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思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时许，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从睡梦中被叫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大半夜吵醒总统，这位科学顾问是要向卡特请教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问了一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卡特说，当然可以，普雷斯说，“邓问能不能派5000人”，卡特回答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熟悉的套路，熟悉的芝加哥男孩。

1978年，52名学者首批赴美，次年，中美建交。在金门岛，听到这个消息的27岁台湾陆军连长林正义（林毅夫原名，其父希望他做一个正义的人），做出了一个“壮举”——游到大陆去！于是，1979年5月16日晚，他悄悄下水，游了三个小时后到达大陆，随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三年后，林毅夫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看中，推荐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尽管林毅夫一再把他偷渡大陆、留学美国、又毅然回国效力的历史说的无比光彩、无比高尚，但他的经历和其所发挥的作用，充分地说明：林毅夫就是这个10万留学计划培养出来的芝加哥男孩。

毕业后的前10年，他还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了20多篇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文章，这些论文彻底颠覆了西方对于毛时代的认识。可以说，他在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帮助美国人建立起了全面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学术论证。

而西天取经期间，林毅夫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彻底打破了当时西方主流对毛时代农村的认识。这篇文章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说这篇文章是最早帮助美国人否定毛时代的学术著作之一是不为过的。而这篇论文也为林毅夫之后的几大权威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日，北大国发院官方微信发文《林毅夫：我来大陆这40年》，详细回顾了林毅夫这40年来的“功绩”，全文很长，槽点很多。在第三章中也就是《西天取经的反思》中，林毅夫提到了这篇文章，还颇为自豪，笔者在本文将重点跟林大经济学家就此内容做一点探讨。

集体经济有没有效率？

在文中，林毅夫提到“那时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文献依然认为，集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对于此，林毅夫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这种观点显然难以解释我国农村改革所出现的变化。”

林毅夫其实是在避重就轻。

首先，集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这不仅是理论，更是实践。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林毅夫想用一句话来推翻几十年的实践是不可能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农业要有好的收成，“水、肥、土、种”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解决了粮食丰收的这几个基本问题的呢？是在集体经济的情况下还是分田单干呢？

先看农业的命脉——水。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的力量在全国农村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从1952年到1978年的近三十年间，全国各地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6000座（而解放前只有大中型水库23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包括电力投资的库容11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械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7000多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900万千瓦。这些成就都是在集体经济的领导下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奇迹！

我们再看肥，困扰我国农业丰收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肥料。1970年代初，那时国家决策用很有限的的外汇中抽出大笔资金从国外引进十多套大型化肥设备，在引进的基础上又自建和改建了若干套大型化肥设备，也就是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普及以前，我们就解决了肥料和农药的问题。

集体化以后，只要是在1960年代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知道，那时全国农村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大寨的改土运动，组织起来的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在没有机械，几乎全靠人力的情况下修起了层层梯田，使农业生产的基础有了一个大的改观。

最后看种，有了良种，增产就可以事半功倍，而要想得到一个优良的种子，往往需要十多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培育，袁隆平所培养的杂交水稻就是在1960年代开始培育的，到 1980年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其他的良种也是这样。

从农业生产所必备的这四大要素来看，无一不是在集体经济的条件下完成或者基本解决的，也就是说，集体经济的资源配置不仅有效，还十分高效！

其次，小农经济有着其本身无法克服的种种弊端，不能持续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从长远来看，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小农经济是在极端分散和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不能进行必要的劳动生产协作，对土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生产生产要素不能进行合理的调剂和使用；第二，小农经济，单家独户，经济力量十分薄弱，无力举办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使用推广先进技术，从而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抗灾能力，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小农经济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第三，小农经济是一种小而全的封闭式经济，它排斥劳动分工，阻碍农业向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第四，小农经济传统、保守，对新技术的应用难以接受，对现代化有一种天生的敌视。

总之，中国的小农经济由于它的落后性、分散性和无政府性,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自给自足，提供不了多少剩余产品。

最后，我想问一下林毅夫这个大经济学家，您怎么解释我国农村改革将近四十年，今天的农业变化？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荒废。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为什么现在农村的水利设施没人修了呢？因为"没人管。"承包到户之后，每人都只顾忙自己的一块地，自然没有人再愿意修集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了。

农业科技水平降低。以前种子、化肥、农药都是大队里内行的人为大家集体购买，现在各买各的，很容易上当受骗，价格也比集体购买要贵。很多农业技术因为一家一户的单干无法普及，就连一家发明的除虫技术也会因为别人家的虫灾影响而无法真正实现自家的灭虫。而在集体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问题根本不会发生。

农村基层腐败严重。农村基层的大量腐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农村的黑恶势力也十分猖獗。不得不说，政治是经济的反应，当下的基层政治乱象和40年前的农村改革不无关系。

收入降低，甚至大多数地方种地亏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在生产、流通、交换各个领域都不具备优势。多数农民已经进城成为了农民工，很多农村面临着空心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诸多问题。

可以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小农经济都有着不可逆转的劣势，而集体经济才拥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增产的原因

随后，林毅夫提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增产，林毅夫认为增产“有近一半来自于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

为了服务于分田政策的政治需要，杜润生领着主流经济学家成立一个正部级的意识形态机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专门搞理论包装。杜润生本人硬要说农业增产是分田政策的那一瞬间，带来了“瞬间增产效果”，这就决定了林毅夫等人的理论论证方式，需要把从前几十年的农业增产成绩贬值为零，据此才能够把分田政策的效果最大化。

这样的理论在现在看来是十分可笑的，只要有点历史常识的人稍微加以反驳，这样的理论立马就会崩溃。

上文提到，农业要有好的收成，“水、肥、土、种”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而七十年代，各方面因素都在集体经济的条件下逐渐成熟起来，这无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粮食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第一，各种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团队的杂交水稻技术引发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对八十年代初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第二，上文提到的化肥技术引进，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

第四，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79年11月开始，又对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这一系列的调整，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前的各项准备和积累有密切联系，而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还和当时国家对工农结构的调整及农产品提价等政策因素有很大关系。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自然是不可忽略的条件，但是如果说单单包产到户提高了积极性就立马能起到如此粮食大增产和农业增收的效果的话，实在是显得片面了。林毅夫本来号称是农业经济学家，不知道他懂不懂的这个明显的道理。

合作化导致生产停滞？

事实上，林毅夫对历史事实的忽略和偷换概念还不止一次，这似乎已经变成他的惯用手法。在谈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候，林毅夫提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推动农业持续增产，但后来导致农业生产停滞、下滑”。

这就是典型的和历史事实对立的观点。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多方面的研究，总结道：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

《深翻》的作者韩丁经过大量调研后认为：如果这些数字准确，那就与我在我最了解的几个地方的有限的观察结果相吻合了。这样，就有二亿四千万农民在集体化下生活得很富裕，另外三亿两千万农民起码能顾住自己。有据可查的这么大的数字很难证明“农业生产从其本质上就不适合集体所有制形式”这样说法的正确性。如果还有搞得不好，很明显的，原因不出在集体化，而是领导得不好，训练失误和政策贯彻不力——过早地迈向更高一级、隔阶跳跃、命令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其它官僚主义现象。

这些实实在在经过调研的研究能不能说服林毅夫呢？如果事实不能的话，我们接着看看林毅夫的理论基础。

林毅夫提出“在农业生产劳动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须拥有退出权。当其他社员偷懒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作为惩罚。在合作化初期，一般是政府鼓励，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人误认退社的勤劳社员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便会剥夺他们退社的权利。这样，勤劳的社员在不自我约束的社员偷懒时无法自保，也可能会跟着偷懒，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

先说这个令人一头雾水的博弈论。其实，在早先的博弈理论研究中，麦克洛伊德（Macleod，1988）从理论上说明了社会条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他证明，只要一个合作社的成员的退出成本较高，社员就容易产生自我约束，减少机会主义倾向，一个合作均衡也就可以维持。而林毅夫的退社权一说如果成立的话，不仅直接推翻了麦克洛伊德的结论，还从根本上推翻了有关重复博弈与均衡关系的定论。

而这种低级逻辑错误为论证起点的造假论文，其实早就受到过美国学界的严厉审视。资料显示，1992-1993年美国《比较经济学》组织了六篇论文，对林毅夫的论文造价和逻辑胡说进行专题剖析，当即被学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难以置信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发现，林毅夫的许多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之所以能作为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话语英雄，还进入了“改革开放杰出贡献100人”的名单，只能说，他赶上了好时机。

在西方最愿意听到说集体农业坏话的时候，他适时地生产出最符合形式理论外观的坏话；在中国最需要农业改革的理论支撑的时候，他也能顺应领导要求立马从理论上全面否定毛时代，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

当然，除了他在农业上的这些观点之外，他的“比较优势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张维迎争得火热的“产业政策理论”等理论也大多是如出一辙。即使一些理论极具隐蔽性和迷惑性，但他的私有化、市场化的观点一直是不曾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