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迟到的讣告

我想过无数个歌颂四月的诗句，

可挑来挑去，

也好不过林徽因的。

而今年的四月，

就连常常敌视我大天朝的《纽约时报》，

都变得一反常规，

刊发了一篇“迟到”了63年的讣闻。

自1851年该报创刊以来，

讣告的部分一直是被白人男性垄断的。

可今年，《纽约时报》为了去弥补，

曾经忽视那些伟大女性的遗憾，

开展了名为“遗漏”的栏目。

希望将注意力拓展到，

那些曾被边缘化的女性身上。

而林徽因在保护中国建筑上做出的成就，

当仁不让地得到了该栏目的首肯。

虽然近年来，

很多人喜欢用歧视的论调去评论名人，

将林徽因包装成一位，

周旋于一群男人中间的文艺绿茶婊，

她的情史被八卦了一遍又一遍。

而梁思成也莫名其妙地各种被“扒”，

甚至还捏造各种证据，

嘲讽他是性无能，

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个人素质有严重欠缺…

但其实，用八卦的方式，

谈论梁思成和林徽因，

是我们最大的无知。

也许看完这篇文章，

你会理解为何这样说。

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

中国许多古老的建筑瑰宝，

因不被保护而化为尘埃。

那时的中国，

古代建筑是被当作普通建筑来对待的，

并非向西方国家那样受到保护和研究，

直到林徽因和梁思成拿起了手中的画纸。

令人遗憾的是，

他们在开始考察记录之前，

许多古代瑰宝已逐渐坍塌。

他们想挽救这些，

已有好几百年历史的建筑，

可是这些建筑通常年久失修，

而且散布在很远的地方。

古代王安石说：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常在于险远，

而人之所罕至焉，

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许多时候，

他们必须途经环境恶劣的农村，

才能到达这些建筑的所在地。

这对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来说，

并非易事：

梁思成年轻时遭遇的一场摩托车事故，

让他后来走路一瘸一拐，

而林徽因长期患有肺结核。

他们住的客栈通常很脏，

到处是虱子，

食物也不干净，

而且常常遭受造反农民、士兵，

还有土匪暴力的威胁。

可为了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数年的光阴里，

一个忍着肺病，一个拖着伤腿，

从北平出发，

一路火车、汽车、自行车，骡子…

就则样奔波于穷乡僻壤与山峦沟壑中，

前后考察了

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

他们依靠简陋的工具、

采用古老的办法，

测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据报道上的记录，

两人最大的收获来自1937年的一次考察，

他们在山西省五台县发现了佛光寺。

梁思成考证了它的年代，

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绘编录。

这座令人惊叹的木制寺庙建于公元857年，

是当时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建筑。

它的发现更打脸了日本学者的断言：

“中国的土地上没有唐朝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当时，为了确定佛光寺的年代，

梁思成和林徽因爬进了，

寺里最令人生畏的地方：

那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和数百万只臭虫，

他们的脚下到处都是尘土，

还充斥着无数死蝙蝠的干尸…

后来梁思成在书中记述了那段经历：

“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

好几个小时的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拍照。

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

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

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

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

可是我们的发现的意外收获，

使得这些日子,

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而那个曾被冰心讽刺为

“我们家太太”的大小姐林徽因，

在当时也像个女汉子似的，

爬上爬下地搞测量。

她坦言：“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

重游不是容易的，

这次图录若不详尽，

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

人们总爱说：林徽因，

不就是那个害得金岳霖，

一辈子不娶的交际花吗？

梁思成，

不就是那个前妻一去世，

就娶了女学生的官二代吗？

名人的段子总是层出不穷，

而深入基层考察古迹建筑一路泥泞这段，

却因没有噱头，很少被那些人提及，

这不公平！

不过也是，

一位过于漂亮、受欢迎的女性，

总会被人低估她的贡献。 

一位才学横溢的，

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士子，

也只能从堡垒的内部去诋毁他。

而他们只是不说话，

因为中国建筑史上那浓墨重彩的一笔，

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二战期间，

他们保护了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

奈良的珍贵文物古建筑。

日本报刊也一再把梁思成和林徽因称为：

“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

可也是那个时候，

林徽因肺病爆发，

卧床不起。

战争仿佛永无尽头，

他们在这里度过了贫病交加的五年。

但在国共内战时期，

他们还为保护解放战争中的古建筑，

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列举，

在战争中避免炮击轰炸的建筑物标志。

这给当时的战争带来了很多影响：

不管两党打得再怎么激烈，

也会去考虑到历史建筑问题。

后人很难想像，

焦土遍地的战乱时期，

恰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智慧喷发的岁月。

建国后，

梁家终于结束九年流亡生涯，

回到北平。

此时的林徽因已无力站着和朋友合影。

在梁思成的建议下，

战后的清华大学开办了建筑系。

而林徽因受周恩来之托，

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为了抓紧新中国的建设，

手术摘去一个肾脏后的林徽因，

在卧病数年后虚弱地站起来，

和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设计小组，

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政权相结合，

画出了国徽的最初原型。

在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过程中，

林徽因以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

唐代风格为蓝本，

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花图案，

融合在8个大花环浮雕中，

与历史浮雕相互照应，

把英雄主题的乐章推向了高潮。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林徽因依然在病榻上运筹帷幄，

为保护北京城古建筑而奔走呼吁，

直至最后与世长辞，

都仍心心念念着建筑。

因为他们都知道：

历史和文明，

总要有物化的东西来承载。

承载千年的古建筑

一旦被毁，即是永恒。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

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

无形中都在诉说，

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

两位先生去世久矣，

可物转星移、沧桑巨变之中，

就连美国的媒体也开始觉醒：

要为人类记住一段历史，

守住一个传奇。

可是，他们做的还是不够厚道，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

摘录了两人很多著作中的观点。

但有段话，

却只字未提。

“我们以前就知道，

美国和多伦多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展出的，

一些来自山西庙宇的壁画，

是从日本文物贩子手里买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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