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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人始终都是在一个他们自以为是的意义上误解了西医，因为中国人认为的西方并不是真正的西方。在西方，今天中国人认为的西医只是众多医学中的一种，是主流而已。另一个更大的误解就是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唯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好的形容词。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带来了目前在中国和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状态：传统中医在西方比在中国更容易得到继承。　　

这绝不是一个嘲讽。提倡中医“现代化”的中西医结合作为中国大陆中医界的主流派，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治愈的病人都很多。不过，我的心中还是感到一点遗憾。遗憾什么呢？我觉得现代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效果暗藏了中医的灭亡。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的遗产，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赐福给中国人并丰富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它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与夏商周时期的诸种理论，另加上本地的药材、医疗用具，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但不幸得是，近代中医遇到了西方科学。科学在世界文化里的全面胜利，迫使中医去迎合西医的科学观。具体的说，中医在西医面前的失败来自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科学的唯物主义，中国中医界删除了或者改变了很多传统的概念。但是这种借用外来标准来判定自己，很像用英文的语法来判断中文是否有价值。　　

中国在临床上已经很少使用中医和中医的病名来诊断一种疾病。这有什么不对吗？西医的化验诊断要比中医的主观诊断法更为精确。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西医的确在肉体的层次上可以做得很精确，但问题是中医的治疗对象并不仅仅是肉体。如果用计算机作为比喻的话，西医的诊治对象是计算机的硬件；而中医的诊治对象则不仅是计算机的硬件，还包括它的软件。当“硬件”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诊治一个“软件”时，不仅会出现不少误诊，同时还无法按照中医本身的理论去治疗。　　

我每次生病时，就来到北京一家著名的中医医院门诊部，但每次医生都为我开西药。当我强调一定要吃中药时，大夫们都会觉得我很奇怪。我的这种待遇，并不是因为我是洋人，习惯吃西药。因为我的国内朋友去中医门诊看病时，医生首选药往往还是西药。　　

西医理论根本不承认中医理论中的气、经络、阴阳五行说等等。所以中医为了“科学化”，其治疗配方中的思维就越来越接近西医的思维模式，现在选药越来越不按传统的性味模式相配而是按西方科学的药理作用相配。　　

5年前，我在一家中医医院实习时，有一位患胃酸过多的老太太进来就诊。老师按照中医的望闻问切循序诊断后，告诉我们说中草药里有7味药能控制胃酸过多，随后他竟在一个只有12味药的方子中把这7味药全用上了！中医的思路不应该是这样的，顶多有一两味控制胃酸的要就足够了，其它的药都是用来调整她胃酸产生过多的原因。这位老师的思路显然是西医的“胃病治胃”的思路。第二个星期老太太又来了，显然这个方子没有达到疗效。这种思维模式的最后结果只会是丰富了西医而弱化了中医，于是中医伟大的传统就变成西医的一个附庸物。　　

虽然我是一个西方人，但出于连我都不知道的原因，我很热爱中医，希望它能丰富人类的智慧，使人不分种族、国籍，他们的身体、心灵均因中医而得到健康。中医几千年来应用了它自身独特的理论与手段治愈了无数人，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而有效的医疗体系，没有必要以外来的秤杆“纠正”中医的“不足”。

近几十年，主流的西方医学在西方已发生了一种悄悄的但却是深刻的改变。替代医学因能够解决人们的身心疾病而开始广受欢迎，中医是这几十种替代医学里发展最快的一个。西方人已经发现西医的模式很难在身心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因为西医擅长的仅仅是把人的肉体看作诊治的对象。所以当有西方学者认为21世纪应该是精神的世纪时，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医里的“不足”与“迷信”的那部分，也许恰恰能够揭开蒙在科学和西医身上的那块帘布，从而使中医得到更客观、更圆满的对待。

胡碧玲感到中国中医自己“不团结”，这将导致中医发展困难。

首先，中国中医存在学院派和民间派之争。

“中国中医有学院派和民间派，学院派以为民间派不懂理论，民间派以为学院派看不了病啊。”

胡碧玲解释，就是谁也瞧不上谁。学院派专业学中医，但很多却不能实战或疗效不佳；但学院派看不起民间中医，以为他们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理论基础，纯粹凭个人经验治病。学院派指从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医治理者和中医从业者；民间派指在传统的师承方式和实践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民间中医。

胡碧玲称确实很多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都看不了病，但这样的说法也不是尽对的，学院派里也有一些很好的医生，同样民间派也不乏吹嘘之辈和江湖骗子，但争执和相互看不起解决不了问题，也不利于中国中医发展。

其次，中医保守，经验秘方不公开交流。

胡碧玲觉得中国很多中医都有点敝帚自珍，不愿意把自己的中医技术拿出来大家一起交流研讨，或者毫无保存地进行传授。她以为，假如说中国的中医们都能团结一致，把自己擅长的医术拿出来取长补短，中国中医肯定能蓬勃发展。

中国中医的“秘方”、“验方”之类让西方人看不懂，他们不能理解中国很多中医成就没有传承就宁愿湮没而不公开，让后人在故纸堆里拼命钻研挖掘，认为一个好的学术成果就是要公开或者保存；而中国中医却以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药方都是自己多年的心血所凝，也是在杏林立足之本，哪能随意传人，要传也要传给自己的后代，所以造成“独门”、“祖传”之类在中国中医当中屡屡可见。

胡碧玲为了学习中医，除了在中国中医药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求学以外，还经常四处走访求师，研究学习中医的各种诊疗方法和经验。为学一些独到的针灸技术，她去过山东学习一种靠传承沿袭的针灸方法，但所获未几；她也曾在兰州一家医院中学习针灸，而只能靠自己在旁仔细观察，针灸医师并没有有过多的言辞和解释，胡碧玲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来理解针灸方案的原理。

“中医太伟大了！”胡碧玲出自肺腑地说，固然她至今还觉得自己是很奇妙地决定来中国学习中医的，但这并不妨碍她一直坚定地走下往——即使是其间她曾到中国社科院攻读研究道家哲学的博士，她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道家的朴素辩证思想，以求更好地理解中医学习中医。

在中国学习的历程中，她深深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感到在这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国度里，传统文化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因此，她以为中国中医的传承面对巨大的难题。

胡碧玲是在西方教育制度下长大的，在中国的院校里也获得了博士、博士后等学位，然而她从自己学习中医的经验和体悟总结：中医的学习是特殊的，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应照搬西方的教育体系。

胡碧玲以为，现在中国中医药专业的学生看不了病，这就说明“中国中医的教育失败了”，而民间的中医传承由于种种问题也将面临断代，中国中医怎么能发展下去呢？

“看不了病的医生谁会要你呢？”胡碧玲的话很直接，“有很多学中医的都改学西医了，以后学中医的人会越来越少。”

“很多学中医的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的只能去药房抓药，有的考西医研究生，有的转行当编辑，这样的事情不是个例，太多了！”

在她看来，这就说明了西方的教学体系不适合中医的发展和传承。

胡碧玲之所以学习道家哲学，是由于她熟悉到中医和西医具有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方法论，中医看病需要具有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现在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且现代教育里西方的东西特别多，当你进入中医药大学学中医的时候，不能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很多中医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现在有中医医师开西药、开化验单的现象？由于他是在按西方的方式思考问题！”

至于民间中医的传承，胡碧玲以为只会有部分很关心中医、热爱中医，并且有医术传承的才能够得到继续发展，但规模太小，随时可能断代。

“由于现在真的掌握中医的这些人还有一部分，再过几年这些人就根本没有了，那么下一代的人有几个能真正的掌握中医？”

继而又说，“即使有人得到了医术传承，假如他不在正规的院校里面取得一个学位，社会不承认他，不会找他往看病。”

自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后，假如民间中医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为人看病是非法行医。而《执业医师法》第11条和卫生部第6号令、第52号令对“师承或确有专长”的民间医生考取“执业医师证”门槛较高，民间中医假如没上过医学院而又不在公立医院供职，很难获得医师资格。胡碧玲说。

“很多得到医术传承的民间中医会由于没有医师执照不再行医，医术的传承往往也会因此而断。”

胡碧玲的另一个观点是，中西医结合是行不通的。

胡碧玲对中西医结合疗法在中国中医界成为主流感到很遗憾。

“我觉得现代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效果暗藏了中医的灭亡。”

“这真不啻为是一个嘲讽。”

胡碧玲很认真地说，

“由于西医是不会容纳中医的，容纳的是一些技巧，但不会接受中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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