚至也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是大陆留学生们最大的心病。

所谓“身份”指的是澳洲公民身份，或澳洲永久居民身份。永久居民（俗称PR）身份依然拿原居住国护照，从名义上讲还不是澳洲人，但可以在澳洲永久居住，而且，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享受澳洲所有的福利待遇。一般来讲，永久居民签证持有者，在澳洲住满两年后，可申请加入澳籍，而成为澳洲公民。

无论是香港和东南亚的商业移民，还是越南难民，抑或是台湾那些拿了西方大学文凭的专业人士，他们最后都成了澳洲公民——就是很多留学生梦寐以求的那个“身份”。有了身份后，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打工或经商，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赚钱；如果赚钱赚腻了，还可以进大学深造，而且不必花一分钱；当然，他们还享受着世界最好的社会福利制度，生孩子时给牛奶费，读书时给助学金，找不到工作时给失业金，老了干不动了就给养老金，反正永远有钱拿；对了，还有公费医疗……所以，他们是衣食无忧的一伙人。如果说澳洲是天堂的话，他们就是天堂里的公民。而我们这些大陆留学生，则只是天堂里的看客——看着别人享受生活，我们自己却要拚命劳作。

残酷的现实造就了很多留学生的自悲心理，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留学生身份。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景——会讲广东话的说是自己是香港来的，会讲闽南话的说自己是台湾来的，只是苦了那些只会讲普通话的留学生。

当时，最好状况的大陆留学生是通过和澳洲人结婚，换取身份。走这条路的多为女留学生，比如我们曾一同住过的Rebecca嫁给一个失业在家的澳洲人，小玉则嫁给早就有了身份的老华侨。

像我这样的靠自己奋斗办移民的是少之又少。

虽然我自己的身份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我毕竟是留学生出身，我的那些朋友们还在为身份而挣扎着。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我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我知道，身份问题（或者说是居留问题）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最关心的事。

“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

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那时候，留学生内部每天都有新闻，或者是谣言。好消息会令大家高兴好几天，坏消息就会令大家愁眉不展。那么，到底哪一个消息是准确的呢？我决心采访移民部长。

在这个时候访问移民部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就这样有幸成为留学生中第一个以记者身份访问移民部长的人。

据说移民部长在联邦政府中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初级部长，可是由于他掌管着我们这些留学生的生杀大权，所以在留学生的心目中依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相信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知道那时澳洲的移民部长是韩德，因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文报纸上。

当我以《移民导报》记者身份见到韩德部长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愉快。“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韩德部长当即表示，四年临居期满不会逼迫他们回中国；至于“黑民”，韩德部长则劝他们出来自首。

我写了一篇《韩德部长答记者问》，发表在《移民导报》上。

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这篇文章等于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要着急，耐心等着就是了。

我的那些朋友们，比如Jack等，都打电话给我，想刺探更内部的消息。

我告诉他们，能写的我都已经写了，不能写的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澳洲政府迟早都会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的——这不仅仅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更是从网罗人才的角度考虑的。

1993年，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澳洲政府果然没有失言，分期分批地解决了几万大陆留学生的身份问题。当然这又是后话了，而且，为了赢得这一切，又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会在后面一一道来。

和移民部长韩德的见面，使我对澳洲的政府官员很有好感。

一个月之后，我又见到了维多利亚州的州长，更加深了这个印象。当时州长Joan Kirner正在我住的这个区考察，我认识的一个州议员便极力推荐我去见州长，和她沟通沟通，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于是，我就应邀出席了州长的欢迎晚宴。

那天晚上，我和州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且我们两个就挨着坐在一起。

本来以为欢迎州长的宴会一定是非常排场的，到那一看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只有简单的三道菜：沙拉、牛排和甜品。这叫我越发感觉到中西观念的巨大差距。

我当时的身份是“地方名流”，当晚宴会桌上摆着的名牌就这么写着的。

我是LV商学院的国际部经理，《移民导报》驻墨尔本全权代表和首席记者，而且还是曾轰动一时的《中国贸易指南》一书的作者。在据墨尔本市中心3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小的行政市里，我就被拉鸭子上架，成了名流。真是这样的，不是我吹嘘，要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加入澳籍，他们说不定还会拉我加入工党参加下一届的市议会选举呢。

那天晚上，她把我介绍给州长时，就是这么说的：州长，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们市的地方名流，金先生。

在整个晚宴期间，我一直在与州长讨论经济问题。

我谈到了我的《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她说她听说了这本书，并且还为能一赌书作者的“尊荣”而感到“荣幸”（打引号的两个字都是州长当时的原话）。

那天虽然饭菜简单，但是我们谈得很好。我与州长讨论了澳中关系问题，以及当下人人都关心的澳中贸易问题。而且，不知话题怎么一转，我们又讨论了中国的中医有没有可能被澳洲人接受的问题。我发现州长是个很开放的人，她从没接触过中医，却一点都不反对把中医引进澳州。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要办中医诊所，只是泛泛地那么一谈。后来，当我真的想开一家中医诊所时，我立刻想起了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去找了州长，她果真支持我。

那天州长谈得高兴，我也谈得很高兴。

通过和澳洲政府要员的一些接触，我发现澳洲政府官员非常注意和普通人、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交流，愿意听取下边的意见。而且，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前呼后拥，都是轻车简从的。他们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在监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知道需要随时随地地听取纳税人的想法。

后来我又见了很多联邦议员和州议员。我见这些政界人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只是要建立一种关系。我那时还在 LV 商学院担任国际部经理，和政界人物建立某种良好的关系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那时经常把他们请到唐人街，用中餐招待他们。

在我召开的一些为了拓展关系的中餐招待会上，澳中关系，包括澳中之间的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是我们谈论的主题。

在和澳洲政界人物打交道期间，我发现，澳洲的政界人物大多都有很高的学历。

这也无形中激发了我重新走进大学充充电的决心。

那年的９月份，我终于走进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开始攻读硕士连博士。这话听上去象是挺容易的，好象学校的大门永远为我敞开着，想什么时候进去就什么时候进去，想读什么就都什么似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之所以能够进这所不错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除了学界朋友的大力推荐外，主要还是得益于我的那本书——《中国贸易指南》，是它成就了我。我的指导教授一听说我是《中国贸易指南》一书的作者，立刻就要我了。

在学校里，唯一需要读的只有一门课，就是社会学方法研究。By research 不必一门一门上课，需要通过写毕业论文。

我“上课”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自己读书，导师只是每个星期给我打个电话，问一问我的研究进展。

在我读书期间，我的第二本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业谈判》又正式出版了！

澳洲传媒又为我这本书热闹了好几天，还是上电视，上报纸，上电台。

我的指导教授还特意打电话来祝贺我。

当我的指导教授打电话祝贺我时，我的心里有那么点不安，因为我已经打算休学了。不是不想读，也不是读不下去，实在是因为我的事情太忙了。事实上，这一段时间，由于我的事情特别多，研究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一年之后，因我建立的其他企业发展得太快，真的休学了。

我希望成为一个高学历的企业家，因为许多原因，我在中国的学历太低，因此在澳洲希望拿一下硕士或博士学位。美好的愿望总是不能代替现实。

我就这样放弃了很可能是我这一生的最后一次在大学正规学习的机会。

这成了我内心深处一个永远的遗憾。事实上，我在求学方面已经半途而废很多次了，直到现在也还拿不出一个可以叫得响的文凭。

当我决定走上经商之路时，其实眼前的路也一直不甚明确。

我其实是一边做着LV商学院国际部经理，一边在寻找着机会。我一直在做的是澳中贸易及贸易咨询，由于资金有限，所以还不能算是很成功。那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第一桶金的事。所有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第一桶金是最难挣的；而有了第一桶金，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可是，我的第一桶金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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