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10日，被视为“国资流失第一案”的顾雏军案重申定案，对顾原有三项罪名指控三去其二，这一“半平反”式的摘帽动作，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瞬间引发各方关注。

3月底，在中国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上，中国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公开表示，“第四批混改试点名单很快要公布”。而截至目前，已有三批共 50 家国企混改试点企业，其中包括 21 家地方国有企业。即将揭开面纱的第四批混改试点名单数量将超过 100 家。

众所周知，作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全面改革文件中一大亮点和招牌项目，国企混改一度被中国朝野上下寄予厚望。然而，在过去近六年间，除了2014年9月的中石化混改以及2017年的中国联通混改上马落地之外，其他国企混改还都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漫长试点状态中。

这一缓慢进程就连中共体制内官员也不再避讳公开谈论。

“不要把改革搞成审批制”

2018年6月，在中国上海举行的陆家嘴论坛峰会上，中财办前副主任杨伟民发出批评称，“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拖了后腿”，“前两年处置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国货币池子里面水很多，僵尸企业占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如果不清理死窟窿就没有水支撑新的经济活动”。

杨伟民特别提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改革项目——国企混改，“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高度，对改革方向十分明确的改革没有必要搞试点，也没有必要审批以后再改革，不要把改革搞成审批制”。

杨伟民所说“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高度”，当然是有根据的。就在杨伟民上海讲话的前几天，2018年6月13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山东烟台视察国企并公开讲话称，“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

在习近平看来，搞好中国国企就要靠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就是“现代企业”制度。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决策国企混改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引入民资战略投资者，使民企直接参与国企运营与管理决策，从而将中国国企打造成现代化公司制企业。 既然在中国国企混改问题上，中国朝野早已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那为什么国企混改试点仍“试试不休”，罕有上马落地呢？

对这一进展缓慢，用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的话来说，中国国企混改进展缓慢，国企害怕“国有资产流失”，民企担心“羊入虎口”。同样，严彬也是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上做此公开表示的。

中国国企与民企各有顾虑

严彬进一步称，“混合所有制要自上而下形成共识，才能快速推动。在我的一些接触中，感觉很多国资委的领导、国企的负责人，对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很清醒的认识，也非常支持、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项目，但是层层落实下去，很多关键岗位的执行人员，还有顾虑，还用原来国企管理的思维和模式去推进，使进展不够快，效果不够好”。

中国国企领导人以及各级政府中的国资管理者的担心很容易理解，那就是他们不希望因为卖力推进混改而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政治大帽子。

而中国民企方面则是担心混改后占股比例多少，能不能“同股同权”，有无机会与管道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

有民营企业家就国企混改发问称，“国家对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决心有多大？除了涉及国计民生安全的领域，对民企开放的幅度有多大？在混合所有制项目上，民企参股的比例有多大，对实际运营管理的参与度有多大？”

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国企改革最终是要将国企改革成“现代企业”。外界所期望的中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停留在股权结构上的“一混了之”，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司治理的现代化，真正深化改革，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活力、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针对各方忧虑，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表示，实现混改以后“如果依旧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政企不分，重大决策通过非正式渠道完成，用以规模为导向的指标进行业绩考核，直接管理高管人员的薪酬，各种审批、检查、报表、会议几乎都等同于国有独资企业”，那么国企混改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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