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武警网，作者：李吟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1921年7月23日晚，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秘密集会。一个火热的盛夏，一个火热的群体，悄然孕育出一个火热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上海石库门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篇章。历史渐行渐远，但穿越时空看点燃“新的革命火种”的13位代表迥异的人生轨迹，给今天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留下很多启示。

一、中共一大代表迥异人生分类

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但两人都因事务繁忙，难以抽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出席中共一大13名代表，年龄最大的代表是何叔衡，时年45岁；最小的是刘仁静，只有19岁；毛泽东居中，正好28岁，是13人的平均数。在13名一大代表中，先后脱党和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1922年，陈公博就声明脱离一切共产党关系，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出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周佛海、包惠僧三人先后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学术界有专家总结出了中共一大代表的五类人生归宿。

毛泽东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王尽美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践约信仰、奋斗终生者

其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王尽美一大后为党的事业辛勤操劳，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年仅27岁，是最早去世的一大代表。也就是说，在一大代表中，矢志不渝奋斗在革命阵营，并在后来迎接新中国成立、真正坚持信仰直到终老逝去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2人。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英勇献身，视死如归者

其中包括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何叔衡是秀才出身的斗士，血洒革命根据地；邓恩铭不幸被捕，两次组织越狱均遭失败，从容赴刑场；陈潭秋新疆就义，誓死不签“脱党声明”。他们虽“血洒疆场志未酬”，没有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李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性格倔强、身离心仪者

其中包括李达和李汉俊。他们都因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先后脱党，但他们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李汉俊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追认为烈士。李达于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见证人，刘少奇做介绍人，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仁静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误入歧途、迷途知返者

其中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他们脱离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然后迷途知返，再度寻找组织，但没能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痛苦与悔恨中终其一生。1987年8月5日，85岁的刘仁静在晨练时不幸罹难车祸，成为最后一位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背信弃义、叛党投敌者

其中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沦为汪伪政权二号、三号汉奸。1938年4月，张国焘利用国共两党一同到黄帝陵祭祖的机会，一头钻进了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只身投靠国民党，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

一位哲人说，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立的位置，而是所选择的人生方向。90多年前，13名代表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原点，但在行进过程中，面对着不同环境的考验，各自从这个原点走向不同的人生方向，甚至成为对立面。

二、中共一大代表迥异人生探因

信仰的坚定程度不同

董必武与参加中共一大的许多早期革命者经历不同：他是一位前清秀才。当时，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两位秀才，另一位是何叔衡。董老在中青年时代，亲身经历了腐败的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割据、蒋介石篡权等时期。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却屡遭失败，正在无望之时，他结识了刚从日本留学回上海的同乡李汉俊。李汉俊介绍了一些宣传共产主义思潮的进步刊物，加之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开始踏上一条光明之路。1975年3月5日，董必武九十岁生日，他带病题写了绝笔诗《九十初度》，“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是这位党内忠厚长者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昭示。

有的中共一大代表在参加一大时还没有完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投机心理。周佛海之所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出于“个人的动机”。他自己就曾大言不惭地说:“当时所谓的个人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在如此投机心理的支配下，他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成为没有固定信仰的“变色龙”，并最终沦为汉奸。

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使你倒下。如果你自己的信念还站立着的话。”这句名言在中共一大代表的信仰选择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理论的认知程度不同

党史界认为，建党前后，李达堪称“非凡的宣传活动家”。在中共一大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期间，他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23年秋，由于在党的有关政策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执，李达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以后的20多年中，李达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思想上一直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一直一如既往、不屈不挠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考虑到李达安全，便用暗语致电：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显然，“本公司”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仍旧把李达当成“发起人之一”。

刘仁静当时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有“小马克思”之称。他还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火烧赵家楼的大功臣。然而，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后，思想上发生了蜕变，开始赞同托洛茨基。1929年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并正式成为托氏的忠实信徒。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自命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刘仁静从“小马克思”转身成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理论上不清醒，致使他的人生一波三折。

气节的坚守程度不同

毛泽东曾评价何叔衡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与谢觉哉话别时说：“我的一切你放心，从我投身革命之日起，就把一切交给了党，我随时准备为苏维埃流尽最后的一滴血！”1935年2月，他和瞿秋白、邓子恢从瑞金向闽西转移，不慎被国民党保安团发现包围，在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搏斗后，59岁的何叔衡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的铮铮誓言。

有的中共一大代表或为名利所趋、或为权势所惑、或为生计所迫，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成了“软骨头”。周佛海与杨淑慧结婚后，生活相当清苦。他后来这样记述在京都帝大毕业前的心情：“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还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

回顾中共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可以看出，革命犹如大浪淘沙，在一浪又一浪的革命洪流中，能磨炼和汇聚民族精英，亦能分离和剔除社会糟粕。

三、中共一大代表迥异人生启示

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

理想信念，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13名一大代表在最初的起点上，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然而，在行进的过程中，为什么有的掉队了，有的掉头了？为什么美好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并不全然是美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坚守程度不同。毛泽东、董必武等人，正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成就了伟大而光荣的一生。正如习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始终都矢志不移、执著追求。”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充满对党和人民的大忠大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对一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进行尖锐批评，要求在各种风浪考验面前坚如磐石。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尤其要真正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言论和思潮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

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担当一切

担当大小，体现着共产党人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13名中共一大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很多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如果不投身革命，他们应该可以谋个一官半职，过上平稳安逸的生活。但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他们把个体生命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勇敢地担当起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成就了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习主席鲜明指出：“现在强军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要挑起这副担子，必须敢于担当，这既是党和人民的期望，也是当代革命军人应有的政治品格。”我们要自觉把实现强军目标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牢牢把握实现强军目标的实践要求，增强贯彻落实强军目标的实际能力，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勇敢地承担起这一神圣使命。

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坚持党性锤炼中健康成长

党性是共产党人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中共一大代表有一半以上的人脱党或叛党，除特殊革命环境的影响外，放松个人要求、党性锻炼懈怠是重要原因。李达和李汉俊先后因为和陈独秀的意见不合而脱党。这一方面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有什么样的心胸、意志和修养。陈独秀、李达和李汉俊等人个性倔强、感情用事、固执己见，不能接受不同意见，不善于处理党内矛盾，势必给党的事业和个人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党员的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和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只有经过长期的党性教育、自觉的党性修养、严格的党性锻炼才能形成。习主席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锤炼党性指明了方向，更要求我们在对党的态度上要用党性管住个性，个性必须服从党性。

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要始终立足于人生的道德高地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共产党人要立足于道德高地，最低要求是不能触碰道德底线。纵观中共一大代表中的政治变节者，往往都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对张国焘有如下评价：“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当前，道德底线失守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主要症候之一。官员腐败问题，就是对道德底线的失守。有的甚至为贪婪金钱美色，不惜出卖人格、出卖情报、出卖国家利益。

对共产党人来说，不触碰底线只是最低要求，远非最高标准。广大党员、干部更应让自己德可为师、行可为范，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回眸中共一大代表不同的人生轨迹，印证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作为武警官兵，要积极从中共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中汲取政治营养，升华精神追求，自觉把个体生命与党的命运联系起来，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强军兴军伟大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加国头条 属于信息发布平台，加国头条 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