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天津利用其港口优势重点发展了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产业。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在环保上频出“重拳”，钢铁、石化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受到明显冲击，反而拖累了天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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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旬，距离天津市中心45公里的南港工业区，风摇衰草，残雪渐消，宽阔的公路上鲜有人迹，偶尔驶过的物流车轧出一路泥泞。这个以石化产业为核心的工业区，2009年开建之初承载着天津经济跨越发展的希望，被当地定位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

“曾经辉煌过。”首批入驻园区的一家化工厂负责人指着办公楼大厅陈列的昔日照片感慨地说。这家工厂去年在多重因素重压下不得不停产。而原计划于明年投产的工业区核心工程中俄炼化项目至今尚未动工，320万平方米的土地仍是一片荒芜。

南港工业区的困境多少折射出当下天津的转型之痛——产业结构偏重，高度倚赖的钢铁、石化等传统工业正在式微；以机器人(18.600, -0.19, -1.01%)、高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远未到可以取代旧动能的地步；民营经济发展不足，服务业发展缓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津似乎正在成为下一个东北。

2017年，天津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3.6%，较上年大幅下降5.5个百分点，创28年新低，仅高于1989年的1.1%。近20年来，天津经济增速长期领跑全国。2010年，天津GDP增速达到17.4%，位居全国第一，此后又连续三年问鼎榜首。

“一般而言，除了重大的经济恶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速不应该下降的这么厉害，因为整个国家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但天津的GDP增速却下滑了接近三分之二，这的确值得关注。” 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表示。

3.6%的增速的确不合时宜。在全球经济复苏带动外需回升，国内供给侧改革推动企业利润反弹的大背景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较上年加快了0.2个百分点至6.9%，实现了7年来首次提速。和天津同为直辖市的北京、上海、重庆分别录得6.7%、6.9%和9.3%的经济增长；甚至辽宁和黑龙江的经济增速都出现反弹，分别达到了4.2%和6.4%。

“产业结构依赖重化工业是天津经济下滑的关键，尤其是在中国制造业增速回落和环保限产加强的整体背景下，给这一地区经济带来了很大困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表示。“相比之下，东部沿海地区和北京等结构调整较早、新动能培育较好的地区取得了不错的表现。”

多年来，天津利用其港口优势重点发展了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产业。2016年，天津工业增加值超过上海，成为当年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在环保上频出“重拳”，钢铁、石化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受到明显冲击，反而拖累了天津的增长。

环保限产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017年3月，环保部下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重点城市加大钢铁企业限产力度，其中很多内容直指天津。例如，要求天津在当年6月底前完成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7月底前天津港(10.450, 0.12, 1.16%)不再接收柴油货车运输的集港煤炭，9月底前对所有钢铁、燃煤锅炉排放物限值。9月，环保部、发改委、工信部等多部委又会同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求天津对钢铁、铸造、建材、焦化等重点行业实施错峰生产，钢铁产能限产50%。

天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天津钢材产量4374万吨，比上年下降了50%，8-12月，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连续负增长，全年仅增长2.3%，较上年下滑6.1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为环保限产“重灾区”的河北省，去年GDP增速仅回落0.1个百分点至6.7%，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4%，较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

数据“挤水分”被认为是辽宁省经济增速断崖式下跌的原因之一。因此，今年1月天津滨海新区调整GDP统计口径时曾引发极大关注。天津市统计局则表示，由注册统计口径调整为在地统计口径后，尽管2016年滨海新区GDP由原来的10002.31亿元下降为6654亿元，但因为在计算全市GDP数据时滨海新区与其他区县交叉重复统计的部分已被剔除，所以此次调整对全市GDP数据没有影响。多位天津经济学者均拒绝对当地经济下滑和GDP调整发表意见。

事实上，天津经济放缓早有“苗头”。随着中国经济动能的切换，曾经的工业领跑者都在逐渐走向没落。最早出现断崖式下跌的东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吉林长春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诞生地，辽宁是钢铁大省，而黑龙江工业占GDP的比重一度居全国第一。

2014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的拖累下，全年GDP增速创24年最低。当年，天津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上年回落2.9个百分点，水泥产量下跌1%，粗钢产量下降0.5%，汽车产量下降8%，GDP增速从上年全国第一的位置跌出前三名。

一年后，天津港的一场重大爆炸事故引起了人们对安全生产的关注，天津市不再新批和新建化工企业。而原本计划于2019年投产的中俄炼化项目不知何故至今也未能开工，该项目于2010年落户南港工业区，由中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合作建设，炼油能力达每年1300万吨，如果建成将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炼厂。上述南港工业区的企业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该工业区本是以中俄炼化项目为核心建设，现在缺乏大项目的依托，石化下游产品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工业连年不景气，服务业增速也在逆势放缓。2017年天津市第三产业同比增长6%，较上年大幅下跌4个百分点，在已公布数据的29个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三（截至1月31日，西藏和内蒙古尚未公布），仅高于辽宁（5.0%）和吉林（2.3%）。

2006年3月，天津滨海新区获国务院批准成为继上海浦东之后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时获得多项扶持政策，包括设立东疆保税港区、进行金融改革试点等等。随后，北方经济中心、北方国际(16.500, -0.06, -0.36%)航运中心等称号接踵而来。但十年过去，除了渤海银行，天津似乎拿不出第二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机构。从代表地区经济的上市公司来看，在沪深两市挂牌的天津A股上市公司共有49家，其所属行业多为工业、能源、交通、房地产，没有一家是金融企业。

位于滨海新区的于家堡金融区尽管楼宇林立，但是入驻企业稀松，大量楼宇闲置。于家堡金融区开建之初欲打造成全球最大的金融区，其定位是“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去年1月，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服务及投资公司世邦魏理仕发布报告称，受滨海新区写字楼新增供应入市的影响，天津写字楼整体空置率将超过30%的警戒线。

1月26日下午3点左右于家堡高铁站乘客不过十人，下午4时回京高峰期也只有百人。一名执勤人员告诉记者，“这已经算是多的了，平时就我们两个人，说出来你都不信。”据当地媒体去年6月报道，于家堡站实际运行的日均客流在5000-7000人次，与2015年建成之初预测的日均50万-60万的客流量相去甚远。

陈及认为，天津投资放缓固然与国家整个大环境有关，比如投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银行信贷不断收紧、地方政府严控债务等，但是，天津下滑速度之猛确实与其之前增长过快有关。“过去几年天津的超常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透支了未来的增长潜力，从而导致投资需求持续回落。”他说。

在企业家看来，天津土地成本越来越高，人工成本越来越贵，特别是天津转型需要引进高端人才，然而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和“邻居”北京相比明显处于下风。

此外，东北广为人诟病的民营经济活力不足，在天津也有所体现。目前天津的49家A股上市公司中，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为28家，占比高达57%，不仅高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东北地区的40%。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也坦陈，天津市民营经济规模偏小、活力不足，影响了全市经济结构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社会财富增加和群众收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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