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国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114,403万+37,787万-23,429万-760万=128,001万人，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38,271万人少了1亿人口】

从历史看人口数据的神圣性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因此获得准确的人口数据是治国者的首宗大事。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掌登万民之数”，在每年孟冬之月祀司民星，“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也就是说，小司寇准确地统计人口数据，神圣地进献给国王，王行拜礼而后接受，据以计划国家开支的增减。可见，人口数据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

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秦国的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荀子也认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

但是由于人口数据与各种利益捆绑，人口统计造假自古就存在。商鞅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元朝初年，进行了严格的人口统计，“不实者罪之”。但是忽必烈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较全面的人口统计了，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赴各地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但到明朝中期，人口和耕地“无一实数”，“天下额田已减强半”，不少地方“民间口之籍者，十漏六七”。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将圮而未圮”。张居正重新丈量耕地，发现过去的隐田率高达40%。

雍正年间取消人头税，才获得了准确的人口数；但是由于强化了耕地与税赋的联系，又导致了耕地隐报20%。人口从1734年的9,000多万（16-60岁男丁2,735万）增至1741年的1,4341万人，说明1734年人口隐报率极高。

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尤其是计生部门通过虚报人数继续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