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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侯昔也治当涂，作学以遗当涂民。谣言散落在樵牧，事迹收拾归瑶珉。”虽然在武汉解封之后，中国多个地方如黑龙江、吉林以及北京先后发生本土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反弹并得以快速控制，但是无可否认，努力恢复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并做到防疫常态化，仍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7月1日的中国国务院常委会议上，李克强批评地方政府部门拖欠中小企业帐款，实在不应该。“我看到许多材料反映，拖欠中小企业应收账款成为一大顽疾，‘货卖出去、钱收不回来’已经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如果延续下去，会大大打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信心。”

对于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李克强曾多次在国务院相关会议上有所提及。为此，外界认为，在中南海高层的经济主张中，李克强倾向于市场经济起主导作用，和多次强调国有企业作业并重视政府扶贫工程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经济观点不同。所以，李克强此番讲话再一次被大陆境外媒体解读为“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原指1916年至1917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共十八大之后，被西方媒体演绎为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在中国经济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亦有文章将之称为习李相争。

两会之后的习李“不同调”猜想

其实在2020年中国全会两会之前，就已经掀起一股“府院之争”舆论场。当时李克强在两会闭幕后会见媒体时提及的“6亿人口每月收入1000元”引发的舆论震惊、6月初赴山东考察谈及“地摊经济”引发官媒“大战”，以及他与习近平离京考察目标不同，让久未出现的“府院之争”说再次被翻出并遭遇各种演绎。

新华社从6月4日开始刊载的“成都地摊经济观察系列”加深了民众“官方认证”的印象。但从6月6日开始，北京、深圳等中国几个一线大城市的地方官媒纷纷对地摊经济“泼凉水”。《北京日报》直接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央视、《人民日报》等央媒亦加入论战。央视财经6月8日的评论文章更是把“不适合地摊经济”的范围从北京扩展到了“一线城市”。

多家官方媒体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的表现，让一些西方媒体朝向“红墙秘辛”方向推测，“府院之争”再次出现。如此氛围之下，李克强“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的说法，原本被点赞为大实话，道出了“中国扶贫压力重重”这个现实，后续舆论却跑偏并解读为李克强是在唱衰习近平领导的扶贫计划。

6月1日至2日，李克强在中国东部的经济和人口大省山东考察，关注点多是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这样的小微企业，谈及的也多和就业相关。和李克强不同，一周之后的6月8日至10日，习近平考察位于中国西部的不发达地区宁夏，主要目的在于督促扶贫。习李关注点的不同，似乎也成为外界建构“府院之争”论调的辅助证据。

事实上，地摊经济的再启用，只是疫情后期中国政府努力推动复工复产进程中的一项过渡期性民生政策，并非长期经济政策，一直专注于如何走过经济困境的中共高层对此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从北京中旬开始二次爆发本土疫情后，“地摊经济”话题匀速转冷也可以得到印证。

梳理李克强讲话也可以发现，他对地摊经济的肯定着力于其对就业问题的促进和底层民生的改善，从未坚持全国推广。《北京日报》等“反对”言论，也只是坚持各地方“从自身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跟风”，并非全盘否定。由此引出习李相争之说实在牵强。

习李离京考察“不同调”的说法更是浮于表面。因为就业和扶贫原本也就是互为因果的政经话题，西方媒体眼中的“不同”，不过是习李的各司其职。同理，“6亿人口每月收入1000元”的讲话，只是凸显了扶贫的难度和重要性，硬演绎为唱衰扶贫太过荒唐。这一点，在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最终版中，多处新增“扶贫”措施的文字可以得到印证。

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其他中南海高层近期亦多次到地方进行实地查访，如副总理韩正5月30日到6月2日考察海南和湖南、人大委员长栗战书6月3日至6日考察江苏、副总理胡春华6月7日参观陕西梁家河……他们关注点虽各有侧重，却并未脱离经济、就业、扶贫，目标指向均为中共高层不断强调的六保、六稳这个“中心”。

从未断绝的“府院之争”误读

从未跳出“政治斗争”窠臼的西方媒体，往往将这种中共高层的这种分工以及中南海权力架构的变动，统统赋予“权斗”色彩。所谓的“习李不同调”、“府院之争”之说在西方媒体报道中已经多次出现。

2014年年底就有传闻称李克强身体欠佳，且因为内政外交事务繁忙导致病情加重，或不到中共十九大就要提前卸任。

2016年7月4日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称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并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会议现场李克强也作出批示：国有企业要积极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遵循市场规律，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淘汰过剩落后产能，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李讲话经过西方媒体刻意的区别对比后，很快被解读为高层对于国企改革方向的观点差异，引爆“府院之争”的讨论。

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李克强继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打破了此前所谓“提前退场”之说，但“府院之争”说并未停止。

2018年5月29日，在中国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就关键核心技术自主表态，连说三个“逼人”，“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同一场合，李克强讲话称“首先要加强基础研究。没有雄厚的基础研究，融通发展就没有根基。”对此，西方媒体解读为，习近平要在中国推行“科技大跃进”，而李克强讲话是对此泼冷水。

诸如此类，只要习李讲话可以找出不同之处，或者只要中国官方媒体出现观点不同的政策争论，西方媒体会立刻将之演绎为中共高层分歧或者“府院之争”。

党政权力重构是主因

为什么外界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于中共高层始终会有这样的想象？首先是中共对于敏感信息管控带来的密室政治特征给外界带来的神秘感；其次是中共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充满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给外界留下的记忆烙印。第三是中共十八大后，“斗争”经常出现在中共的官方语言中，尤其是在习近平见诸大大小小的场合和各种讲话中，“斗争”一词经常出现。

2019年9月3日的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首次系统性全面阐述自己的“斗争”观，要求尚未“经历过风雨”的中共年轻官员们：“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并用此前只用来要求军队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来激励他们要有军人般的“斗争”觉悟。

对于这篇讲话，不仅是对中共既往“斗争史”特别敏感的自由派学者联想到了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也有观点联想到了政党权斗。不过，通读几篇习近平涉及“斗争”的讲话稿可以发现，无论是对省部级官员警示“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风险，还是对中青年干部强调斗争艺术，习的“斗争”对象是指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挑战，提醒中共官员应该积极应对，不要妥协回避，并非是要重演革命年代敌我矛盾你死我活斗争的历史。

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共十八大后的党政权力重构。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的中共第五代领导班子出现于全球媒体面前。不同于传统的“总书记负责政治、总理主管经济”的分工方式，习近平上台后很快向外界表明自己对中国经济发展决策权的掌控。

2014年6月1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召开了小组会议。李克强和当时的副总理张高丽分别以副组长和成员身份参加。这是1980年该小组成立以来，官媒首次对该小组会议进行详实报道并公开组长、副组长、成员名单。

在此之前，因为中国国务院负责具体的经济工作，财经领导小组“隐居幕后”少有人知。只有《人民日报》在1999年1月14日曾在《1998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回眸》的述评中，提及江泽民1996年8月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其他成员未作报道。

所以，新华社的高调报道是中共中央拿过经济领导加强的一个信号，也是西方媒体“府院之争”、“李克强经济大管家角色被削弱”之说出现的源头之一。

“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有多重风险，关键在于新常态下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间找到平衡点……既要谋势，又要做活”。2015年中国两会闭幕当天，李克强对面中外记者的讲话为后来的中共权力重构埋下了伏笔。现在回看，无论是2016年的国企改革讲话、2018年的科技创新大会，所谓习李“分歧”均是“谋势”和“做活”的一种投射，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权力重构后的一种新的逻辑展现。

这里的重构带有鲜明问题导向。中共十八大之前的“胡温十年”（胡锦涛为中共总书记、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的十年），诸如各种弊病如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等亟需拨乱反正。作为一名政治强人，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以及军事和改革等各方面统领整个政治局，重新树立毛邓（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核心体制。当“核心”说在中共政坛确立，所谓“习李相争”等猜测其实已经失去了逻辑基础——国务院也是为中共中央服务，并非对等，何谈相争？

2018年3月22日公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诞生记》，开篇一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根本保证和首要任务”，点出了此次改革的核心目标，即党（中共）中央负责决策，国务院负责执行，新的党政关系开始清晰。

方案中由小组升格为委员会的中共五大决策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审计委员会，李克强均在习近平之后位列第一副组长。加之2013年11月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8年3月成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中，李克强同样身兼副主席或副主任。至此，这位西方眼中的“弱势总理”作为强有力的执行者。

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用权斗的视角观察中共、演绎各种“府院之争”的旧习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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