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政局日前公布一组数字：2017年上半年中国全国有558万对夫妇结为连理；与之相对的是185万对离婚夫妇。而离婚率最高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而另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出轨导致离婚的人数和比例逐年上升，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离婚的占比高达50.16%。最让人震惊的是，女性出轨率最高的职业竟是“全职妈妈”，占18.9%，成为女性出轨职业榜的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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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结婚率在下降，而离婚率上升

在中国传统的惯常想象中，全职妈妈往往意味着“贤妻良母”，她们又何以成为出轨率最高的群体？

全职妈妈又称家庭主妇，顾名思义，家庭是主妇们的服务对象，不仅要做家务，还要服务父母、丈夫和小孩。。很多主妇在总结她们的生活时，提到的关键词就是忙和累。很多人陷入了“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的不幸当中。

但即便如此辛劳，家庭主妇却最不容易受认同。在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维下，女主内成为女性的一种义务和职责，又因为主妇没有经济来源，使得家庭主妇成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业。

除了工作辛劳，付出不被认同、被视为理所当然之外，家庭主妇还要面临与丈夫关系的疏离。“结婚换来了稳定，但是失去了激情。婚后三年，老公就把老婆当成冰箱了，不管什么时候，打开门就有食物。坏了会很不方便，但是他也不会去保养。”这是日本连续剧《昼颜》的一句对白，也是一对老夫老妻生活的真实写照。男人们忙于工作，他们对妻子的要求是“有求必应”，但对于妻子的艰辛和困惑，却一无所知。因此主妇常常会滋生没人理解、无处倾诉的孤独感，她们会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也轻易对婚姻产生疲惫感。

很多人对于出轨的主妇只是持伦理批判态度，这固然情有可原，但可能也蒙蔽了对这一社会问题根源的反思。女性学者朱雪琴如是指出，主妇出轨的背后是女性的贫困。这里的贫困，不仅仅是指女性经济能力上的贫困，更是一种权利贫困。

“女性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的匮乏，社会地位的丧失、有限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发展机会的欠缺，亦是非常具体和现实的‘贫困’。其中，多样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社会交际的减少，包括发展情欲的能力和机会的匮乏等，都是女性贫困的具体方面。这些贫困，严重束缚着女性开发和创造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在遭遇变故时，很难有兜转运作的空间。”

很显然，从伦理的角度看，这个论断可能令很多人感到不快。但如果不想任事态往这个方向发展，或者就得认真思量主妇的权利问题：社会给予家庭主妇的权利保护是否到位？她们在家庭的经济地位中处于弱势，如果有离婚风险，她们的经济权利如何保障？如何更好得满足妻子的情感需求？如何力所能及地为妻子分担家务？如何协助妻子培养她的兴趣爱好？

而作为主妇本身，也应该明白，权利的索取不意味着权利的无度，权利和义务本是一体的。如果成为主妇是自己的选择，那么就不要陷入无止境的消极抵抗中，并将一切责任推卸到男人身上。试着给自己一些腾挪转移的空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拓展自己的人际，多与丈夫沟通，多与丈夫尝试新鲜的事情。让主妇走出权利贫困，并拥有更大的舞台和精神空间，固然需要社会、需要丈夫的协作，也不要忘了主妇的自我努力。

毕竟无论如何，婚内出轨都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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