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学因为办学理念和教育制度的差异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大学校训文化。但中国大学校训的英译问题长期以来未受重视。随着中国大学办学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大学校训的英译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从大学校训的内涵与外延出发，以广州大学校训作为案例，通过比较分析中外大学校训的主题内核与文化特质，重点研究中国大学校训文化在汉译英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原因；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功能对等或文化适应的英译策略，以期为学界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与参考。

大学校训；文化适应；功能对等；归化；异化；直译；意译

      关于“校训”的缘起，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从《圣经》 “十诫”（Ten Commandments）的表达形式中得到启示转化而成的。更多的观点则认为， “校训”主要起源于军校的军事口号，比如，美国西点军校（The West Point）就把“Duty，Honor，Country”的军事口号定为校训。中国当年的抗日军政大学则把校旗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定为校训。

      可见， “校训”不仅是学校文化精华的结晶，蕴含着学校的校风、学风和教风，而且还能够在品德修养和行方式上给予学校师生某种规范引导，从而传递出一定的价值导向。当然， “校训”也类似于学校的一张“名片”，承载着对外宣传和学术交流的功能。就此而言， “校训”既是学校的内核精华，也是学校的形象门面。

      中外大学由于在制度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其校训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渊源方面都表现出很多不同的特质。

      首先，从内容上来看，中国大学校训多强调德善修养，有较强的家国情怀、集体主义倾向，如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台湾大学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等。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大学的校训中，与道德相关的关键词（如“德” “善”等）占据首位，与集体主义、家国情怀相关的关键词（如“爱国” “团结”等）则占据第二位。国外大学的校训多包含科学、知识、真理等概念，崇尚个人自由和价值，如在美国排名前100位的大学的校训中，与真理相关的关键词（如truth、knowledge、science等）占据首位，而与自由、责任相关的关键词（如liberty等）则占据第二位。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 校 训 是  “Knowledge is the adornment and safe  guard of the  Empire”（知识是帝国的装饰品和保护伞），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 校 训 是“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真理必将让你自由），等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其次，从形式上来看，中国大学的校训多采用对偶对仗的四字结构或六字结构，喜欢用动词叠加的形式，并且习惯采用平白直述的方式，以彰显校训的训诫功能。例如，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训“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皆是如此。而国外大学的校训则大多采用散句、短语的表述方式，喜欢用名词叠加的形式，且多使用shall、let之类的情感句式，通过第一、第二人称的运用，施以亲情引导，体现学校的人文情怀，比如，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校训“Mind and Hand”（动脑与动手），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校训“From here，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求贤得智，由此出发），等等。如果从渊源上来看，中国大学的校训多半喜欢引经据典，且大多引自“四书五经”中的名句，以体现校训的伦理规约功能；而国外大学的校训则每每或由拉丁语演变而来，或源自《圣经》中的智慧之言，以体现校训的重神崇教求真的文化底蕴。如前述的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提炼而来。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源出于《礼记·中庸》。反观国外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源于《新约·圣经》里的《约翰福音》第八章（John 8:32King James Bibles）：   “ And 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①英 国 的 艾 莫 利 大 学（Emory University）的校训“The prudent heart will possess knowledge”（聪明人的心得知识）就源出于《旧约》箴言第 18 章 15 节： “The heart of the prudent  getteth knowledge; and  the ear of the wise seeketh knowledge.”②

      当前，国内各大学的校训英译质量参差不齐，其问题主要表现在用词不够精确、句式结构杂糅、文化适应不足等方面。这里以广州大学校训为例，一窥国内大学校训英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症结。

      “博学笃行，与时俱进”作为广州大学的校训，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当时的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陈炳权先生创办私立广州大学，并把“博学笃行”定为当时的校训。陈炳权是这样解释的： “学必先之以博，贯通各科，然后由博反约，专精一科，方能致用，否则与不学等耳，此学之所以贵乎博也。笃行则要求有三：诚实不伪的态度；纯一不杂的主旨；沉毅坚韧的精神。”［1］

      2000 年，新广州大学由几所大学重新合并组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广州大学荣誉校长的叶选平在原校训的基础上把“博学笃行，与时俱进”定为校训，旨在培养“博学笃行”之人才，开启“与时俱进”之新纪元。

      实际上，和中山大学校训的源出一样， “博学笃行”语出《礼记·中庸》第12章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所谓“博学”，指的是为学首先要有广泛的猎取和旺盛的好奇心。所谓“笃行”，主要是指为学的最后阶段，既然学有所得，就该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必有所成，做到“知行合一”。这里的“笃”，要求为学者必须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只有目标明确和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笃行”。 “与时俱进”则源出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所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针对清朝末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局面，蔡元培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特别强调指出： “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其实， “与时俱进”一词由来已久，蔡元培把散见于中国古书中的“与时偕行” “与时俱化” “与时俱新”等诸如此类的表述归纳概括为“与时俱进”，旨在倡导开拓进取且与时代共同进步的社会思潮。

左图：《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

右图：蔡元培手迹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ee，1815—1897）在 翻 译《中 庸》时 ，把 这 句 话 英 译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