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民权那些事:老鲁家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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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鲁家的房子

作者 郑小英


在我的眼里,老鲁一家子是正宗的城里人,不仅是大人,连孩子也穿得十分的洋气;也不只是穿着,一口的“无为腔”自然就拉开了城乡的差距。我在异常的羡慕中,有了一种自然的仰视。


只是,至今我也未能搞明白,老鲁怎么会跑到这么偏远的乡下,寄寓于供销社东边的一处极其扎眼的披屋里,作息轮回,生炉起炊,从此沾染上了一股泥土气,连同他的女人和儿子。



老鲁在供销社的职务我不知道,我常见他的样子是捧着一个茶杯,一边咳嗽一边迈着昂扬的步子,向着供销社高高的门槛跨过去。他朝西一抬脖,嘴角一个不易察觉的吐痰动作,就见地上一个小泥球在滚动,晃晃悠悠的,停在了一处草丛里。这是他每次进供销社前的招牌动作,也是他一天工作的开始。



印象中,老鲁是负责油盐柜组的,柜台里面摆了各种大缸,盛酒的,装酱油、红糖的,什么都有。记得那时候,瓶装的商品少,散称的东西多,所以,只要一上班,老鲁就特别的忙。将红糖精确到两,倒在半张撕开的报纸上,包装成金元宝的造型;粮食酒从漏斗里滴落的声音特别好听,当最后一滴的清脆声响起时,老鲁才将舀酒的量器从漏斗上移开。他顺手拿起了柜台上的茶杯,摇着脑袋朝杯口吹了几下,十分享受的啜了一口茶。



北面的墙壁上凿开一个洞,盐就存放在那个潮湿的小窖里。遇到有购买量大的客户,老鲁便一锹一锹的将盐从小窖里铲出来,额上也就有了汗珠。盐是粗盐,那汗珠恰似盐粒子大小,顺着老鲁的脸颊往下淌。此时,你看到的就不再是那个只是喝茶和一脸悠闲的老鲁了,他更像是一位挥锄的老农,挣着公家的钱,干着出力的活。


除了油盐柜组,还有布匹组、百货组和化肥组。布匹组是用尺子来量的,没有女人的精打细算,绝不敢揽此活;百货组是按商品定好价的,自然就不那么费事了;卖农药和化肥的是从供销社西边的一个大门进去的,那里面的味道特别难闻,要不是偶尔进去买瓶1605,我是绝不踏足半步的。



供销社针对的都是当地的农户,以农业生产物资为主,兼备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所以,也有人叫供销社为百货商店,或是合作社,其收银模式,至今仍然流行于各大商场,且便利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进供销社正门的左边就是一个收银台,与每一个柜组之间都拉着一根铁丝。店员们将开好的票用铁夹子夹好,顺着铁丝滑给收银员。收银员收好钱,在票上盖一个戳子,再滑给店员,客户这就可以取回自己想要的商品了。特别繁忙的时候,收银台与每个柜组间的铁丝都不止一根,有来有回的“双轨制”,实现开票与收票两条线。走进供销社,你常能看到那夹子在铁丝上“嗖嗖”的飞,特别迷人的夹子阵,会让你目瞪口呆。


因为住得近,小时候,我常跑到供销社玩,经不住夹子在铁丝上飞舞的诱惑,也想着自己有一天,若能也如老鲁一般,将夹子如飞镖一样打出去,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炫耀的事。只是,这梦想在母亲四处寻我不见的斥骂声中,折了翼。于是,乖乖的穿梭在夕阳之下,滚回到公社里那半厨半床的阴冷的屋子里。



这是因着父亲的工作而暂时谋得的栖息地,可遮风挡雨,就是避不了屋里的煤气味。夜里,二哥猛一阵的咳嗽后,翻过身继续睡,牙磨得“吱吱”的响。我实在受不了,就从水缸里舀一瓢水,一饮而尽,才稍有缓解。


记得有一次夜里,我直接将已经封好的煤球炉拎到了屋外的走廊里,结果第二天早上,炉子里蓝色的火头直往上串。母亲心疼那一块煤球,一巴掌将我从梦乡打回现实。所以,虽然家住公社,我的优越感也仅仅在回到农村,见到那些在泥巴凼里共同滚过的小伙们时。


跟这些小伙伴们一样,我对供销社的向往,不光是那琳琅满目的商品,轻松自在的环境,还缘于由此而迸射出的对于大城市的无端想象与臆造,一如我曾经梦到的样子。



我所目睹的,是那个刚过了凭票购物的年代,供销体系中,农村零落的代销店悄然兴起的时候。在绝无竞争的意识中,供销社的员工们仍然过着悠闲而舒适的生活。



随老鲁一道来的,还有他的女儿阿丽。阿丽的辫子很长,一件绣花的衬衫,不太惹眼的格子裤,已将生得俊俏的她与班上的花花草草们分得泾渭明了。只是,这些小男生们依然要在阿丽的面前表现,在她回家的路上斗鸡,将钢笔插进上衣的口袋里摆谱,诗人一般吼上几句……。不过,这样的“文明”并未能持续多久。因为,阿丽又搬回了城里。


丽的走,是因为供销系统内部的改革,老鲁失业了。只有几名留守人员的供销社,生意是越来越惨淡,后来不得不承包给个人。再后来,偌大的供销社就变成了一个批零兼售的市场,蔬菜鱼肉,农药化肥,什么都有。


从外观上看,这里还像过去一样,一排青砖大瓦房,西边有一个大铁门,铁门上有用钢筋焊成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大字,可是已经锈迹斑斑。院子很大,成排的空房子,屋前的杂草没过了窗台。过去,这铁门常上着一把锁,只有装化肥的大卡车来了,铁门才打开,附近的后屋村见有车过来,几个村民便披着一件脏衣服跑过来,将化肥一袋袋背到仓库里,为孩子们挣得一点书本费。



改革的浪潮同样波及到我们家,父亲从一名公社的拖拉机手变成了跑运输的个体户,从此没有了到月发工资的无忧,我也失去了可以吹嘘的资本,连同那半厨半床也一并被收了回去。


阿丽走之前,我们家已经从公社里搬到了东边的砂轮厂。那房子是存放零部件的仓库,后来废弃了,父亲是托了关系才弄来的,虽然不及老家的瓦房,但毕竟还是在马路边上,少了公社里那些公子哥们夜里的口哨声,热闹自然不如了以往。直到二哥有一次被门框上方掉下的砖砸破了头,父亲才又考虑到搬家。



这家就是老鲁一家子走后留下的房子,供销社东边的披屋,一进三间,直通通一条。屋东边的一条臭水沟,长满了辣蓼和小鸡草,一到夏天,蚊子和蜢虫就特别多,它们在更东边的电影院刺耳的《小城故事多》的喑喑呜呜中,绕着高音喇叭不停的飞舞。


加工作后,我见过老鲁在城里开的饭店,也见过了站在吧台里的阿丽。后来再去的时候,就只有老鲁一个人在忙前忙后了。估计生意不是太好做,而阿丽也在别地找到了工作。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她了。


几年,同学们建了一个群,也找回了不少失联的老同学,成天叽叽喳喳的,可沉默之后,都在为寻不着阿丽而失落。其实,寻而不着未必是坏事,因为你要寻的那个扎着长长的辫子,绣花衬衫格子裤的姑娘,正在去往民权初中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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