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在住宅的合影，背景书法为陈梦家所藏米芾书法真迹

编者按：陈梦家，1911年生，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新月派主要诗人。对青铜器、古文字研究有重大贡献。建国后反对自上而下的汉字简化运动，文革中遭到迫害，于1966年自缢而死，年仅55岁。

赵萝蕤，1912年生，著名翻译家、比较文学家。1966年丈夫的自杀，给她带来沉重打击，一度精神分裂，之后几十年，她克服疾病，陆续翻译出诸多经典作品，如《荒原》《草叶集》等。

本文选自何伟《甲骨文》一书。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一本书的书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我来到安阳这个河南小城是为了研究当地的文物古迹。根据历史记载，该地区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荣兴盛六百多年后，于公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灭。据记载，商朝的灭亡祸起荒淫——传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装美酒的大酒鬼。不过，这本书是我发现跟美国人扯上关系的第一条线索，让我不禁细看起来。

没有作者名。该书出版于1962年，印着八百多张商、周铜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国古代冶金术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每一件铜器，书里都提供了帝国主义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录里有多丽丝·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铜器）、艾弗里·C·布伦达治（三十件）和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白瑞（五十八件）。

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版

图书馆里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问他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甲骨上雕刻着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字符号。甲骨原料来自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胸甲，常用于商朝宫廷的占卜仪式。我问那位考古工作者，陈梦家是否还在中国。

“他死了，”年轻人回答道。“‘文革’期间自杀了。”

我合上书，问安阳考古站还有没有人认识陈梦家。

“去找老杨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陈梦家在北京自杀的时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对面就可以找到老杨。”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并不多，工作站有十来栋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数房子用来存放文物。微风吹拂着梧桐树，远处间或有火车轰鸣而过，这里离北京只有六个小时的火车车程。除此之外，周围一片寂静。四周修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架着倒刺铁丝网。

我在一间布满灰尘的会议室见到了老杨——杨锡章。他六十六岁，镶着满口银牙；他每次微笑，总让我吃一惊，有如瞥见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闪烁发光。老杨告诉我，陈梦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铜器的。陈当时身在美国，同在美国的还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出身于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

“所以陈梦家麻烦不断，”老杨说道。“他老婆家跟外国的联系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还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

这个词汇我很陌生，于是便问其详。老杨表情颇不自然地笑了笑——银光一闪。“意思是，”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你跟一个不是你老婆的女人发生了关系。”

“陈梦家做过这种事？”

“不太清楚，”老杨回答道。我身后是一面窗户，他无言地凝视着窗外。我问起陈梦家的自杀，老杨继续说道：“这事儿发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大家把他救了下来。之后，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去看着他。但我们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和他待在一起。”

老杨指了指窗户，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斑驳的阳光洒在外面的树荫下。“想象你就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外面是一个院子，”老杨说道。“一天，陈梦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闪而过。”老杨做了个一闪而过的手势，仿佛跟着一个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才发觉他跑了。我们追出门，可还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杨说，陈梦家的妻子没有住在那里，因为红卫兵正押着她在北京大学游街。我问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那本书为什么没有署陈梦家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过领导的一些观点，”老杨说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书。可那本书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杨在办公室里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鉴，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页。照片里的陈梦家还是个中年人，他长着酒窝，眼睛明亮，一头黑发油光闪亮，穿了一件旧式的高领衬衫。在所有人中间，他的笑容最为灿烂。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学者，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用字母替代汉字书写，陈梦家持反对态度。捍卫汉字是他的第一项主要政治错误。

汉字是唯一未被弃用或被转换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号，结果导致人们所读和所写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就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正式书写采用的是古汉字，这种文字符号在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得到发展并仅存于书面语言。到了20世纪初叶，改革者们成功地使正式书写系统遵从一种被称为普通话的北方方言。

陈梦家部分作品

汉语口语并不是一种单一语言——语言学家有时把它的多样性比作罗曼语族。一位语言学家告诉我，北京人所说的方言和广州人所说的方言实际上有如英语和德语。如果中国采用字母符号，写出来的文字就能反映这种差异，但在表意表音符号体系下，很多口头语言无法加以书写。例如，东南沿海浙江省的某个人如果要识文断字，首先得学会普通话。大多数南方人所书写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第二语言。

这套书写符号从技术上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个人需要识记四千个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原本包含的发音和视觉线索十分清晰，但许多线索由于发音改变而被逐渐淘汰，这使得汉字更难识记。尽管如此复杂，中国人并不缺乏学习的雄心。

中国文化多与书写有关——书法作品是最具价值的艺术形式，绘画作品通常要有显眼的书法题字。人们在某些时候会支起专门的鼎炉，很敬重地用于焚化写满文字的一摞摞纸片。到17世纪，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商业出版体系，读写能力比起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能涵盖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估计，18、19世纪中国男性的识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间——相当于日本和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这一套书写系统也有其他优点，比如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非凡能力。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中国人无论来自何方，他总能读懂另一个中国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且在面临古时候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时他不会觉得遥不可及。当甲骨文在19世纪末被重新发现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几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识——完全不同于埃及的象形文字，罗塞塔石碑被发掘前的数百年间，无人能识别这种文字。

两年前，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炜（David 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类似专家全世界可能不超过三十人。）吉德炜告诉我，他一直痴迷于汉字和中国先祖崇拜之间的关联，后者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商朝宫廷经常举行占卜仪式，召唤先祖提供信息和帮助。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炙烤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龟甲或兽骨直至其开裂——这一物理变形常被解读为来自逝者的声音。雕刻师随后会把占卜的事项刻写在甲骨上。

出土的甲骨显示，商朝宫廷占卜的事项包罗万象，上至战事、下至临盆，大到天气、小到疾病。他们还会询问梦境的意义。他们会与逝者沟通：在一块甲骨上有一段卜辞，卜辞提议向一位死去的先人献祭三名囚犯；之后，估计是龟甲意外破裂，下一段卜辞把献祭囚犯的数量增加到了五个。有时候，商朝一次献祭的活人就多达数百名。

吉德炜向我展示了一段甲骨文拓片，记录的是皇室牙病的占卜仪式。这块龟甲刻写于武丁王朝，武丁王的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间。这位国君觉得自己的一颗病牙与一位不满的先人有关，于是试图找出这位先人的身份，并给予适当的祭祀。龟甲上刻着四个人的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其中一位是他父亲，另外三个人是他死去的叔伯，”吉德炜说。对每一位先人，均举行了多次占卜仪式。“还有一段卜辞：‘侑父庚一犬，分一羊。’由此我认为牙痛是源于父庚作祟。”吉德炜抬起头来。“这些就像是音符，”他说道。“曲调要靠我们自己去编。”

我在安阳发现这本书之后，一直在寻找认识陈梦家的人。有时候我来晚了一步；我竭力想跟他的某位至交取得联系，却被告知这人已经奄奄一息。即便我及时赶到，关于陈梦家的各种故事版本听起来却大相径庭。在大陆，每一个人都说他死于自杀：有人提到了婚外情，有人矢口否认。有人告诉我，陈梦家曾经与一位女影星有染。其他人则说，她实际上是一位京剧演员。

仍住在北京的赵景心是陈梦家的妻弟，他说陈梦家曾经自杀过三次。“我姐姐救过他两次，”赵景心说。“第三次的时候她因为劳累睡着了。等她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赵景心八十三岁，他的手在空中一挥，像是一笔勾销了有关婚外情的谣传。“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他说道。

陈梦家生前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几张照片和一沓书信。上海博物馆专门腾出一个小房间，以陈放他曾经收藏的明代家具，其中某些漂亮的物件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一把刻着“寿”字的靠背椅用稀有的黄花梨木雕刻而成。博物馆退休馆长马承源是陈梦家的生前好友。马承源告诉我，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3年，陈梦家当时给了他一本《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马承源笑了笑说：“你得明白，那个书名不是陈梦家取的。”

陈梦家的遗孀去世之后，上海博物馆于2000年从赵景心的手里购得了这一批家具。（陈梦家夫妇没有孩子。）八十五岁的马承源向我展示了一份复印件，那是陈梦家在1966年，也就是他死去那一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要捐献自己的家具。信上的字很漂亮，其中有一句话：“那把黄花梨木靠背椅很可能是明代初期的，应该捐给上海博物馆。”我问马承源，陈梦家做出捐献决定是不是因为担心家具会在政治运动中遭到破坏。“他在1963年告诉我，他对这批家具的保护很有些担心，”马承源说。“不过他从未提过具体的政治问题。我们只能猜测。”

我到处寻找着有可能串起陈梦家生前故事的相关物品。没有发表过关于他的完整传记，也没有对他的死因的细节描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显得神秘；你可以批判地书写那段时期，但有一种默契，调查研究不能过火。同时，由于政治上的风险，那一时期的人们很少记日记或保留信件。

陈梦家的早年岁月比较容易追溯，因为他很早便开始发表作品。他于1911年出生在东部的南京市，他的父亲既是教师也是长老会牧师。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十个——五男五女，全都大学毕业。最为聪明伶俐的陈梦家排行第七。他十多岁发表第一首诗歌，到二十岁出版诗集时，他已经名声大振。按照中国诗人的传统做法，他给自己取了笔名：漫哉。他成了最年轻的新月派诗人，这一派的浪漫诗人刻意规避中国古典诗词的死板规则。

陈梦家的诗词风格简单而规整，评论家往往将他与豪斯曼和哈代相提并论。童年之后他就没再信过基督教，不过对于遥远的过去似乎总怀着一种宗教情结。在早期的一首诗作中，他凝望着一尊有着千年历史的女子面部雕像，注意到了她那“冷淡的，沉默着一抹笑角的希微”。

1932年，陈梦家进入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先是学习宗教学，随即又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历史越来越近，诗性却日渐远去。陈梦家在《自己之歌》中写到了创作的痛苦：“我挝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他后来又写道：“十七岁起，我开始用格律束缚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这把锁链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等到三十出头，他基本不再写诗，而是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对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

他的妻子赵萝蕤也是奇才。她二十五岁便出版了《荒原》的首个中文译本。日本人在1937年入侵南京之后，陈梦家和赵萝蕤跟着许多中国学者一起搬到了西南部的云南省。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他们提供人文科学奖学金，以资助他们前往美国。

1947年，陈梦家（左）、赵萝蕤夫妇与赵景德在美国合影

来到芝加哥大学，赵萝蕤以亨利·詹姆斯为题写了一篇论文，陈梦家则四处搜寻来自中国的青铜器。“漫哉”先生人如其名，他在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檀香山、多伦多、巴黎、伦敦、牛津等城市遍访博物馆和私人藏品。1947年拜访过斯德哥尔摩之后，陈梦家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王子在他的城堡里接见我，并带着我参观了他的私人藏品。我深感荣幸地与他交流和探讨了两个小时。”

尤其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叶，有很多古代青铜器被劫掠出中国，但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陈梦家计划以此为题写一本权威性的著作，配套提供照片和类型学分析。1947年，他回到中国，同时把一大摞手稿寄给了哈佛大学。编辑工作通过来往邮件进行。但是，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联系霎时中断。

芝加哥美术馆的一位部长潘思婷（Elinor Pearlstein）近年一直致力于追寻陈梦家到美国后所撰写的书信。潘思婷向我提供了陈梦家历次旅行的线路信息，但她告诉我他寄给哈佛的书稿已经遗失。有证据显示，这部手稿交给了哈佛的一位研究生进行编辑，但这位学生在1967年自杀身亡。这本书一直没在美国出版。（我看到的带有反美标题的中文版本编辑粗糙，是一本缩编本。）

1956年，陈梦家就甲骨文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名叫《殷墟卜辞综述》。全书包含商代文法、天文、祭祀、战争、地理等重要话题。我碰到的每一个古汉语学者都说这是一本旷世之作。

不过，陈梦家的个性总与中国的政治走向背道而驰。“陈梦家具有诗人的敏感，”同为陈梦家朋友的考古学家王世民告诉我。“他总是言由心生，心直口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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